原标题：福岛核灾十周年|从核污水入海到市民自救，灾难从未远去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突发9.0级的地震，同时引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啸。海啸冲毁了位于福岛县双叶郡大熊町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防洪堤，三座核反应堆的核心熔毁。直到今日，其所释放出的辐射和无法清理的核废料仍是一个定时炸弹，将阴霾笼罩着整个日本。近日，日本院子里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内部发现了新的污染场所，严重程度远超预期，原本的废炉拆除计划需要重新考虑，另外核反应堆压力容器排出的部分气体发生了倒流，有可能再次引发爆炸。
十年后的今天，在福岛核灾爆发后几个月申奥成功的，以“复兴”为名意图以一场盛世改写“人祸”的2020东京东京奥运会，再次蒙上了疫情的阴影。反核运动也不断发起对东京奥运会的抵制。日本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出围绕着核工业的利益集团，反核运动在日本民众间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却在安倍晋三上台后遭遇主流媒体的一再打压和封禁。
今天，“核灾”留下的不该只是日本民族悲怆历史的一个篇章，也必须不断引发诘问——人类真的需要核能源吗？核污染绝非仅仅关乎一时一地的民众，核辐射的污水为全球海洋环境所共享，影响到全球鱼类迁徙、远洋渔业、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等方方面面，其危害将会波及几代人。
在很精彩很烧脑的科幻电视剧《DARK》里，被称为是“上帝粒子”的放射性物质在核电厂里被偶然发现，从而使时间旅行成为可能，时空成为一个以33年为周期的循环往复的悲剧。之所以是悲剧是因为在每个时空里的结局都一样，辐射物质大爆发，吞噬了一切——这里可没有剧透哦。
2011年3月24日，爆炸后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4号机组航拍图。
科幻离现实的距离有多远？核能利用和科学幻想又有多远？我们痴想着人定胜天的童话，无视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失败。十年前，2011年3月11日，在离我们不远的日本东北部，遭遇了其有现代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地震；而这场里氏9.0级的地震同时引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啸。当时在场的人们只是错愕地看着海上陡然增高的巨浪，问：“那面黑色的墙是什么？”位于福岛县双叶郡大熊町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因高至15米的海啸来袭，防洪堤被冲毁，电力、紧急备用发电系统和冷却系统均告失效。此后发生的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块又一块，无可挽回地倒下了，直至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核心熔毁。在发生堆芯熔毁的三座核反应堆中还有因为辐射高得离谱而未能取出的燃料棒，在十年后的今天，它们依然在散发能量，散发辐射。时光倒流三十五年前，另一场灾难的名字世人皆知，它叫切尔诺贝利。
一：黑暗之心——熔毁的炉芯
爆炸后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机组
放射性物质能否成为时光旅行的媒介尚不可知，对人体的直接伤害则是不容置疑的。其可怕之处在于，我们对如何与之共存知之甚少，只能靠时间来掩埋一切。开创放射性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居里夫人在1934年去世，就连她自己在当时虽然患上多种慢性疾病，也还不知道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有这么大的危害。她的论文手稿、在实验室使用的笔记本直到今日还具有放射性，参阅者必须全副武装才能看。她发现的放射性元素镭的半衰期是1600年，所以要再等1500年，这些笔记本和手稿的放射性才会减半。
“生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核电厂，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六个堆芯机组；事故后，它则成了一个定时炸弹。要拆除这个炸弹，就必须清除里面的核燃料、核废料及日以继夜不断生成的辐射物。这个任务被证明是超乎想象的困难。
核废料清理的最终目标是冷却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清除这三个反应堆内部在事故发生时所含有的铀和钚燃料。日本经济产业省和东电2019年2月25日在东京举行联合记者会，介绍福岛第一核电站六个反应堆的报废工作现状。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堆负责人小野明介绍，1至4号反应堆全都处于低温停止状态，5号、6号机组由于备用电源未被摧毁，受损较小，已于2014年1月报废处理（东电原本不想报废5号和6号机组的，是在2013年首相提出后，经过“内部认真研究”才不情不愿地决定报废）。事故发生时没有运转的4号反应堆乏燃料池中的1535根燃料棒已于2014年底全部取出。
就是说，4至6号机组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可是，发生堆芯熔化的1至3号反应堆乏燃料（即使用过的燃料棒）池中还保存着1600多根燃料棒。这些废弃燃料棒被存储在反应堆的冷却池中。乏燃料棒会释放出很强的辐射，若不持续进行冷却，会因高温而发生熔融。2019年4月，东电晚于计划四年，终于开始转移3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乏燃料棒。由于内部核辐射太高，只能通过远程操作机器人慢慢转移。2021年2月28日东电完成了3号机组566根乏燃料棒的转移工作，但1号及2号机组共计1007根乏燃料棒的取出工作一再因种种困难而延期，至今尚未着手。
取出乏燃料棒的作业非常困难，然而更大的挑战是清除熔毁事故发生时反应堆堆芯正在使用的燃料。根据国际废堆研究开发机构（IRID）的研究，共有257吨的核燃料发生堆芯熔毁，熔毁后的燃料棒和压力容器内的其他金属物质混合起来，总重达到880吨，比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电反应堆局部熔融后取出的残渣多将近6倍。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这些极高辐射的熔化核残渣的情况和准确位置。按照计划，这些容器将被完全密封，注满水，然后使用机器人来查找并清除熔化的燃料碎片。但受到污染的瓦砾废墟、致命的辐射水平和辐射泄漏的风险，使这一任务比蜗牛速度更慢地展开。
在种种不确定性、拖延搪塞面前，恬不知耻的东京电力公司在2019年还夸口说，在350万平方米的厂区里，只要穿上一件标准的连体衣，戴上一次性面罩，就可以进入96%的区域。其余的4%高辐射区，指的就是三个被毁的反应堆。然而即使在辐射量最小的3号反应堆，就算装备齐全也不能在里面待超过十分钟。因此所有的希望被寄予在机器人身上。
2017年7月21日（具体拍摄时间不详），机器人拍摄到的水下视频画面显示，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受损严重，但熔落的核燃料并未被发现。东京电力公司日前召开记者会，公布了首次使用水下机器人拍摄到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内的具体状况。
但在这部科幻片里，辐射太高，连机器人也罢工。自动机器人要么自动关闭，要么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变形的障碍物卡住。机器人还必须足够灵活，以避免干扰到易挥发的熔化燃料棒。东电的高级顾问莱克·巴雷特（Lake Barrett）说，“这相当于把人送上月球。”巴雷特曾在美国能源部民用放射性废物管理办公室担任代理主任，还负责过三哩岛核事故的清理工作。他所说的“这”，指的就是研发机器人来进行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报废工作。在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人工智能似乎可以随时取代人力，然而面对像福岛这样的核灾难局面，人类几乎束手无策。在这副棋盘上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装扮成有进步。赌注却是全球的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存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二：辐射污水全球共享
我认识的一个香港朋友说，3·11发生时他还在读小学，当他的父母得知日本沿海的核电厂发生了事故，也不管学校了，立马把他和兄弟一起送到西班牙的爷爷家里住了近五个月。他父母并非杞人忧天，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空气里的辐射物质或许吹不到香港，来自日本受辐射污染地区的食品在当时也被禁止进口了；但是，放射性废水的处理在当时是个问题，即使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困难重重，专家们在如何处理核废物的问题上也一筹莫展。2011年4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不久，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家、事故的负责方东京电力公司便将核电站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内的低放射性污水直接排入海中。东电的解释是，由于来不及设置储备高放射性污水的临时水罐，只能先把废弃物处理设施内存储的1.15万吨低放射性污水排入海中，为高放射性积水腾出存放空间。然而这些所谓低放射性污水的放射性浓度依然超过法定标准的100倍！在广袤的海洋里，放射性物质无视国境线，栖息其中的海洋生物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Geomar Helmholtz-Zentrum在2012年对福岛核污染在海洋中的扩散情形计算建模。这是核事故发生16个月后，单单从福岛核事故泄漏到海洋中的污水所造成的污染模型。从蓝色到黄色，辐射值从低到高。
这个饱受非议的排入大海的构想是，将污水经过两次处理，除了氚（氢的放射性同位素）以外，其它放射性核素浓度可降低到“符合标准”；排放前将与大量未污染的水混合稀释，将氚浓度降到每升1500贝克勒尔。但稀释的结果是，要排放的水量也大大增加，估计总重将达近7亿吨。因此排放的时间也拉长至大约30年。东电不太喜欢“核污水”这个词，他们把经过“净化”的水称为“处理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指责这个说法其实会给不明就里的公众造成污水很干净、只有氚的错误印象，实则不然，“即使经过处理，污水中也不可能只含有氚，里面还有例如碘-129、锶-90、钌-106等放射性元素，其中一些是最严重的放射性核素，浓度过高的话可能危及生命”（绿色和平德国办公室核问题专家肖恩·伯尼）。而且，“处理水”的水质问题也值得商榷，据日本共同社2020年2月18日报道，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的储罐中相继发现不明沉淀物。东电公司2019年8至9月向一个再利用储罐中投放水下机器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其底部被与污水储罐相同的沉淀物覆盖。后来又在非再利用的一个普通储罐中也发现了沉淀物。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储罐。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孩子，把玩具弄坏了，然后表达反正我无能为力，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的心态。
这种在眼前看来又快又便宜、不管不顾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处理方式，正是眼光狭隘、自私贪婪的资本主义最擅长做的选择。日本市民团体“原子力市民委员会”座长代理、国际环保组织FoE Japan事务局长满田夏花女士近年来在福岛见证了许多渔民生活的变化，她对《澎湃新闻》的记者坦言：“福岛渔民在核事故发生后一直拼命努力恢复渔业发展。然而，政府和东电却一再尝试说服他们接受核污水入海的方案，丝毫不在乎渔民反对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辐射污水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什么影响呢？
2020年8月，美国《科学》杂志发文称，福岛核污水中含有多种放射性成分，其中的氚，难以被清除，含量非常高。另外一种同位素碳14，很容易被海洋生物吸收，碳14在鱼体内的生理浓度可达到氚的5万倍。这些放射性物质对人类同样具有潜在的毒性。而且，碳14的半衰期长达5370年。《科学》杂志同时指出，核污水一旦排放入海，将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放射性物质还可能会扩散到整个太平洋海域甚至全球海洋环境。
又或许，不是他人父母太过担心，而是我们担心得还不够。即使在核电厂正常运转时，每分钟也会有数十吨的大量废热水被排进海洋，极高的温度使海水升温，二氧化碳被释放出来。工人穿过的防护衣用水清洗后，和其它废水一样入海。废水入海口的放射线值高得离谱，渔民却一无所知在那里养鱼。
除了核污水、核电厂里的乏燃料棒、熔毁的堆芯，还有受核辐射污染的土壤，瓦砾；还有无数被迫背井离乡、有家不能回的福岛人；还有他们身后被遗弃只能自生自灭的牲畜；还有一直以来在正常运作的核电厂以及在灾后应急处理的时候被非人对待的核电员工；还有很多的还有。
面对这个烂摊子，2011年底日本内阁却成立申奥委员会，全力以赴为东京争取2020年的奥运会主办权，美其名曰“复兴”。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的结果是，由于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东京奥运会只得被推迟至2021年，至于今年夏天能否成功举办，只能问天打卦。而真正的“复兴”重建工作进展缓慢。2011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主管灾后重建及核事故处理工作的临时机构——复兴厅，并将灾后重建期限设为10年。2020年3月2日，日本农林水产部公布了地震灾区的重建情况，截至1月底，大部分灾区的重建工程已基本完成，但福岛县的重建率仍旧只有71%。于是复兴厅的功能设置被延长到2031年3月。
三：市民自救
面对政府的回避、遮丑与不力，市民社会开展种种自救行动。日本政府在2011年3月17日擅自将蔬果肉奶等食品的可接受辐射量大幅提高至500贝克勒尔/公斤，在公众反对声中，2012年4月1日把标准改为100贝克勒尔/公斤。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直接体现在日本国内消费者对来自受灾地区的农产品的拒绝。福岛果农的农产品大量滞销，这让农民决定组织土壤俱乐部来自力救济。他们找出定点，将果园画出格子状进行土壤表面的辐射侦测。土壤俱乐部的每座农园，都有自己的农园辐射地图。其次是用高压水柱冲洗每棵果树的表面，把辐射物质用水冲走。农民的努力，在科学侦测上获得成果。但在面对消费者时，打破固有成见却不容易。
在距离福岛电厂一百公里远的千叶柏市，有个新设立的假日农夫市集。市集的目的，是协助农民跟消费者重建信任。穿梭在摊位里的五十岚泰正，是主要发起人。他联合农民发放问卷去了解消费者的疑虑，发现消费者需要一套他们可接受的自主检验体系来掌握风险。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讨论下，他们订出了每公斤20贝克勒尔的辐射容许值，农家依照这个数值标准接受检查与出货，几年下来，柏市的做法有了正面成效。
各种疏漏，也促成日本民间团体发展自主检验机制。埼玉县的生活俱乐部是一个重视生产安全的消费者团体，负责人锤田博表示官方对土壤或食品的抽验不乏漏网之鱼，尤其是因为日本政府将检验资源都投在福岛，忽略了其他地区的把关。“宫城县非常宽松，几乎都没做检查。其实宫城县也有受污染，限制出货品项却非常少。”
核能之所以在3·11前成为日本主流发电模式，与政府、财团、学术界及大众媒体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分不开。在黯淡的情形下提供借鉴并鼓舞人心的是，灾害发生后，以市民为主体的地区自主发电组织愈来愈蓬勃。比如福岛县的喜多方市，便集合了个人、企业、银行与地方自治单位，一起来经营电力公司。又比如岐阜县郡上市的石彻白，这里的总人口只有250人。平野彰秀来到这里研究小水利发电并定居了下来，在当地促成了以合作社为模式的水利发电所。以经济成长为前提和目标的社会终将无法维持。如果以全球规模来解决能源与资源匮乏的问题，并不容易，他说，“但如果以地方为基点，每个地方各自克服自身的问题，说不定可以找到出路。”
2016年311烛光纪念晚会，胡慕情摄
关于“核能能不能”的探讨，欢迎阅读即将由三联出版的《福岛辐岛——十年回首诘问》，由刘健芝教授，我和何志雄合作。我自己本身在这方面也是一知半解，诚惶诚恐接过这份活儿的时候只好硬着头皮上，好好地对自己进行了一番再教育。这也是此书的初衷——让大家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知道几个是什么。核能就在我们身边，核危机就顶在每个人的头上。对于这部以环境、生命、子孙后代为代价，成本高昂的科幻大制作，可以剧透的是，其结局不会是皆大欢喜的大团圆。核灾难可能发生在官僚体制僵化的前苏联，也可能发生在以工匠精神和高科技闻名于世的日本。别说核危机远在天边，地球生命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无人能独善其身。
（《福岛/辐岛——十年回首诘问》，作者刘健芝、黄小媚、何志雄，即将由三联出版社出版。本文截取自本书章节，资料出处略去。本文作者黄小媚，自由工作者，教授语言，从事翻译、研究与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