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对华团队背后有哪些智库]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已满一个月，与民主党有关联的美国智库正成为新政府人才储备的大蓄水池。这其中，既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百年老店”，也有新美国安全中心等带有明显“奥巴马—拜登团队”特色的新型智库。来自这些智库的资深智囊已占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中情局局长、国家情报总监等拜登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的主力位置，还有年轻一代学者进入美国国防部中国战略工作小组等特殊部门。细数拜登背后的智库群，梳理它们近期的研究内容可以发现，有关“联合盟友对抗中国”“重建民主国家同盟”“重建西方民主制度信心”等观点，都和拜登政府当前的内外政策高度吻合。尽管有一些“旋转”进政府大门的智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但他们都是公认的亚太问题专家、气候问题专家、“代言美国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大脑”……他们的存在，让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主张的竞争关系与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有很大不同。
被热议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现象”
来自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安全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库的智囊成为拜登政府外交和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成员。如现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曾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曾担任该基金会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之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研究部主任。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尔·海恩斯曾是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会成员。据彭博社2月16日报道，拜登为新成立的美国防部中国战略工作小组又任命了3位新成员：曾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工作的伊利·拉特纳、伊丽莎白·罗森伯格，以及曾任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的韩美妮（Melanie Hart）。报道称，3人过去一段时间发表过对中国态度强硬的讲话。值得一提的是，韩美妮长期关注气候变化，曾深度参与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
成立于1916年的布鲁金斯学会，尽管传统上与民主党关系更加密切，但事实上，该智库的“研究成果”被美国保守派政治人物引用的次数几乎和自由派政治人物一样多。去年11月拜登赢得大选后，布鲁金斯学会已发表一系列涉华报告，就美国如何正确处理对华关系、应对中国挑战提出建议。今年1月，该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撰写报告《美国如何正确应对中国挑战》，称“中国不是单纯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或挑战者，而是三者合体”，美国应对中国挑战需要做的是：首先通过改革和投资重振美国经济；其次与亚欧盟友合作，同时展示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并批评“中国有违国际规则的行为”；然后是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核不扩散等问题上。
2007年2月，米歇尔·弗卢努瓦和库尔特·坎贝尔联合创办新美国安全中心。奥巴马2008年就任美国总统后，弗卢努瓦和坎贝尔分别出任过副国防部长和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自2020年以来，该中心发布十多份与中国有关的研究报告。其中，伊利·拉特纳领衔撰写的报告《迎接中国挑战》认为，美中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已成定局，报告在全面评估美国现行政策对保持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利益存在不足后，从维持常规军事威慑、确保重要的美国技术优势、加强意识形态和叙事能力、培养人才等7个方面提出近100项对华竞争的政策建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员杰克·里德表示，此类研究为有效打击“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从美中竞争的关键层面提供了明智的解决方案。
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达巍对美国智库的情况十分了解。谈到新美国安全中心，达巍说，1957年出生的坎贝尔和1960年出生的弗卢努瓦当时就是民主党内“前景颇被看好”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和奥巴马、希拉里关系密切，善于走高层路线，也很活跃，因此得到很多民主党金主的支持。新美国安全中心最初规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人，但很精干，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中心有十多位智囊进入政府工作，当时学术界和媒体就曾讨论过“新美国安全中心现象”，即一个规模并不大的智库为何能给奥巴马政府“贡献”那么多人才。
达巍说，与很多美国智库强调自己“跨党派”不同，美国进步中心的党派色彩更为明显，从名字上就体现出其是一个自由主义观点的智库。该中心很善于与媒体以及社会公众打交道，办公楼内就有演播室等，和媒体互动密切。据了解，过去4年，因与特朗普理念不同，美国进步中心等智库的智囊无法进入政府决策层，就把更多精力转向做社会动员。
民主党智囊等来“迟到4年的职务”
“某些具体的智库在美国政府中地位的升降，往往是政策导向的晴雨表。”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李海东教授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以坎贝尔为例分析说，坎贝尔曾在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提出者和策划者。李海东说，坎贝尔在智库工作时研究酝酿政策，又在政府任职时规划实施政策，在政府、智库或企业间职业转换使其深知决策进程各环节关键影响因素，又对重大政策议题有着很系统的理解与判断。在奥巴马任期初期内外执政经验不足时，坎贝尔等进入政府的智库人士以政策研究特长，使新政府政策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在有丰富从政经历的拜登就职后，他们又可更高效协调政策酝酿与实施进程。
《环球时报》记者此前在华盛顿智库圈多次听过坎贝尔的演讲，总体感觉是他对中国的态度比特朗普政府那些所谓的“中国通”要理性，可以说是“理性派中的强硬派”。记得2018年10月，坎贝尔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时称，“美中就像两个连体婴儿”，相互依存程度极深，“脱钩”将给两国和世界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这是两国无法承受的。但他也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阻止中国在印太、多边机构等领域的“扩张”。今年1月14日，坎贝尔出席美国亚洲协会举办的美中关系在线年会时表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指导原则是可预测性、稳定性和清晰性。
坎贝尔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巨大影响力，还体现在他这两年与其他智囊共同撰写的文章中。2019年秋季，坎贝尔和沙利文在《外交事务》撰文阐述应对中国的主要观点，谈论的主题是“避免灾难性竞争：美国如何既挑战中国又与之共存”。今年1月12日，他又与杜如松合写文章，谈“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提出美国有必要重新与亚洲接触，针对贸易、供应链等议题可在西方七国集团（G7）的基础上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组建“民主政体十国集团”（D10）等建议。
对1976年出生的沙利文来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已经是一个“迟到4年的职务”。奥巴马政府时期，沙利文曾任国务卿希拉里的副幕僚长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2013年2月，他成为时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2016年大选期间，他担任希拉里的外交政策顾问。希拉里在总统大选中失利后，沙利文选择到高校和智库工作，如带头参与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的一个项目，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应如何根据中产阶级的需求重构。沙利文现在被看成是拜登政府针对中产阶级制定外交政策的“大脑”，尽管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更偏重宏观战略以及欧洲事务，但他对中国议题也比较熟悉。
被重用的“国际主义者”
来自智库群的拜登团队中还有很多新生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利安·格维兹毕业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他从小就学习中文，2009年曾在中国的一家杂志社实习，也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能源部的顾问。2020年8月，格维兹进入外交关系协会，任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并在年底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中国认为，“美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因此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做法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判断”。在格维兹看来，美国需要做的是要向中国证明，“美国仍然强大，美国要与中国进行有效竞争，没有什么比美国在国内重振经济基础、技术优势和民主制度更重要的了”。
从拜登政府的智囊因素可以看出，新一代美国涉华政策的官员已出现代际转换。达巍表示，三四十岁一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智库人员正大举进入决策层，将逐渐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华态度和傅高义等老一代美国“中国通”有明显区别，即他们只看到改革开放后强大的中国，而老一代曾见证中国的封闭落后，因此对中国更为包容和体谅。达巍说，这些新生代知道中国封闭落后的这段历史，但并不感同身受，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中国看成是要应对的强国、大国。
在美国，还有传统基金会、哈德逊研究所、企业研究所等立场右倾保守、与共和党关系更为密切的智库。前不久，“史上最差国务卿”蓬佩奥刚刚加入哈德逊研究所。《环球时报》记者近年来多次参加哈德逊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组织的学术活动，直接感受是，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智库的区别，深刻地反映在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有关对华政策的异同上。尽管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定位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两者在涉华议题的设定上有着明显区别。哈德逊研究所更倾向于研究美台防务合作、美国加强在亚太军事存在、应对中国的科技和军事挑战等立场偏硬的话题，他们的专家整体对华态度粗暴、强硬。而布鲁金斯学会在议题设置上更倾向于立场偏软的话题，如美国应如何加强自身竞争力、如何重建联盟体系等，这与拜登政府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态度一脉相承。
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特朗普在执政后期明显将美中关系引向新冷战，他的对华政策毫无章法，既损人也不利己。但拜登不同，他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非敌人”，他的外交政策班底都是长期执政的建制派，这就决定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更具可预测性。赵穗生认为，拜登本人以及他所重用的这些智囊，基本上是“国际主义者”，他们对国际多边议题非常重视，在内心里也认为这些议题只有美中合力才能应对。拜登时期，美中关系至少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李海东认为，拜登政府将中国确定为真正的“全政府式”议题，其选用的由智库“旋转”进政府部门处理中国事务的官员大多持“对华进行可控制和全面的竞争，但不排除合作”的立场。这也是拜登本人多次阐述的主张。李海东说，对中国而言，未来至少有两个关键议题值得关注：一是拜登政府重返多边主义后，能否成功重塑美国联盟网络，建立起主要针对或排除中国的区域与全球安全架构；二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华会否实现彻底脱钩，这直接涉及中美在全球化新阶段各自地位的全方位问题。李海东表示，对拜登政府较有影响的智库对此多有论及，但政策实践是否如愿仍存在不确定性。
考虑到智囊深度介入拜登政府的因素，达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除了要应对挑战，更要看到拜登政府上台后能给改善中美关系带来的机遇。”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团队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团队，更需要稳定的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