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将迎来一个“更加贫穷、平庸和狭窄的世界”？
来源：瞭望智库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
一方面，疫情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全球化备受挑战；另一方面，疫情使全球治理格局出现真空，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不断兴起，各国社会相互割裂。后疫情时代，全球经贸格局与秩序重构难以避免。
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2020年年中曾表示，“各国猖獗的国家主义替代了秩序和合作，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抗疫行动十分混乱，预示着可能会产生更加广泛的疫情后果。”
事实上，这一趋势已酝酿多年，个中原因相互交织，但导致地缘政治形势不稳的根本因素，是权力由西向东的渐进式转移。未来数年，这种力量冲突会导致混乱、无序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
如今，疫情的阴霾仍在全球蔓延，旅行禁令、入境管控、进出口限制措施仍在继续，全球化的衰退、全球治理的缺失仿佛不可阻挡，贫困国家则面临着更严重的生存危机，世界将走向何方？
今天，库叔分享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的文章，展望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
文|克劳斯·施瓦布[德]、蒂埃里·马勒夫[法]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后疫情时代》，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1月出版，原标题为《地缘政治的重构》，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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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阻挡的去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指商品、服务、人员、资本甚至是数据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与交换。
繁忙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图|新华社
全球化帮助数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让当今世界的互联互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近10多年来，催生并推动全球化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动力不断减弱。
比如，全球贸易谈判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迄今尚未达成协议；全球化非对称效应导致的社会成本不断增加，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失业率越来越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融全球化风险也日益提高。
随着上述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崛起。这些政党上台执政后，往往会回归国家主义，推行孤立主义议程，而这两大理念与全球化恰好相反。
全球经济已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想终结全球化不太可能，但是，减缓全球化甚至逆转全球化趋势还是有可能的。目前，渐进式去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其核心领域，即全球供应链的缩短或本地化。
为何全球供应链会呈现这样的特点呢？主要有两大动力：第一，企业认为它是一项风险减缓措施，能够防范供应链中断（在供应链韧性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第二，来自左右党派的政治压力。
自2008年以来，扩大产业本地化一直是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议题，在后疫情时代这一趋势会加剧。
从右翼政治势力来看，抵制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保护主义者和倡导国家安全的鹰派分子，他们早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积蓄力量，推动包括医疗服务业、农业和大宗非战略性产品的产业回流。在疫情期间，他们更是积极推进贸易保护主义议程，设置更高的壁垒，阻止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从左翼政治势力来看，激进主义者和环保团体此前就一直在抵制全球化，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环境的积极影响——大大降低了碳排放量、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水平等，更是坚定了他们的态度。
即使没有极右派和环保激进派的政治压力，许多政府也意识到贸易依赖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失去了政治可行性。比如，美国政府如何能接受国内市场供应的97%的抗生素都产自中国呢？
去全球化进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缩短供应链不仅极具挑战性，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比如，如果要全面彻底地和中国脱钩，美国企业就必须投入数千亿美元来建设新的工厂，政府也必须要投入同样巨额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包括机场、交通枢纽和房产，来为新建的供应链提供服务。
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脱钩的政治意愿超过了实际的能力，但长远的趋势无疑非常明确。日本政府采取的行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它从108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78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拿出243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52.55亿元）来帮助日本企业将经营活动迁出中国。美国政府也曾在多个场合暗示要采取类似措施，在2020年4月，美国政府阻止了一只公共养老基金对中国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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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的解决方案
去全球化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比较折中的解决方案：区域化。
欧盟自由贸易区的成功以及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非常重要的案例，说明区域化可以成为全球化的缓和版本。
多年来，除了中美之间的部分直接贸易外，全球化（按商品贸易衡量）越来越以区域内部的贸易为主，而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弱化。20世纪90年代早期，北美地区吸收了东亚地区35%的出口，而这一比例今天已经下降至20%，这主要是因为东亚内部的贸易份额在逐年上升——随着亚洲国家不断提升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它们需要消费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这一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
2020年12月19日，美国得克萨斯州拉雷多，居住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排队通过边境。图|IC photo
2019年，随着中美发生经贸摩擦，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不断增加，而与中国的贸易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首次超过3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94万亿元）。简言之，去全球化的趋势已经发生，主要表现为区域化不断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基于远距离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很多漏洞之前，区域主义已经开始明确地代替全球主义。”
未来数年，由于国家主义的抬头和国际分化进一步加剧，部分程度的去全球化似乎难以避免。“超级全球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和社会资本，维护它不再具有政治可行性，但必须预防自由落体式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伤害。
仓促地退出全球化将会导致贸易和货币战争，损害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引发社会浩劫，并触发民族国家主义或宗派国家主义。要管理全球化倒退的问题，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实现更加包容、公平的全球化，使之具备社会层面和环境层面的可持续性。那些传统上受益于国际合作的全球化领域，比如环境协定、公共卫生和避税港，是有可能取得切实进展的。
这些只有通过改善全球治理才能实现。如果我们不能改善国际机构的功能性和正当性，世界很快就会变得难以管理，从而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战略性的治理框架，世界就不可能迎来持久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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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全球治理
联合国认为，“有效的全球治理离不开有效的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这两个概念是如此紧密相连，以致在各国力量不断收缩、分化的世界，全球治理不可能兴盛。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越是影响全球政治，全球治理就越有可能失去意义和效果。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书中提出的“整体制度性衰败”，充分阐述了在全球治理缺失的情况下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制度性衰败”触发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民族国家拙劣地处理困扰它们的重大挑战，导致公众失去对国家的信任，进而导致国家失去权威和资源，最终导致国家更加糟糕的表现，既无力也不愿处理全球治理的各项问题。
2020年11月12日，美国旧金山，民众戴着口罩出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则提供了全球治理的一个失败案例。
在一个运转有序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各国应当齐心协力，共同发起一场协调有序的全球疫情防控“战”。但现实情况是，即使在最需国际合作的阶段——2020年第二季度是疫情防控的决定性阶段，国际合作仍然严重缺失，“本国优先”的策略则大行其道，各国纷纷关闭边境、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医疗物资供应频频中断、竞相争夺资源。
此外，一些国际组织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被美国撤资的世界卫生组织。
但疫情防控的失败并非世界卫生组织的过错。这一联合国专门机构只是全球治理失败的症状，而非根源。世界卫生组织对资金捐赠国的毕恭毕敬反映了它对成员国的完全依赖，因为只有成员国同意合作，它才能顺利运转。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强制要求成员国共享信息或实施疫情防控措施的权力。
和其他联合国专门机构一样，世界卫生组织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在不断减少：2018年，它的年度预算为4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71亿元），和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卫生预算相比都不值一提。另外，它长期受成员国支配，缺乏有效的工具，无法直接监测疫情，无法开展疫情防控规划，无法确保相关措施在国家层面被有效落实，更无法为那些急需帮助的国家提供资源。
这样的功能失调，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支离破碎，但人们尚未针对下列问题形成共识：能否对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现行的全球治理机构进行改革，使之更好地应对当今世界的全球性风险。
如果我们不能修复多边机构，世界将危机四伏。在大流行病危机过后，全球协调的必要性将更加突出，因为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全球经济根本无法“重启”；如果没有国际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更加贫穷、平庸和狭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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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胜出？
从中美关系来看，疫情不仅没有把这两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抗和竞争。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王缉思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导致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多国政要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忧虑，在2020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提醒国际社会防范中美对抗带来的严重危险，他表示“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有关亚洲未来和新兴国际秩序形态的深刻问题”，并补充指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感到担忧，因为它们处于各个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上，必须避免被夹在中间或被迫做出令人不快的选择。”
研究中国、美国或中美两国的分析人士和预言家能够获得的数据和信息相差无几，所见、所闻和所阅也无甚差别，但有时候还是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人认为美国最终会胜出，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赢得竞争，还有人认为最终这场竞争中没有赢家。
我们依次简要介绍这三种观点。
*中国胜出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的弱点，其主要论据如下。
第一，面对微观世界的无形敌人，美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无任何用武之地。
第二，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因为“美国的疫情防控措施软弱无力”。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社会中令人震惊的一面，包括严重不平等、全民医疗覆盖不足，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所展现的系统性种族问题。
马凯硕认为，新冠肺炎疫情颠倒了两个国家在应对自然灾害和提供国际援助方面的角色。以往，美国总是率先为急需援助的地区提供援助（比如2004年12月26日，特大规模的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时），而如今这一角色属于中国。
2020年3月，在欧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中国向意大利提供了31吨包括呼吸机、口罩和防护服等在内的医疗物资。
在马凯硕看来，有60亿人口分别住在191个国家，组成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这些人已经开始准备迎接中美地缘政治竞争。
虽然大多数国家并不想陷入一场地缘政治的零和游戏，而是希望保持开放式的选择，但许多事件已经表明，美国正在给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传统盟友施加压力，迫使它们选边站队。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各国最终的选择将决定中美之间谁将胜出，而它们的选择将取决于“按照冷冰冰的理性演算，对中国和美国能为其提供的益处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即基于最终谁能帮助它们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美国胜出
在认为美国最终将胜出的阵营中，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美国内在的优势以及中国的结构性硬伤。
支持“美国胜出”的人士认为，目前还难以确定后疫情时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否会突然终结。从相对层面来看，美国的地位可能正在下降，但从绝对层面来讲，美国仍然拥有难以撼动的软实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或许有所下降，但美国大学国际战略的成功和美国文化产业的魅力表明，其依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此外，作为一项全球性货币，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统治地位和安全性目前基本没有遭受挑战。所有这些都能转化为强大的地缘政治实力，帮助美国政府将一些企业甚至是国家从美元体系中排挤出去。
同时他们指出，中国自身在成为超级大国的路途上还面临许多挑战，经常被提及的主要挑战包括：第一，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和适龄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中国将面临人口结构劣势；第二，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能源。
*无人胜出
也有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两国以及全球秩序都十分不利，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必定在疫情中严重受损，“无论是中国创造的世界格局，还是美国重新领导的世界秩序，都难以从废墟中重新崛起，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内外实力均将受到削弱”。
事实上，没有人能够合理或明确地预判中美关系的走向，但它可能在下列两种极端情形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在经济利益的缓冲下，不断恶化的两国关系得到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两国进入长期全面的敌对状态。
5
从糟糕变得更糟糕
脆弱国家、走向失败的国家和已经失败的国家这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易变且脆弱的。在当今这个错综复杂的适应性世界，非线性原则是指一个脆弱的国家可能转瞬之间就变成一个失败国家，而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或在外来资本的推动下，一个失败国家同样也能快速地改善状况。
未来数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困难，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世界上最贫困、最脆弱的国家会经历单向变化——从糟糕变得更糟糕。
当前，国家脆弱性仍然是最为重大的全球性挑战之一，这个问题在非洲地区尤为普遍。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多重的、相互交织的，既包括经济不平等、社会问题、政治腐败和效率低下，又包括国内外冲突和自然灾害。
目前，有18亿~20亿人生活在脆弱国家，而这些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因此在后疫情时代，这个数字必定会继续升高。这些国家脆弱的本质——国家能力孱弱，不能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安全，决定了它们无力应对新冠病毒危机。
在正走向失败的国家和已经失败的国家，形势更为糟糕。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极端贫困和频繁暴力的受害者，它们几乎不能或者再也不能履行教育、安全或治理等基本的公共职能。在公共权力缺失的情形下，无助绝望的民众往往会沦为帮派斗争和犯罪事件的牺牲品，经常需要联合国或邻国（并不总是心怀好意）的干预，才能避免陷入人道主义灾难。对于许多这类国家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外部冲击会让它们进一步失败和沉沦。
对于还在冲突中煎熬的那些国家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尤其具有杀伤力，不仅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道主义救助和援助的中断，更会限制维和行动，延缓为了终止冲突而开展的外交努力。
具体来看，不同国家都面临什么风险？
对于俄罗斯联邦和沙特阿拉伯等比较富裕和发达的能源型经济体来说，油价的崩溃“只是”代表着一次严重的经济打击，会让它们的财政预算捉襟见肘，让它们的外汇储备面临压力，会给它们带来严重的中长期风险。
但是，对于等低收入国家而言，石油几乎就代表着它们全部的出口收入（占比为99%），因此疫情带来的冲击会给这些国家带来毁灭性后果。而在伊朗，除了大量人口感染新冠病毒外，美国采取的制裁措施更是让形势雪上加霜。
目前，面临政治风险的许多国家位于中东和马格里布地区。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日益严峻，大量青年人口失业，造成了社会动荡。新冠肺炎疫情、油价崩溃（部分国家面对这一问题）和旅游业冻结（旅游业是这些国家重要的就业和外汇收入来源）这三重打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活动。
2020年4月底，在疫情封禁期间，由于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严重，黎巴嫩爆发的多场骚乱就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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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贫困和动荡
新冠肺炎疫情让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在许多国家，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危机正在路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预计，2020年，受到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影响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增至2.65亿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交通受阻和贸易受限，再加上失业率上升和粮食供应受限或中断，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并会导致大规模移民和难民潮。
在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提高了贸易壁垒，导致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断，因而加剧了本已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形势是如此严峻，以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在2020年4月21日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在也门、刚果、阿富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南苏丹、叙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和海地等30多个国家，有可能“多次发生大规模饥荒”。
在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疫情封禁措施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衰退会给下列人群的收入带来重大损失：贫困劳动者和依赖他们的群体。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封禁措施给世界多国带来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冬眠”，将会导致中低收入国家的海外汇款收入减少20%，从2019年的55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5772亿元）降至2020年44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8734亿元）。
在尼泊尔、汤加或索马里等国家，海外汇款在GDP中占据很大比例（超过30%），疫情导致的海外汇款下降，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毁灭性冲击，并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即使在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菲律宾等较大的国家，海外汇款也是它们对外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疫情会让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更加脆弱，面临实实在在的动荡风险。
旅游业也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同时也是许多贫穷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埃塞俄比亚，旅游业收入约占国家出口总额的一半（47%），因此疫情带来的收入损失和就业损失将会给社会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在马尔代夫、柬埔寨和其他几个国家，情况也非常类似。
此外，在所有的冲突地区，许多武装组织正在考虑如何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的机会，继续推进它们的目标、比如，在阿富汗，塔利班要求政府释放该组织的囚犯；在索马里，索马里青年党正在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契机，伺机颠覆政府。2020年3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停止军事冲突，但各武装组织对此置若罔闻。
在2020年，有43个国家报告了至少50次有组织的暴力事件，其中只有10个国家积极回应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一呼吁，而且大多数只是简单表示支持，并没有真正付诸行动。
在31个长期面临冲突的国家中，相关各方不仅没有采取措施回应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了暴力冲突的规模。人们原本以为疫情及其造成的紧急卫生事件或许会遏制长期以来的冲突，甚至会推动和平谈判进程，但事到如今，这样的希望已经落空。这也再次证明，疫情不仅不会遏制令人忧虑或充满危险的趋势，反而会加速这种趋势。
富裕国家对脆弱国家和失败国家发生的悲剧视而不见，实际上非常危险。风险会通过某种方式传导出去，加剧世界的不稳定性，甚至导致混乱。最脆弱国家和最贫穷国家发生的经济困境、民众不满和饥馑问题向富裕国家扩散的显著形式之一，有可能就是爆发新一轮的人口大迁移，就像2016年发生在欧洲的移民潮一样。
富裕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