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谢莲）全球累计感染人数过亿、死亡人数超过200万，进入2021年，新冠疫情仍未放缓肆虐的脚步。从疫情暴发至今已经一年有余，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颠覆，世界经济陷入史无前例的萎缩，全球化跌入历史最低谷。在持续抗击疫情的同时，人类也需要反思，并在反思中寻找未来的出路。
新冠疫情暴露了国际社会面临的哪些问题？人类是否已做好准备迎接下一次全球性危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体制机制是否需要改变？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陈向阳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多位专家。
当地时间1月25日，荷兰鹿特丹，示威者无视宵禁，与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商店被洗劫。近日，荷兰多地因为新冠疫情限制措施而发生抗议活动。图/IC photo
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
“疫情过后需要重建国际体制机制”
[简介]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主任，国务院参事，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在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发展、国际关系等领域有丰富研究。
新京报：全球累计感染新冠肺炎人数过亿，这对全球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这个数字首先体现的就是疫情对于全球的直接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疫情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前两次世界大战是人与人的战争，这一次的世界大战是人与病毒的战争。从目前来看，人类受到的影响可能不亚于二战。
其次，这个数字是一种警示，警醒人类正面临着近百年来最大的挑战。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时，这场疫情一下子打乱了全世界高速发展的节奏。疫情之前全世界是四通八达的，但现在旅游中断了、人员往来中断了，疫情严重时甚至很多国家的服务业也停止了、学校关门了。疫情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涉及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反思。疫情让我们对人类的生存、未来的发展、人类相处的方式、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进行反思。目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疫情带来的改变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如果疫情常态化，人类应该如何调整生产生活方式？
新京报：疫情对于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
王辉耀：疫情对全球公共卫生秩序、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冲击是很大的。首先，美国作为世界大国，过去几年一直在“退群”，导致许多国际组织无法正常地发挥作用，也导致全球化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拜登上台后宣布停止退出世卫，这是个好现象。在应对疫情这一全球性威胁上，需要全球合作，也需要中国、美国、欧盟等发挥引领作用。所以我们建议召开中美欧疫苗峰会，或者G7+3（中国、俄罗斯、印度）世界疫苗峰会，因为大部分疫苗研发都集中在这些国家。
全球共同应对疫情，不仅能够加速疫苗生产，也能够推动疫苗的公平合理分配。如果只有发达国家打了疫苗，整个世界仍然是不安全的，全球必须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步调。这是目前抗击疫情的当务之急。
新京报：这次疫情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王辉耀：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之后确立的，当时民族国家这类主权概念流行起来，各个国家都寻求独立。但经过70多年的发展，现在又成了一个全球流通的世界，譬如欧盟成员国之间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成立很多自贸区，确保货物可以零关税流通，资本、技术流动的壁垒也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仍然是原来那种各自为政的模式，自然会出现问题。
换言之，全球治理没有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导致发展出现不均衡等问题。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越来越多，譬如全球流行病、全球气候变暖、网络空间安全以及太空探索和竞争等，这些都需要地球人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各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种新兴国家来提升全球治理，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以世卫组织为例，世卫组织在抗击疫情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去年1月底就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提倡推广卫生、健康的出行和生活方式，分享病毒研究方面的进展等。但国际组织存在一些局限性，譬如经费不足、美国掣肘以及政治上的平衡。国际组织是受成员国支配的，如果成员国之间不合作，那么必然会影响国际组织的运作。
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大国之间达成共识、携手合作，在面对共同的危机时放弃地缘政治上的一些考量，共同解决我们面对的最根本、最致命、最核心的事关人类生存的问题。
新京报：后疫情时代，国际机制、全球秩序是否需要重建？
王辉耀：国际机制需要改变。我刚才说过，这次疫情几乎可以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肯定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
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发挥更多的引领性作用。譬如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可以考虑升格为世界基础设施银行，让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和世界银行一样的新的体系；在贸易方面，目前有了RCEP、CPTPP，都是围绕亚太的，因为亚太经济未来会成为世界的主导经济，这样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建立环太平洋经济圈？这样就成了一个新的WTO；在投资方面，中欧签署了投资协定，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全球投资协定？
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需要看到一些问题，然后更新全球治理经验、重建国际体制机制，这样才能带动全球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福祉、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陈向阳：
“疫情暴露国际社会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
[简介]
陈向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所长、研究员，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学博导。
新京报：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增加了哪些方面的风险？
陈向阳：疫情带来的全球性风险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疫情持续所带来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居高不下，包括感染与病亡人数节节攀升，各国卫生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压力山大”；
其次，疫情严重制约经济发展与正常的工作生活，各国经济安全备受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备受掣肘；
再次，疫情导致一些国家失业人口陡增，加之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引发民众不满，导致不少国家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加剧。更有一些国家为转嫁国内矛盾而趁机对外“大做文章”，致使一些地区热点升温、地区动荡增多、国际安全形势堪忧。
新京报：此次疫情暴露了国际社会的哪些短板？
陈向阳：疫情充分暴露了国际社会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体现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供求失衡、供不应求，国际社会的治理投入严重滞后于全球性挑战的突发多发；信任赤字则体现为不少国家搞本国优先、各自为战，个别西方大国一味对外推诿“甩锅”，甚至利用疫情一再非难施压他国，致使大国之间开展抗疫合作困难重重，国际团结格外匮乏，疫情持续加剧，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因此备受打击，以至于病毒反倒成了“最大赢家”。
疫情泛滥凸显全球治理乏力，联合国及世卫组织等稍显力不从心，表明75年前二战后以及30年前冷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要么“年久失修”，要么“低效失灵”，需要“与时俱进”、结合当今新形势、新环境、新挑战加以改革创新。不过，我们需要的不是全盘否定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多边机制，而是应该强化多边主义和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革完善，使之更好发挥作用。
新京报：疫情对全球政治格局有何影响？
陈向阳：疫情深刻影响全球政治，其核心则是重塑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战疫这一新型“世界大战”正在改写世界力量对比，因为主要大国的抗疫表现参差不齐：头号大国美国表现最差，沦为感染与病亡人数的“疫情双冠王”，软硬实力双输；中国内外兼修，内以人民为中心、抗疫成效卓著，外以天下为己任、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主要经济体中成为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彰显强大综合实力；欧盟与俄罗斯一面艰难抗疫，一面自强不息，各有优势与强项。
由此可见，30年前冷战结束时确立的“一超多强”与美国独霸的格局现已不复存在，多极化进程“经此一疫”取得实质性突破，新的多极格局露出轮廓，并在现阶段呈现为“不均衡的多极格局”，多极包括中、美、欧盟、俄四家，中、美两家的分量更重，美国整体实力仍为第一。
新京报：中国应该在全球抗疫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陈向阳：首先，要坚持以身作则、“内功优先”，继续优先打好国内战疫，注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以此对外充分发挥抗疫的榜样与示范作用，同时妥善兼顾经济发展，并以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为契机，主动引领全球抗疫合作与疫后世界的经济复苏；
其次，坚持内外兼修、兼济天下，对外继续释放强大正能量，坚持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极开展抗疫合作，稳健促进中国疫苗“走出去”和造福世界；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和而不同，有重点地开展双边抗疫合作，对周边和“一带一路”等发展中国家加大援助，对俄罗斯与欧盟推进抗疫以及经济合作，与美国拜登政府适时沟通、争取促成中美联合抗疫。
新京报：疫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开始威胁全球，人类应该如何应对？
陈向阳：在客观上，这体现了国际安全的格局之变，即相较于军事、地缘等传统安全挑战，跨国非传统安全威胁、全球性挑战其实更显紧迫、更需正视，世界各国在其面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类因此也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
在主观上，世界各国需要及时更新安全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值得大力弘扬，包括统筹发展和安全、致力于“安全的发展”，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更加重视防范与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统筹本国安全与共同安全、反对以邻为壑的单边安全。对此，个别西方大国尤其需要转变陈旧的安全观，包括一味强调“大国竞争”与军事安全、一味强化零和思维、一味炒作所谓的“安全困境”、一味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
在行动上，国际社会应共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步理念，就抗疫、应对气候变化等开展双多边合作，加强全球治理，增进人类福祉与共同利益。
世界经济论坛专家：
“今年经济复苏的情况取决于疫情的演变情况”
[简介]
阿迪里奥·迪·巴蒂斯塔（Attilio Di Battista），世界经济论坛（WEF）经济学家，项目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和贸易、出口推广、竞争力等。
阿尔诺·巴纳特（Arnaud Bernaert），世界经济论坛“健康与医疗保健的未来”负责人，主要关注家庭医保、临床决定支持、医学影像等。
阿坎克莎·卡尔蒂（Akanksha Kharti），世界经济论坛“自然行动议程”负责人，主要关注自然和生物多样性问题。
新京报：新冠疫情大流行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都出现负增长。这场疫情如何改变了全球经济？
阿迪里奥·迪·巴蒂斯塔：此次疫情之前就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发展趋势和挑战仍然存在，疫情导致某些趋势加速了。我们即将发布的季度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指出了全球经济面临的五大趋势，包括远程工作模式将被更广泛地采用、经济不平等将加剧、科技巨头的市场力量增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强化以及去全球化力量得到强化。这些趋势预计将持续到中长期的时间范围。
新京报：目前疫情仍在持续，你认为今年的经济是否会复苏？
阿迪里奥·迪·巴蒂斯塔：今年经济复苏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演变，尤其是目前备受关注的变异新冠病毒的情况和疫苗分发的情况。
不过，经济的复苏可能不单要看GDP，更要关注其他能让各国经济更普惠、更可持续，让我们的社会不那么两极分化的因素。
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Global Risks Report 2021）列出了短、中、长期内疫情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资产泡沫破裂、价格不稳定、商品受冲击、债务危机以及跨境冲突、计算机基础设施故障、科技治理和网络安全等。
新京报：为何此次疫情中一些高福利的国家反而受灾最为严重？
阿尔诺·巴纳特：医疗保健系统的有效性和承载能力当然是影响流行病感染率、死亡率的一个相关因素，但它并非唯一的因素。其他的公共卫生举措在应对流行病时也非常重要，这一点曾经历过非典的国家可能会更理解。佩戴口罩、隔离感染病例、追踪密切接触者、实施有针对性的封锁，更重要的是创建一种基于可信信息的公民受权，在抗击此次疫情中非常关键。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防疫物资、检测设备、治疗药品和疫苗的供应。截至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意识到，需要采取这些多管齐下的方法抗疫。大家也意识到，延迟回应以保护经济的做法，事实上反而在很多方面付出了代价。
新京报：目前疫苗不平等问题非常突出，世卫组织甚至警告可能出现“疫苗民族主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阿尔诺·巴纳特：很显然，对于一些低收入国家来说，疫苗接种活动可能会延后两个月。这真的很令人担忧，也很令人遗憾，希望未来几个月能得到改善。“疫苗民族主义”将使一些穷人、高危人群陷于感染风险之中。
但有充分的迹象显示，疫苗最早将在2月初开始流向这些国家。由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世卫组织等牵头的“全球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出，2021年将向全球提供20亿剂新冠疫苗，这将确保参与该计划的每一个国家至少有20%的脆弱群体可以接种疫苗。
COVAX是一个以普及接种、疫苗公平为核心的全球计划，但目前面临着资金严重不足等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也一直在支持着这个计划，希望确保疫苗能够在全球得到公平分发。
新京报：通过此次疫情，我们应如何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阿坎克莎·卡尔蒂：完好无损的自然为人类和疾病之间提供了缓冲区，而新兴疾病往往是侵蚀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活动造成的结果。例如在亚马孙雨林区，过度砍伐雨林增加了疟疾的发病率，因为砍伐后的地区是蚊子的最佳栖息地。埃博拉、莱姆病的暴发也和过度砍伐有关，因为人类开始接触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野生动植物。
新冠疫情其实是人类与生物圈关系难以维系的一种征兆。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最主要的五种风险就包括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和大流行病等。地球的健康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关联起来。就像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议程”第一天的讲话中所说，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面对疫情，我们需要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新京报：人类应该从此次疫情大流行中学到什么？
阿坎克莎·卡尔蒂：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向我们表明，当今的世界是高度关联的，一场危机可以快速从一个国家蔓延至一个地区，然后再扩展至全球。因此，仅仅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解决这一问题并不能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必须要在全世界公平地解决这一问题。
其次，我们有必要为适应21世纪的新经济模型做好准备，这个模型对人类和地球都是有利的。世界经济论坛此前发布的《自然与商业的未来》报告指出，到2030年，通过对自然友好的途径，我们可以创造10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和3.95亿个工作机会。换言之，没有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经济发展也不可能稳定。
此外，疫情之下我们看到公营部门资金的缺乏。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对私营部门的支持，由此推动他们实现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承诺。
疫情还扩大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鸿沟。后疫情时代，我们必须强化劳动力技能，让所有人都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