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西方应更多了解中国“正义之战”
[环球时报驻英国特约记者孙微]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1945年8月，中国同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和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弱的国力。”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教授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这样写道。现在，他经常告诉西方读者：“中国崛起意味着这个国家将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对我们来说，对塑造它的历史力量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首次以西方史学家的视角重写中国抗战史，并强调中国为二战做出的巨大牺牲不应被遗忘。时隔七年，拉纳·米特的新书《中国的正义之战——二战如何塑造了新民族主义》计划于9月出版。近日，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对战争的大量集体记忆并不是为了制造敌人，相反，是为了反思国家遭遇集体创伤的历史和如何治愈过去的创伤。
“集体回忆不是要制造敌人”
环球时报：中国是同盟国中第一个和轴心国交战的大国。您上一本《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出版时，引起西方学界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华盛顿邮报》称该书是任何一个想要全面了解太平洋战争的人的必读书。自那以后，您觉得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拉纳·米特：我确实认为，近年来，中国对二战的重要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发生在亚洲的事件，尤其是中国的事件是这场全球战争的一个核心。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历史学家理查德·B·弗兰克最近出版的《骷髅塔：亚太战争史》。弗兰克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备受尊敬的美国学者，他关于这场冲突的新书不是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开始，而是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开始。此外，如果你参观位于新奥尔良的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你会发现那里对中国的战争付出有很多关注。当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新展厅开放时，也很有可能包括更多关于中国战争的内容。改变对历史的阐述从来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但我确实认为，西方对中国在二战中贡献的理解正在发生真实的变化。
环球时报：您在该书快结尾时写道：“1945年8月，中国同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和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弱的国力。”75年之后，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您怎么看中国的国力增强，和今天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拉纳·米特：今天，中国正在承担起它在1945年所寻求的一些角色。值得记住的是，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除了宋子文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董必武也出席了会议。所以，在某些方面，中国今天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延续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脉络。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很多领域都发挥作用，这其中包括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签署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讨论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今天，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和其他国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理解——合作并不总是意味着一致。我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少一些对抗性的言辞，所有国家都应该做出更真诚的努力，并互相学习。
环球时报：您的新书《中国的正义之战——二战如何塑造了新民族主义》即将出版，您写此书的初衷是什么？
拉纳·米特：在英国，《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名为《中国抗日战争》，我专注于写这本书时便有了写“中国正义之战”的想法。在中国走访期间，我觉得战争时期的记忆无处不在，它们存在于博物馆、电影、教科书中，还有社交媒体上。然而，似乎很少有西方人意识到，在今天，这场战争在塑造中国人思考自己的方式上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对战争的大量集体记忆并不是为了制造敌人，而是为了反思国家遭遇集体创伤的历史和如何治愈过去的创伤。
“正义之战”一词来自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他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在二战中扮演角色的经典著作，提到很多美国人仍然认为这是一场“正义之战”——尽管人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经劫难，但也完成了一项崇高的事业。因此，我想把同样的词汇用在中国抗战上。二战带给中国的影响是可怕的，但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它是值得付出的，因为中国打败了侵略者。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二战给中国人留下了怎样的集体记忆？在长达75年的历史中，这种集体记忆又如何重新塑造了中国？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国如何应对灾难、各种困难或外部威胁，比如当前来自美国的压制？
拉纳·米特：中国社会对二战的集体记忆，形成当今中国思考自身的一个强大元素。这有时会让西方人感到惊讶，因为尽管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国家经常使用关于这一时期的类比和隐喻，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类似的“集体记忆”已经进行了很多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其中“人民战争”一词被用来描述抗击疫情。这让人想起毛泽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中所使用的语言。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我认为，对战争的记忆也是用来对比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战争时期的中国相对贫穷，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在与生存做抗争。因此，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我认为谈论战争是一种将今天更加繁荣的生活方式与过去进行对比，并提醒人们，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增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战争时期也有助于与今天形成历史对比。现在中美关系很困难，值得记住的是，两个国家在几代人之前确实曾共同对抗过非常黑暗的势力。
“我们应感谢中国在战时做出的贡献”
环球时报：围绕纪念二战欧洲胜利日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美俄之间今年又打起嘴仗。美国政要几乎不提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甚至还暗示“苏联和纳粹德国一样对二战爆发负有罪责”。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击说，一些国家歪曲篡改二战历史既卑鄙又危险。对美俄之间这场较量，您怎么看？
拉纳·米特：我认为美国如今不希望与俄罗斯产生“严肃的”对抗。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二战的嘴仗很奇怪，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钦佩普京。这一现象确实揭示了更为广泛的问题——在三四十年前的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在战胜希特勒的战争中的决定性贡献认识不足。但如今，我认为西方历史学家以及广大公众对2000多万苏联士兵和平民的牺牲有了更多的了解。部分问题与语言有关。对于西方人来说，阅读与使用美国和英国的战争报道资料更容易，因为这些资料为人熟知，而且是英文的，而读俄文和中文的原版会难太多！
环球时报：英国中小学的历史书如何描绘二战？怎么谈论美国、苏联和中国对二战胜利的贡献？
拉纳·米特：英国教科书强调，没有美国和苏联士兵的英勇牺牲，二战不可能取胜。英国历史书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对欧洲战场的叙述而不是亚洲战场。但我的观点很明确：我们应感谢中国在战时做出的贡献。从1937年到1941年的4年多时间里，尽管得到苏联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非正式帮助，但中国几乎是独自作战。战争期间，中国抗击和牵制日军陆军主力。如果中国在1938年投降，亚洲与世界的历史将完全不同。中国对战争的贡献极为重要，我们西方人应该更多地了解这一历史。
环球时报：人类社会应从二战中吸取哪些历史教训？
拉纳·米特：总体而言，世界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包括：通过协商而不是对抗来运行稳定的全球秩序；提倡和珍视辩论、调查以及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保护和珍视少数族群，让他们享有平等权利；确保让社会繁荣、经济稳定。
“美中‘冷战’不是好的类比”
环球时报：二战结束后，冷战开启。“冷战终究没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也是普京在文章中的一句感慨。有些人说，美国正针对中国发动“新冷战”，也有的说这与美苏冷战不同。您怎么看这些复杂的议论？
拉纳·米特：我认为“冷战”并不是最好的类比，因为在那个时代，美苏双方在经济上是相当独立的。如今，美国和中国在供应链、金融体系和技术交流方面仍相当依赖对方。这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提醒我们，各方都需要冷静地、深思熟虑地看待我们如何才能在经济危机不断加剧之际保持世界稳定。
环球时报：如果说70多年前，中国是西方“被遗忘的盟友”，那么现在，中国又是被西方主要国家（如“五眼联盟”国家）紧盯的对手。现在，美国似乎又在拉一个强硬对付中国的联盟，对此，您怎么看？
拉纳·米特：我不太了解情报事务，但在我看来，不同的国家会有一些共同利益，如果感到对彼此有利时，就会联合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不应引起过度关注。所有国家都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找到天然的合作伙伴，不同的国家也会为了不同的目的走到一起。
环球时报：在中国的一些介绍中，您被看成是继费正清、史景迁之后西方的“新生代中国通”。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上，新生代发生了哪些变化？
拉纳·米特：我不能说自己是与费正清和史景迁可以相提并论的“中国通”，他们给（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带来改变。当然，中国历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大多还是来自中国本土。如果没有与中国朋友和同事的充分合作和辩论，我们西方人谁也写不好中国历史。我很荣幸能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变化趋势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与中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我特别想说的是，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研究已变得更加全球化。我们现在更了解处于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我们也明白，研究中国离不开与中国同行的合作。
环球时报：您曾写道：“正是在二战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今天全球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您是否相信，东西方国家还能一起抗击这场影响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的邪恶力量？
拉纳·米特：重要的是要记住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必须跨越国界，以自由和透明的方式开展疫苗研发等工作，才能在不受政治约束的情况下做到最好。令人自豪的是，在英国，包括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在内，有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正在一起努力。
责任编辑：吴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