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阿蒂西·塔西尔：流亡在莫迪时代
[文/阿蒂西·塔西尔，译/听桥]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朋友从加尔各答写信给我说：“你得意识到，没有那种崇高、世俗的印度‘概念’……这个地方整个会分崩离析。”
数周以来，印度局势处在高度紧张状态。12月11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通过了《公民身份修正法》（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CAA），这部法律为来自三个邻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移民提供了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一个条件是：他们不是穆斯林。在印度漫长的世俗主义历史上，将宗教方面的考验订立为法律，这还是头一遭。
假如有些评论家将 CAA视作“印度的第一部纽伦堡法”，那是因为，这部法律并不形单影只。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最近在他试图收回的评论中不无威胁地暗示，该法是与其他一批新法律共同生效的，依据那些法律，在印度自己的人口中，很多人的公民身份将受到质疑。沙阿曾将穆斯林移民称为“白蚁”，他提到，政府将启动程序，调查印度庞大的农业人口，并认定数百万人的身份状态为“可疑”。印度农业人口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非法人口。
“印度不再是印度”，截图来自大西洋杂志
CAA随后会生效，向非穆斯林提供救济，同时置印度穆斯林于这样一个境地：他们可能面对公民权被剥夺，面对无国籍状态，面对拘押。莫迪政府挑拨印度近两亿穆斯林人口已有六年，抗议最终在他们中间爆发。许多非穆斯林也加入其中，他们震惊于印度的民族精神遭到了极度厚颜无耻的攻击。
宪法专家马达夫·斯拉（Madhav Khosla）最近称，那些新法律是一场闪电般的运动，旨在“建立一种以血缘与土地中心、而非出生为中心的公民身份安排”。简言之，在这种安排下：身为印度人，意味着接受印度教的主导地位，并主动回避印度穆斯林。
印度国内酝酿着不安和躁动，但我无法回到这个曾经长大成人的国家。我深陷于自己的公民身份闹剧中。2019年11月7日，印度政府剥夺了我的印度海外公民身份，并将我列入黑名单，而我的母亲和祖母都生活在印度。
政府的借口是，我隐瞒了父亲的巴基斯坦血统，但在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与父亲都是疏远的，直到21岁才与他见了第一面。这是一个奇怪的指控。我写了一本题为《历史的陌生人》（Stranger to History）的书，还发表了许多文章，谈到我不在身边的父亲。有关我和父亲关系的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我的父亲萨尔曼·塔西尔（Salmaan Taseer）曾经担任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省长。2011年，因为他敢于为一名被控亵渎神明的女基督徒辩护，他的保镖暗杀了他。
此前，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我在印度的状况，在我四十岁的生命中，有三十年时间，我生活在印度。在莫迪政府眼中，我成了“巴基斯坦人”，更重要的是，成了“穆斯林”，因为宗教身份在印度基本上是父子相传的，而且更多是血缘问题而非信仰问题。——这不过发生于我在《时代》杂志写下题为《分裂印度的总理》（India’s Dividerin Chief）的报道之后。该文激怒了这位总理，他的回应是：“《时代》是外国的。这位作家还讲过，他来自一个巴基斯坦政治家庭。这足够说明他是不是可靠。”从那一刻起，我作为印度公民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2019年8月，我收到一封来自内政部的信，信中威胁要取消我的公民身份。随后，11月间，一家印度新闻网站泄露了政府的计划。几个小时内，在我得到官方通知前，内政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宣布取消我的公民身份。莫迪政府一举切断了我和这个国家的联络，而在我的一生中，印度早就是我写作和思考的对象，所有与我一起长大的人也依旧生活在那里。
是印度，还是Bharat
失去一个国家，就是体会到一种类似于耻辱的感觉，这差不多就像是一个人被父母抛弃，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
你的国家极其密切地与你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那个意识消失之前，你不会意识到它曾经是多么重要的东西。这种关系具有根本意义。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少数事情之一，也是我们对其他地方拥有好奇心的基础。没有国家，我们就是漂泊不定的，就像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无法去爱别人，这与他们无法爱自己有关。
于我而言，失去印度公民身份既是实际的，意味着我无法回到印度了，但也是抽象的，意味着一种概念，即那种世俗印度的“崇高”概念的丧失。如首任总理尼赫鲁誓言的那般，印度无意成为一个“印度教的巴基斯坦”。相反，印度要成为这样一个地方：珍爱一系列已经扎根五千年以上的宗教、语言、族群和文化。
尼赫鲁构想的印度概念，是一张可以重复书写的羊皮纸，其中“写下了一层又一层的思考和冥想，但没有哪一层后来书写的内容完全隐藏或抹去了先前写下的内容”。这张羊皮纸构成了源自1947年英国殖民统治的这个现代共和国的基础。这个新国家赋予世俗主义以鲜明的印度内涵。正如国会议员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最近告诉我的那样：“在印度，世俗仅仅意味着存在数量众多的宗教，国家允许并鼓励所有这些宗教兴盛发达。”
印度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大的多样性在印度次大陆上聚集，这一过程不总是和平的。这个现代共和国是那段历史的反映，它不会属于任何一个群体，而是平等属于所有群体。
但在仅有七十年历史的这个现代国家的表层土壤之下，存在一种更古老的现实，这体现在Bharat（印度的印地语名称——译注）一词中。这个词可以唤起人们的这样一个概念，即印度是一片圣地，尤其是印度教徒的圣地。India和Bharat，命名同一地方的这两个词象征着这个国家内部紧张关系的核心所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最紧迫的紧张关系之一。
Bharat是梵文，也是印度人用自己的语言了解自己的名字，不受外人关注。India是拉丁语，仅仅是其词源——“河流”的梵语sindhu，在波斯语中变成 hind，随后在希腊语中变成 indos，意思是“印度河”（Indus）——就揭示了它在西方人眼中的悠久历史。India是一片土地；Bharat是一个民族，即印度教徒。India是历史性的；Bharat是神话性的。India是一个支配性、包容性的概念；Bharat是隔代遗传的、感性的、排他的。
是现代国家还是圣地，正是这种看待同一个地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之间的紧张，成为二十世纪初印度教民族主义奠基人维纳雅克·达莫达尔·萨瓦加（Vinayak Damodar Savarkar）的关注所在。如他在1923年的著作《谁是印度教徒？》（Hindutva： Who Is a Hindu？）中所论：“成为一名印度教徒，意味着成为这样一个人：他将从印度河到印度洋的这片土地视作他的国家，也同时视作他的圣地。”在萨瓦加看来，这名印度教徒是至高无上的印度公民。其他每一个人，至多是客人，最坏的情形下是外国入侵者的杂种小孩。如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在《印度之光》（In Light of India）中所论，萨瓦加“在思想上要为甘地的遇刺负责”。（维纳雅克·达莫达尔·萨瓦加，生于1883年，卒于1966年。奥克塔维奥·帕斯，生于1914年，卒于1998年，墨西哥诗人、外交家，1962至1968年担任墨西哥驻印度大使，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印度之光》，是帕斯的一部随笔集，1990年以西班牙语初版。——译注）
甘地1948年死于纳特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之手，今天，高德西成了印度教右翼的英雄。现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代表是民族志工组织（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莫迪在该组织中接受培养，莫迪的印度教人民党则是该组织的政治代表。
尽管印度人对印度与Bharat之间的二元区别颇有不快，但在这个国家的话语中，这一区别却一再出现：Bharat被当做是一个纯洁、永恒的国家，无懈可击，真实可信；印度则被当做现代性及其所有弊端和混乱的体现。2012年，一名医学院学生在德里遭强奸和谋杀，民族志工组织负责人的说法是：“这样的犯罪几乎不会在 Bharat发生，但经常在印度发生……在‘Bharat’成为‘印度’的地方，因为存在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类事件就会发生。”
在古瓦哈蒂举行的反对《公民身份修正法案》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烧毁了木块和围板。（图/ANI）
今天，正在爆炸的印度
1980年代，我在印度的一块西方化了的飞地长大成人，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话来讲，我的世界的“核心信条”是，“有意义的每一件事情，要么已经发生过了，要么会在西方发生”。（爱德华·萨义德，生于1935年，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批评家。——译注）
对被称作Bharat的另一种整全性，我一无所知。那种对印度教行为方式和信仰的无知，并非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说英语的精英阶层的普遍状况。他们模仿英国的殖民阶层，生活在与身边的国家隔膜的状态中。1916年，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成立仪式上，甘地担心，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正在变成“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外国人”，无法与“国家的血脉”（heart of the nation）交流。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创办，旨在沟通印度教传统和西方式的现代性。甘地与尼赫鲁密切合作，他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不断将来自外部世界的知识翻译成印度的习语和传统。
到我成年时，城市精英和“国家的血脉”间已经失去了交流手段。精英们过着大门紧闭的安逸生活，浑然不觉于印度人现实生活的艰难：当然是贫穷和失业，还有城市的废墟和恶化的环境。他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将他们在语言、宗教和文化层面与印度隔开甚远。用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有关印度英语的话来讲，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特征都是设计出来的，用以削弱他们“对国家的天然兴趣和对其人民的同情”。（罗伯特·拜伦，生于1905年，卒于1941年，英国旅行作家、批评家，1925年后游历过印度。——译注）
从文化上讲，他们的生活是西欧和美国的附属品；他们的价值观是一个混合体，名义上为印度服务，同时，西方则被化约为放纵和实利主义的来源。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印度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但与此同时，这一概念的支持者队伍却在不断受到侵蚀。占了上风的是Bharat。
今天，印度领导人不屑一顾地提到这个年轻国家赖以建立的原则。相反，他们回过头去，诉诸印度教历史上的永久辉煌。他们鄙视“可汗市场帮”（Khan Marketgang），这指的是我长大的地方附近一个时尚市场，已成为印度精英的转喻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追溯到了摧毁印度教历史的外国占领者（先是穆斯林，然后是英国）与印度西方化了的精英阶层（以及印度的穆斯林）之间的直接关联，认为后者是外国占领的继承人，依旧享有掠夺的特权。
将近三十年前，因担心“宗教方面的好斗”威胁到“世俗国家的基础”，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他的《想象中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一书的序言中警告说：“在印度斯坦语中，没有人们通常使用的‘世俗主义’这个词。在印度，世俗观念的重要性只是以一种相当未经审视的方式被假定了。”碰巧的是，印度这一崇高概念一样没有通用的翻译。拉什迪说的是，这不只是语言的失败，而且是一个认为自身权力不可侵犯的精英阶层孤立状态的体现。“然而”，拉什迪写道，“假如世俗主义原则被抛弃，印度只可能爆炸。”（萨尔曼·拉什迪，生于1947年，印度裔英国小说家。《想象中的家园》是拉什迪的一部文集，初版于1992年。——译注）
眼下，印度正在爆炸之中。纵然是美国总统2月的到访，也不足以遏制民众的愤怒。当莫迪和特朗普相互熊抱时，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徒在几英里外的新德里街头游荡，杀害穆斯林，攻击他们的企业和礼拜场所。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承认这些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有遇害。印度正接近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数量恰好的失业年轻人，类型恰好的民粹主义强人，源于想象中的过去那种层级恰好的无知和升级了的期望。有谁知道，现代国家建设和民主中的哪些要素，有可能被方便地牺牲在复仇政治和复兴主义政治的祭坛上？
我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巴基斯坦人，但正如作家萨达特·哈桑·曼托（Saadat Hasan Manto）曾经指出的那样，我是穆斯林，这足以令我蒙受遇害的风险。对我这种在印度的人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早就极其漫不经心，极其颟顸无知，与更广阔的印度现实极其隔膜，乃至于就像是已经为自身的毁灭做好了准备。假如我变得熟悉了这一危险，那是因为我曾在巴基斯坦见证我父亲的遭遇，那里的社会形态与印度一致。为了他崇高的西方价值观，他像条狗一样死在了大街上。他们在拉合尔（Lahore）的客厅，在大学、智库和西方的新闻编辑室悼念他。但在巴基斯坦，他的凶手身上洒满了玫瑰花瓣；他的凶手的葬礼吸引了超过十万名哀悼者走上街头。（萨达特·哈桑·曼托，生于1912年，卒于1955年，巴基斯坦作家。拉合尔，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省会城市。——译注）
在这个古老的非西方国家各处，在西欧和美国，归属感的象征即种族、宗教、语言，正被赋予新的用途，以应付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所描述的“某个地方”和“任何地方”即定居人士和非定居人士之间的对抗。我不属于任何部落或种姓，没有宗教或国家；除了西方那些城市，我无处可去，希望在那里等待风暴过去。（大卫·古德哈特，生于1956年，英国记者、作家。——译注。）
但，当我与印度的决裂收获了一个新的冰冷结局，当流亡变成了庇护，我不禁要问，是否有哪座港口可以捱得过或许要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那种毁灭性的愤怒。
责任编辑：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