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了从新冠疫情中痊愈，我们必须想象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导读美国非营利新闻组织《真相》（Truth out）记者C。 J。波利克罗尼奥（C。 J。 Polychroniou）近期发表《乔姆斯基和波林：为了从COVID-19中痊愈，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To Heal From COVID-19， We Must Imagine a Different World），记录其对美国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的采访。文章指出，疫情初始，特朗普政府盲目逐利，应对不力；等到爆发之时，政府则大力扶持公司企业，对民众医疗保障置之不理。两位受访者针砭新自由主义之弊端，提倡构建真正国际主义，激发全球公民意识。C。 J。波利克罗尼奥是一名政治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特拉华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欧洲和美国多所大学和研究中心工作；最近出版的著作是对乔姆斯基的一系列访谈，名为《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Optimism Over Despair：On Capitalism， Empire， and Social Change）。
[采访者/C。 J。波利克罗尼奥，受访人/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波林，译者/刘昭媛、张雨凡]
这场冠状病毒（COVID-19）引起的疾病引起了世界措手不及。尽管最近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承诺，将向全球经济注入5万亿美元以刺激经济复苏，但这场流行病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将是剧烈的。
但我们能从这场疫情大流行中学到什么教训呢？冠状病毒危机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吗？也就是设想一个利润不高于人民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在本期《真相》（Truth out）的独家专访中，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和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回答了这些问题。
“为了从COVID-19中痊愈，我们必须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截图来自《真相》
C。 J。波利克罗尼奥：诺姆，我们能从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健康危机中得到哪些更深层次的教训呢？
诺姆·乔姆斯基：科学家们预测流行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特别是从2003年SARS大流行以来，那是由一种类似于COVID-19的冠状病毒引起的。他们还预测，未来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流行病。如果我们希望防止下一波灾难的发生，我们应该问问这是如何发生的，并改正错误的地方。从灾难根源到特定国家的具体问题，我们可以从许多层面得到教训。我将把重点放在美国上，尽管这是一种误导，因为它在应对危机的能力方面处于最底层。
基本因素一清二楚。这种损害源于巨大的市场失灵，而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这一问题。从糟糕的医疗体系和脆弱的社会公正排名（在经合组织中几乎垫底），到接管联邦政府的“破坏球”，美国有其特殊性。
SARS肆虐时，导致SARS的病毒很快被发现。疫苗已经研制出来，但是还没有通过临床试验阶段。制药公司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它们只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而投入资源以避免某些预期中的灾难也没有什么利润可言。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戏剧性地说明了这种普遍的失败——缺乏呼吸机。这是一种致命的失败，而这迫使医生和护士做出让谁死亡这样痛苦的决定。
过去奥巴马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它从一家小公司订购了高质量、低成本的呼吸机，但这家小公司后来被一家大公司科维迪安（Covidien）收购。而科维迪安公司搁置了这个项目，显然是因为这些产品可能会与其自己的高成本呼吸机竞争，随后它通知政府，表示想要取消合同，因为没有足够的利润。
到目前为止，这是正常的资本主义逻辑。但就在那时，新自由主义病理学（neoliberal pathology）又给了沉重的一击。奥巴马政府本可以对此施压（step on），但这被罗纳德·里根曾宣布的执政原则所禁止：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当时的奥巴马政府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应该暂停一下，考虑一下这个公式的意义。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当人民的福利受到威胁时，政府不是解决方案，但它绝对是私人财富和企业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案。自里根执政时起，这些记录都是充分的，我们应该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视它。“政府不好”这句口头禅与自吹自擂的“自由市场”类似，它很容易被扭曲，以适应过高的资本要求。
新自由主义理论也适用于私营部门。商业模式需要“效率”，这意味着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但结果是被破坏的。对私有化的医疗系统来说，这意味着它没有多余的能力，尽管拥有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和丰厚的管理报酬，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勉强维持，但即使如此还是一贫如洗，只是病人就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当意外发生时，只能说真倒霉。
这些标准的商业原则对整个经济有很大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气候危机，它的严重性超过了当前的病毒危机。化石燃料企业在经营中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为了让人类社会生存下去，后者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油田来开采，不会把资源浪费在可持续能源上，也不会放弃有利可图的可持续能源项目，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加快大规模破坏的速度来赚更多的钱。
白宫掌握在一群匪帮手中，他们致力于最大限度地使用化石燃料，并废除那些阻碍人们奔向他们引为骄傲的深渊的规定，无疑是火上浇油。
达沃斯与会者（他们被称为“宇宙的主人”）的反应颇具启发意义。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粗俗，因为这玷污了他们想要展现的人文主义文明形象。但当特朗普以主旨发言人身份滔滔不绝地演讲时，他们却为他热烈鼓掌，因为他们意识到，特朗普对如何填满口袋有着清晰的理解。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除非我们的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否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对未来的初步体验。
回到疫情大流行这一话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正在到来。特朗普已经以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在他的任期内，与医疗相关的政府预算被大幅削减。“就在新型冠状病毒被认为在中国武汉开始致命传播的两个月前，特朗普政府结束了一项2亿美元的流行病预警项目，该项目旨在训练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发现和应对这样的威胁”——这是特朗普煽动“黄祸”的前兆，以转移人们对他灾难性表现的注意力。
令人惊讶的是，在疫情大流行全面爆发之后，特朗普的撤资进程仍在继续。2月10日，白宫发布新预算，进一步削减了陷入困境的卫生保健系统（实际上任何可能受益人口）的支出，但“预算将促进美国化石燃料的能源繁荣之景，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天然气和原油的生产。”
也许有些话可以捕捉到这种彻底的恶意。但我没有找到。
美国人民也是特朗普价值观的目标。尽管美国国会和医学界一再恳求，特朗普仍然没有动用《国防生产法》以要求相关企业生产急需的设备，并声称此举是一个“打破玻璃”的最后举措，一旦这一行动普遍化会将这个国家变成委内瑞拉。但《纽约时报》指出，事实上《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被引用了数十万次”。不知何故，这个国家挺过了这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
不仅拒绝采取措施购买所需的医疗设备，白宫还“保证”医疗设备的库存消耗。国会女议员凯蒂·波特（Katie Porter）对政府贸易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月到2月，美国呼吸机出口的总额增长了22.7%，而2020年2月，“美国口罩对华出口的总额比2019年月度平均水平高出1094个百分点。”
相关研究仍在继续：
就在3月2日，特朗普政府还在鼓励美国企业增加医疗用品的出口，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然而，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COVID-19的危害，包括美国可能需要额外的专业防护口罩和一般口罩。
大卫·达延（David Dayen）在《美国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中评论道：“所以，制造商和中间商在今年头两个月把医疗用品运出国外，赚了钱，现在他们又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把它们运回国内，赚了更多的钱。贸易失衡优先于自我满足和恢复能力。”
毫无疑问，危险即将到来。2019年10月，一项高级别研究揭示了大流行威胁的性质。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爆发不明肺炎症状；一周后，又报告称，科学家已经确认是一种冠状病毒，并对其基因组进行测序，又再次向公众提供信息。此后数周，中国没有明确说明危机的规模，后来又说明，防疫延误是由于地方官员没有通知中央政府；据悉，这一说法得到了美国分析人士的证实。
事实上，外界都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美国情报部门，整个1月和2月，都在试图联系总统。但这都无济于事，总统不是在打高尔夫球，就是在电视上赞扬自己在遏制威胁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多。
在试图唤醒白宫的过程中，还不仅仅是情报部门。正如《纽约时报》报道，“白宫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明确警告过政府官员，1月下旬，美国冠状病毒危机可能花费数万亿美元，并使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面临感染或死亡的风险……根据中国已有的信息判断，这会危及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几个月过去了，这位“亲爱的领袖”从一个故事翻到另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崇拜他的共和党选民们为他的每一步欢呼雀跃。
当事实最终变得不可否认时，特朗普向世界保证，他是第一个发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自始至终，他身边的马屁精和他在福克斯新闻的应声虫们，忠实地重复着他的表演，福克斯新闻似乎也是他信息和思想的来源。
这些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美国情报部门了解到中国提供的早期信息，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在了解到这些信息后立即做出反应，那些举措在中国台湾、韩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都非常有效。新西兰立即封禁，几乎消除了这种流行病。
虽然大多数欧洲人犹豫不决，但组织良好的社会仍做出了反应。德国报告的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这得益于他们储备的闲置产能。挪威和其他国家似乎也是如此。富裕国家拒绝帮助别人，这暴露了欧盟的文明程度。但幸运的是，他们可以指望古巴来救援，古巴提供医生，而中国提供医疗设备。
自始至终，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关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自杀特征，以及新自由主义瘟疫所造成的额外损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知名人士曾援引稳定的经济学定律解释称，这场危机让人们看到，将决策权转移到不负责任的私人机构所面临的风险。私人机构只专注于其庄严的职责——贪婪。
对美国来说，还有一些特殊的教训。如前所述，美国在经合组织（OECD）的社会公正指标中排名垫底。美国私有化营利性医疗保健体系所追随的追求效率的商业模式是一场灾难，其人均成本是同类可比性国家的两倍，但有些结果是最糟糕的。我们没有理由忍受这种情况。当然，现在是将我们的医疗保健体系提高到其他国家的水平，并建立一个人道、有效的全民保健制度的时候了。
美国还可以立即采取一些其他的简单措施。企业再一次急着向“保姆国家”（译注：指政府用一系列的保护性政策来鼓励公民们改变他们在保健，财政和环境等方面的习惯）寻求救助。如果他们能得到批准，就应该设定严格的条件：在危机期间，不向工人发放奖金和薪酬；永久禁止股票回购和逃至避税天堂，这些行为对公众的抢劫数高达数万亿美元，可不是小数目。这可行吗？显然不是。那是法律，是必须强制执行的，直到里根打开了阀门。他们还应该要求在管理层中设有工人代表，并坚持发放基本生活工资。这些条件很快就会浮现在我们脑海中。
还有许多进一步的短期措施是相当可行的，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但除此之外，这场危机还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和重塑我们这个世界的机会。大师们正致力于这项任务，如果他们不被参与的民众力量反击和压倒，否则我们将进入一个更丑陋的世界——一个可能不会长久存在的世界。
雇主们很不安，当农民们拿起干草叉时，公司总部的调子也会改变。高层管理人员已经参与入进来，表明他们是非常好的人，如果继续留在他们的关爱之手中，所有人的福祉和安全都将得到保障。他们宣称，现在是时候让企业文化和实践变得更有富有爱心，不仅要关心股东的回报（大多是非常富有的人），还要关心利益相关者——员工和社区。这是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一个主要主题。
但是，他们没有提醒的是，我们曾经听过这种论调，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短语叫“含情脉脉的公司”（the soulful corporation）；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是多么深情的说法。
C。 J。波利克罗尼奥：“鲍勃，你能让我们了解一下冠状病毒带来的经济冲击吗？社会经济影响会有多严重？谁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
罗伯特·波林：COVID-19所导致的经济崩溃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
4月4日这周，660万人首次申请失业保险。此前一周有690万人提交了申请，再前一周有3.3万人提交了申请。在这三周之前，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1982年10月，当时罗纳德·里根经历了严重的双底衰退（译注：又称“W型衰退”，指在全球经济已经触底逐渐回升时，经济复苏可能失去动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再一次触底。）。当时，索赔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5万人。
即使考虑到今天美国劳动力与1982年相比的相对规模，1982年与今天的差距，仍令人瞠目。因此，在1982年，65万失业保险索赔占美国劳动力的0.6%。4月第一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660万，前一周为690万，两者均相当于美国劳动力的4%，因此从劳动力的百分比来看，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1982年的7倍。再加上过去三周的失业保险索赔，我们有1680万新失业人口，占美国劳动力的10%以上。预计这一数字在未来数周内还将继续上升，可能将失业率推高至20%的区间，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严重时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数字。
大部分美国失业者通过其雇主取得健康险，但现在维系于雇主的保险岌岌可危，因而目前失业者的状况仍然堪忧。特朗普3月27日签署的经济刺激法令，并未涉及感染者的治疗费用。彼得森·凯撒家庭基金会（The Peterson-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认为治疗约花费20000美元，甚至连享有健康险的居民也需自己额外支付1300美元。因此，在企业主导、极度不公平的美国医保体系下，在数百万人危弱之时，2019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无疑是雪上加霜。假若现下美国实行全民医保，那么人人都理所当然地在保障之内。
除了失业者的窘迫之外，我们还需关注抗疫一线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他们为了工作而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一份报告中，罗慧珍（Hye Jin Rho）、海莉·布朗（Hayley Brown）及肖恩·弗雷姆斯塔德（Shawn Fremstad）指出，超过三千万美国工人（约占美国劳动力的20%）从事于抗疫前线的六大行业，包括杂货店职员、护士、清洁工、仓储工人和公交司机等；女性在其中占比65%，而其中低收入者与欠缺医保者的比例更大。这些重要工人正将自己置于感染的高风险之中，一旦其受到感染，不但面临健康危机，还会遭受经济打击。
新型冠状病毒对非裔美国人更是毫不留情。在伊利诺斯州，超过二分之一的死亡病例为非裔美国人，但这个群体仅占当地总人口的14%。在路易斯安那州，总人口占30%的非裔美国人却占死亡病例的70%。其他州也有类似情况。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来说，他们无法通过社交隔离与停业在家等手段保护自己。
尽管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情势严峻，但随着病毒传播，情况似乎有所缓和。然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等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必定会遭受灾难性打击。首先，社交隔离和自我隔离虽然在高收入国家相对有效地减缓了传播速率，但在穷困地区（如德里、内罗毕和利马）却无法施行，原因在于当地居住空间大多狭小。此外，由于当地居民无法承担停业在家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又依赖拥挤的公共交通出行和工作。
另外，他们的工作条件也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约有70%的雇员为非正式工，这意味着工人无法获得雇主提供的利益，包括带薪病假。正如印度经济学家C。 P。钱德拉塞卡（C。 P。 Chandrasekhar）与贾亚提•戈什（Jayati Ghosh）写的：“在任何一次经济衰退中，这些工人及其家庭无疑首当其冲，不堪一击。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共健康灾难之后，随之而来的经济低迷更是火上加油。”
印度孟买，戴着口罩、正在等火车的乘客。图自美联社
除此之外，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卫生预算极为有限。旅游业崩溃以及出口收入与汇款的锐减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沉重打击。因此，最近几周，已有85个国家向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寻求短期紧急援助。这几乎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请求数量的2倍，且情况可能很快会变得更糟。
C。 J。波利克罗尼奥（C。 J。 Polychroniou）：此次冠状病毒是否会破坏全球化？
诺姆·乔姆斯基：事实上，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最早有历史记载之时，甚至更早，并且它还会继续。只是问题在于：以何种形式？例如，是否要将企业从印第安纳州搬迁到墨西哥，但这样就有问题了。谁来决定？是纽约的银行家还是芝加哥的金融家？或许是劳动力和社区，亦或许是与墨西哥同行间的协调？其间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际联系与利益纷争，而这与地图上的颜色分区并不一致。
当亟需合作以应对全球危机之时，各国却出现相互竞争的丑相，显示出我们有必要消解以利益为基础的全球化，构建真正的国际主义，以图求存。此次危机创造了机会——使我们从意识形态枷锁中解放出来，展望新世纪，并付诸行动。
近年来构造的国际经济以利益为导向，对其所造成的外部代价不屑一顾，如复杂供应链中的交易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不必提对生命群体的毁坏，但供应链本身却极度脆弱，此次疫情可能促成其改变。似乎一切都将重塑，但此时又要回答一个问题：谁将引领改变？
推动国际主义由集权到服务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呼吁建立进步的国际主义以对抗特朗普政府建立的保守国际主义。
类似的努力也以不同形式存在着。工会至今仍被称为“国际组织”，令人联想到为其不懈奋斗的梦想。不过，有时也并非如此。在国际团结运动中，港口工人拒绝卸载货物。但在国家和民众的国际团结运动中，仍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国家层面，根据皮埃罗·葛雷吉塞斯（Piero Gleijeses）的深入描述，古巴的国际主义运动当属第一：从古巴在南非解放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到古巴医生2005年对巴基斯坦震后的贡献，再到如今对欧盟施以援手。
古巴医疗队紧急援助意大利视频截图
就民众而言，则当属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前往中美洲，帮助“里根恐怖主义战争”及其支持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译注：有学者认为里根所发动的战争恶果与恐怖主义别无二致，如尼加拉瓜战争）。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而其中来自美国乡村的宗教组织贡献最多，效率最快。据我所知，类似的事情在以往帝国主义的历史中从未出现。
全球联系与结合不拘泥于形式，种类繁多，不乏广受赞誉、值得倡导的活动。
C。 J。波利克罗尼奥：各国政府都采取大规模刺激措施以应对冠状病毒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在美国，经国会批准，特朗普政府已准备2万亿美元刺激经济。该资金是否足够？是否将触碰到美国债务承担的底线？
罗伯特·波林：特朗普3月签署的刺激计划，堪称美国有史以来规模之最。2万亿美元约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政府则计划在几个月内将其快速分配。与之相对的是2009年奥巴马的财政刺激计划，其预算为2年8000亿，约为这两年内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
尽管规模空前，但现有刺激计划显然不足以应对，甚至在许多重要领域收效甚微。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综合来看，该刺激计划为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慷慨解囊，而这些人也同样在11年前奥巴马推出的财政刺激计划和相应的华尔街救市计划中获益。
正如前文所提，刺激计划并未向感染者提供医保支持，也同样并未对抗疫前线的医院和各州地方政府提供太大帮助。随着经济持续衰退，州地方政府税收（所得税、营业税、财产税）将大幅度减少。在2007年至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中，州地方政府税收下降13%。而现在的下跌幅度至少也会与此相当。州政府缺乏联邦政府的大规模资金注入，而这相当于目前刺激计划所分配资金的3倍左右，因此州政府将不得不大规模削减预算，裁撤雇员。由于工资支出占比大，因此教师，医护人员及警察也包括在内。
甚至连特朗普政府似乎也意识到该刺激法案规模过小。特朗普和国会民主党人士已经讨论出台另一项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美国的确有能力持续大量对外举债。
此外，正如2007年至2009年经济大衰退时期一样，美国政府债券被公认为全球金融市场上最安全的资产；相比全球市场上其他信用工具，这将造成美国债券的溢价。在债务负担过重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也能够买入并有效回收政府债券。没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经济实体可以拥有如此的金融特权。
而美联储则基于该特权，承诺提供美国企业和华尔街几乎无限制、无条件的支持。事实上，仅在3月18日至31日之间，美联储就以每秒1百万美元的速度购买了1.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公司债券。《金融时报》的报告中指出，照此趋势，美联储持有资产在今年6月可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0%。而在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中，美联储仅持有1万亿美元债券，期间这一数字最高飙升至2万亿美元，而这仅相当于美联储未来几个月干预行动规模的五分之一。
当下，美国和全球经济都需要巨额资金援助，以保障无辜者免受疫情与经济萧条的双重打击。但该紧急援助需专注于向个体提供所需的医疗保障，维护其经济状况不受影响。
从更宏观的结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系近四十年来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生活的代名词，但现在需停止滥用依此获取的金融特权。过去11年来，美国政府两次资金援助大型企业和华尔街，这意味着它有能力控制一些僵尸企业和逐利的私人企业。国家可以用全民医保取代私营医保产业。
未来三十年内，联邦政府也可在化石燃料产业取得控股权。航空公司至少也应是实现部分国有化的目标之一。目前面临困境的航空公司却在过去十年中，挥掷其96%的资金来回购股份；而帮助设计此类金融操作的华尔街运营者，不仅需要面对严格的监管，还要应对来自其它可融资的大型公共开发银行的竞争，如绿色新政。
总之，在当下危机中，美国经济无法维持新自由主义现状。显而易见，经济大衰退期间，如果美国龙头企业和华尔街公司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将无法存续。而仅仅11年后，同样的情景又再次上演，只不过这一次的规模更大。
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理念纵容了大型企业和华尔街，使其相信公司社会主义（Corporate Socialism），任意囤取暴利，却在必要时将风险转嫁给民众。尤其在此时，如果企业坚持利益至上，那么联邦政府则有必要切断其生命线。进步人士也应为此原则而不懈奋斗。
C。 J。波利克罗尼奥：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冠状病毒似乎已引起普通民众间的一致团结，甚至于激发全球公民意识。显而易见，冠状病毒自身不会击败新自由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生活原子化（译注：为当下社会生活理念，强调个体，认为社会组成的前提与基础是个人），但其是否会引发经济政治思维的转变，或者激发起社会本位国家？
诺姆·乔姆斯基：这令人想起在经济大萧条和反法西斯战争下席卷世界的激进民主浪潮，以及统治者或为维持、或为遏制而采取的措施。这段历史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此次疫情应焕发人类对真正国际主义的认同，使人们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混乱失序与病态社会，并更为彻底地重建社会秩序。
美国更应当直面社会公平体系之脆弱残酷，但这并不容易，甚连当下极左翼的主流观点，仍显得十分怪异。例如伯尼·桑德斯倡导的计划，对美国人来说仍“太过极端”，他提出的两个主要项目——呼吁全民医保和免费高等教育，其实不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在较贫困地区都已普遍实现。
此次疫情应唤醒我们：在公正世界中，社会纽带应取代社会束缚。此观念追溯自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并已通过许多方式实现。医疗人员的非凡勇气与无私是对人类精神的赞歌，各群体守望互助，济困解厄，帮扶老弱。
的确，目前“已引起普通民众的一致团结，甚至激发了全球公民意识”，但挑战也一目了然。人们能够克服挑战，值此危难时刻，人们也必定会克服挑战，否则历史将走入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