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裘蒂：美国很可能形成一种仇外下的“后个人主义”
新冠疫情下的曼哈顿街头。图/图虫创意
（一）
从我曼哈顿住所的窗户向外望出，暖冬过后的绿芽儿已经缀满了树桠，吸引了纽约客在路上慢跑、推着购物车行走。与此同时，每隔20~30分钟，就有救护车嘶吼而过。
在纽约疫情显示触顶之时，州长科莫终于宣布，所有两岁以上的纽约州居民从4月17日晚8时开始，进入拥挤的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或布制面罩。
记得三月中旬我去邮局，发现自己是唯一戴口罩的人。当时有一个人对我大声嚷嚷，“你生病了吗？只有生病才要戴口罩！”另一位在旁听见的女子插嘴说，“关你什么事？”
科莫表示，他接到不少反对口罩行政令的电话，认为政府强制民众戴口罩是侵犯私人空间，“但是这不只关系到个人，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别人不被感染。”实际上，纽约州并没有推出对不戴口罩者的处罚措施。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东方文化（例如中国、日本等）更有可能赞同集体主义的态度，而西方文化（例如美国、欧洲等）则更有可能赞同个人主义的态度。新冠病毒抗疫举措的跨国差异，似乎验证了这个刻板印象。当然，受到儒家文化驱动的东亚文化圈，在面对新冠疫情的态度上，也反映了当年“非典”影响的冲击。
观察家认为，新冠病毒所引发的防疫措施可能会长期削弱美国的个人主义。
触目可及，美国自由派媒体一时间充满了对个人导向的美国文化的反思，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说，“美国粗暴的个人主义带来很大的风险”；《噪音》杂志的标题是：“新冠病毒、焦虑症和粗暴的个人主义的严重失败”；《GQ》杂志警告，“牢固的美国个人主义正带给你危险”；《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美国人为对抗冠状病毒必须做出转变，我们顽固地迷恋于破坏性的自力更生观念”；《每日新闻》直批美国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
美国主流文化相信，自我而不是社区是治愈的关键。然而在新冠病毒的威胁下，这种心态可能具有破坏性，因为保护社区而不是自我，可能是集体防疫的要义。
几十年来缺乏集体行动，造成了美国基础设施（包括医疗）欠缺，导致到了紧要关头，完全无法动员起来消灭共同的敌人——病毒。
美国的一些海滩仍然拥挤，年轻人蜂拥而至。工人被迫罢工，以获得基本的防护装备。据报道，约有90%受访的美国人表示即使患病也照常工作。一方面是迫于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自立更生”的文化心态的体现。多州为了抗疫而颁布的“居家令”，直接与这种习惯性思维发生冲突。
（二）
即便如此，我认为除非疫情更持续地恶化下去，美国并不会全面从个人主义中撤退，也不会直接拥抱东亚文化的理念，最可能的是，通过高科技手段允许传统的隐私和个人权利受到“适当的入侵”。
苹果和谷歌计划在5月中旬发布软件更新，允许iOS和安卓手机通过蓝牙与特定范围内的任何其他手机交换匿名密钥，一旦一个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公共卫生部门将通知新的应用程序，用以提醒与受感染者足够近的人，警告他们已经与受感染的人有所接触，但不会透露患者的身份。
其实这样的小技术在韩国、新加坡等国已经运用在抗疫的追踪上，但是美国隐私问题专家质疑两个科技巨头在设备中嵌入新的监视功能，涉及到对移动操作系统的更改，实际上使它成为永久性固定装置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苹果和谷歌将如何防止新工具受到政府的滥用？两家公司将如何确保这项功能将是智能手机用户可选而非强制？
如果这个机制成为美国部分地区复工的必要措施，这可能意味着基于公共健康的考量，有些美国人会选择重新评估以前被视为侵犯隐私的装置，甚至拥抱这样的程序。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兼公共知识研究所所长埃里克·克林伯格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标志着市场社会和超级个人主义的浪漫时代终结，“大政府”将卷土重来。
抗疫的过程大大提升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能见度，当美国人收听公共卫生官员的每日简报，听取州长的指导并寻求国家领导人的帮助时，他们看到“大政府”在美国人的生活和健康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也同时意识到，过去四十年来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以及公共专业知识的流失所带来的致命后果。
然而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缺乏全国性的抗疫策略，经常摆出“甩手掌柜”的姿态，显示特朗普一方面相信强人政治，另一方面又坚持着传统共和党对于“大政府”的摒弃。同时，新冠疫情也暴露了所谓“小政府”的意识形态，其实让财阀、大企业从中获利。政府选择性地让位给市场（如在医疗物资的购买上），但只有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成为获益者。
因此更有可能的是，即使疫情让美国主流意识体验到政府的重要，但至少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只会以仇外的民粹主义作为宣泄的方式。
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集体主义者对团体内成员与团体外人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而个人主义者对于团体内外的区别则相对较小。我认为，至少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很可能会形成一种仇外下的“后个人主义”，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并未提供全国的、系统性的抗疫合力，反而借以煽动民粹主义来让个人凝聚起来，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独立、自由”的心理需要。
美国人文主义代表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自我之歌》（1855）中写道：
我赞美自己，歌唱自己，
并且你也应该一样照我这样行动，
因为每一个属于我的原子也同样属于你。
……
我的喉舌，我的血液中的每一个分子，都由这土壤，这空气构成，
生于斯，养于斯，就像我的父母，还有我父母的父母，
我，现在三十七岁开始，身心处于完美的健康状况，
希望直到去世不停止。
新冠疫情显然威胁了这种个人主义的前提——健康。当疫情催生出一种“后个人主义”，我只好把曼哈顿的公寓楼想像成亨利·梭罗隐居的《瓦尔登湖》，他在其中写道：“我宁愿坐在南瓜上，放弃自己所有的东西，也不要坐在拥挤的天鹅绒垫子上。我宁愿骑着牛车在地面上自由通行，也不愿乘坐豪华游览火车去天堂，却一直呼吸带有传染病菌的空气。”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前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裘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