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扬之莱茵日记：病毒也是资本的“照妖镜”
夏季临近了，但德国的开禁措施尚未惠及旅游业。相反，德国外长马斯（Heiko Maas）再次发出警告，告诫民众不要对今年的夏季旅游抱太大的希望。
目前，不仅德国各州彼此在解禁节奏上参差不齐，欧盟各国之间也拉开了放宽的距离。如，疫情防控开始较早、开禁也率先的奥地利近日发出相当“诱人”的信号：向德国游客开放边界。
对此，马斯强调指出：“在欧洲范围内展开谁首先开放旅游的竞争，会导致难以承受的后果。”他提醒人们莫忘奥地利滑雪胜地伊施格尔（Ischgl）成为病毒主要传播地的教训。
但是，包括酒店、餐饮、航空等领域的旅游业在这场前途未卜的抗疫中还能支撑多久？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以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汉莎（Lufthansa）为例：疫情暴发后，汉莎的“仙鹤”不得不大批卧巢，不得升空腾飞。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施波尔（Carsten Spohr）曾如此描述汉莎眼下的困境：逝去的每一个小时意味着一百万欧元的损失。
疫情暴发前，汉莎共有130万员工和760架飞机；未来，公司将裁员一万，飞机数量将减少100架。上周五，汉莎股票缩水8%，成为DAX当日最大的输家。
前一阵，国家对经济大量注资，汉莎靠短期贷款勉强“糊口”，但公司的资金周转最近已难以为续，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恐怕扛不住了。接下来该如何走？现在主要有两个选项：一，在汉莎私有化二十年后，国家重新成为最大股东，这等于将公司部分国有化；二，国家以匿名股东的身份间接介入，这个办法是汉莎更愿意看到的。
总理默克尔本周将亲自介入，与财政部长、经济部长、交通部长等政府要员以及汉莎公司领导层一起共同商量对策。
疫情在一些国家虽然开始出现缓解，但只要还没有掌握有效的疫苗，未来就不可能明朗，而这种无法规划（keine Planungssicherheit）的局面对企业是致命的。汉莎的情况不是个例，德国有不少企业因疫情陷入困境或濒临倒闭，所以，政界已出现“警惕外国趁火打劫加紧收购”的声音。
眼下围绕何时以及如何开禁的讨论，归根结底还是纠结以下两个问题：1）健康与自由，2）健康与经济。
疫情是“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往往需要威权手段，而威权手段让人担心会威胁到民主机制。
这两天，柏林等地出现的要求恢复自由和民主的示威行动表明，健康与自由之间的平衡正在渐渐失去。作为疫情重灾区的餐饮业则在筹划全国范围内的“空椅行动”（“Leere Stühle”-Aktion），向社会发出纾困无期的绝望呐喊。这里体现的是“健康与经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德国疫情暴发后，哪怕是限制最厉害的阶段，笔者都未曾真正担心过什么。但是开禁一周以来，全国上下有关进一步开禁的讨论和各州采取的步调不一的措施，以及这两天电视上看到市内再现“人头攒动”的趋势，笔者第一次有了某种不安的感觉。
资本优先，人命靠边？
公元前431至前404年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进行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古代世界大战”的战争，埋葬了雅典的民主时代。
修昔底德在那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名著中，详尽分析了战争的起因、背景、过程和后果，但对当时发生的另一场“战争”——“雅典大瘟疫”却很少花费笔墨。或许，作为历史学家，他感兴趣的不是病毒和生物问题，而是地缘政治和历史问题。所以，关于那次瘟疫，我们后人知之甚少。
那么，在当今的新冠病毒瘟疫中，情况是否就不一样了呢？
当然，这次有关新冠病毒的知识和信息充斥媒体，甚至可以说到了“供大于求”的地步，我们对疫情造成的损失和不便也已感同身受，但这个显微镜下方得见的病毒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关于这类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目前的讨论似乎并不多见。
然而，无论我们是否进行反思，或是否愿意反思，病毒都会像一面镜子那样立在我们跟前，让我们看清自己，感知未来。德国媒体学家和哲学家福格尔（Joseph Vogl）在描写当下这场世界性大瘟疫时说：“整个世界如同掉进了显影液里，所有的反差和轮廓最终都会尽显眼前。”
有些轮廓显现得早一些。桥洞下的无家可归者，躺在马路边的乞讨者……这段时间电视中时有播出这些画面，它们反映的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而是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30年后西方富有国家中的现实场景。这样的场景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集中出现过。在和平富裕时期，这些社会底层人的生存尚有一定的保障，但在疫情之下，人道救助和福利条件同样会受到限制。
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川普语）里，具体说在“赌城”拉斯维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边是空空荡荡门可罗雀的高档宾馆，一边是附近足球场外停车场上警察用白线为无家可归者划出的一块块“栖身之地”。这也许属于疫情中的“保持安全距离”（“Keep safe distance！”）吧。
这次疫情如果继续下去，“显影液”显示出来的将不仅是贫富差别，还包括意识形态的种种思考和争论。
在意大利哲学家、对“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颇有研究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眼里，政府对病毒“歇斯底里的反应”，特别是禁足规定，说明“新自由主义”除了权力和赤裸裸的生存之外，其实是什么都不信的。他说，在这方面，意大利就是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一个活标本：在一个不再思考“究竟”的现代社会里，人类的生活其实已降低到“活下去”的水准上了。换而言之，人们所有的行为，只是为了生物意义上的“生存”。所以，疫情一旦造成恐慌，人们首先担心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因而不惜牺牲“自由”。
哲学家要思考价值，但普通人恐怕难以理解没有“生存”，还有什么价值？
法国哲学家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则认为，阿甘本的观点忽略了人类的痛苦，因而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他指出，这次各国针对疫情作出如此剧烈的反应，是因为人类文明的基准已岌岌可危。他说：“一位老人应该拥有与年富力强的人同等的生命价值。只要我们坚持这个原则，那么，认为生命毫无意义的当代虚无主义（Nihilismus）就不会占据上风，我们将依然还是个文明社会。”
美国文化哲学家、“占领运动”倡导者爱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则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用医学手段延缓重症病人的死亡是否是一种生命异化现象？用呼吸机这种技术手段让奄奄一息的病人“活着”，不正是自由主义社会任意改变文化和自然中“生死有时”的规律、以及机器代替家庭关怀的一个佐证么？按照医学的逻辑和常理，死亡是最糟糕的结果，但我们其实都知道：“死亡并未离开我们，挽救生命只是推迟这个时刻的到来而已。”爱森斯坦进而提出一个宗教生死观的问题：秘鲁的印第安人会同意插管么？不会，他们会要求萨满巫师帮助他们有个好死的结果。
当然，哲学家们思考归思考，最后并不否定治病救人的作用。爱森斯坦也承认，必须尽一切办法帮助新冠病毒患者。
对人为延长寿命的批评属于宗教和哲学命题，它与疫情期间出现的、为所谓的“整体利益”或“经济利益”而牺牲或不惜牺牲部分人生命的“利己主义”观点有着本质区别。
美国得克萨斯副州长、共和党的派特里克（Dan Patrick）是首位提出是否应该考虑牺牲老人拯救经济的政治家。他说：“外面有许多像我一样的爷爷辈的人，我有六个孙辈孩子，我不愿意整个国家为我们老人作出牺牲。”
英国《每日电讯报》（Telegraph）记者华纳（Jeremy Warner）也认为，不能为了保护老人而拖累整个经济，相反，老人走了，有助于社会的年轻化，还能为养老金制度减负呢。他说：“抛开细节不说，新冠病毒将许多老人剔出养老保险体系，纠正了社会老年化的失衡状态，从长期看，这不失为是个好处。”
持有这种“生命经济学”观点的人远不止华纳一人。
脱欧战略家、英国首相约翰逊的现任首席顾问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据说曾说过：经济优先，如果有若干退休人员必须付出代价，那是他们运气不好。后来，他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倾向市场自由主义的瑞士《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也发表了一些持这类观点的文章。其中有一个被采访的企业家表示：“我们竟然仅为让一些老人晚走几年而选择经济自杀，还是让我们接受人总是要死的这个事实吧，长寿并非生命的目标。”
另一位经济学家在一边附和着说：“失去许多生命，短期内会痛苦，但中长期看，人们会更关注病毒带给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混乱……生活将继续……因此，资本主义必须存活下去，因为它创造富裕……利于人权。”
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的著名文学家冈布雷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表达得更加直白：愿所有人都能摆脱新冠病毒，这样的“平等“道德观会进一步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亦即人类的生存。各国政府乖乖地屈服于挽救生命的道德呼声，建立了一种“民粹主义的紧急状态国”（populistischer Notstands-Staat）；这种状态实则相当严酷，因为如果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平等”原则下的牺牲品。他认为，避免悲剧往往会产生更大的悲剧，全球经济的崩塌最终可能造成更多的受害者。因此，他不得不提出一个“貌似不堪，而且痛心”的问题：“尽可能按照平等原则保护所有公民免于死亡”的道德伦理观是否正将“人类生存”置于一个危险境地？
在这次的疫情中，美国向世界证明，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的差异直接关乎个体在紧急情况下的承受能力以及生死机率。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精神的川普总统，在开始阶段把关于新冠流行病的所有警告当作耳旁风，而他的一些党内朋友据说在病毒死神降临美国前便悄悄抛售了他们的股票，坐享病毒带给他们的股市红利。
所以，有人说，资本市场貌似一个“精灵怪物”，极为敏感，有时也很脆弱。但是，它一旦获悉人会为它作出牺牲，就会毫无犹豫地牵着人的鼻子走，并将人变得愈发野蛮。
默克尔的观点与上述论调完全不同。23日，她在议会宣读政府声明中提到老人时颇为动容。她说：“在一个人的晚年，如果除了尽心尽力的护理人员之外谁都不在身边，将是件很残忍的事。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人以及他们暂时被迫所处的孤独处境。这些如今八九十岁的人曾建设过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拥有的富裕，离不开他们的贡献。他们就是德国，如同我们以及他们的子孙是德国的一份子一样。我们的抗疫也是为了他们。”
新冠病毒让欧盟“旧病”复发
有关“新冠债券”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些时日。此次欧盟峰会前，连教皇方济格在每日的弥撒中都不忘为欧盟祈祷。
或许是他的祷告显灵，或许是欧盟各国的首脑们均意识到必须避免“病毒危机”演变成南北欧分裂的“政治危机”，4月24日，27国首脑在疫情暴发以来的第四次峰会上最终达成了一致：欧盟将通过注资5400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来缓解危机的直接后果，并商定共同开展疫后的重建工作，设立“重建基金”。
表面上看，德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国拒绝“新冠债券”的立场似乎被各方接受，但魔鬼藏在细节中。首脑们只是达成原则，保全了欧盟的表面“统一”，最后的结果是否被各方接受，还要看欧盟委员会的斡旋和筹划能力。峰会结束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宣布，将在5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提出长期预算和重建基金的具体规划。
现在亟需澄清的敏感问题主要包括：1）根据什么标准来分配基金款项？毕竟，所有国家都在经历急剧的经济衰退。2）资金应以哪种形式流动？是作为必须偿还的贷款？还是作为无需偿还的救助款？这里的分歧其实并未解决：西班牙希望“富国”向“穷国”输入资金；而奥地利总理库尔茨（Sebastian Kurz）只同意贷款这个形式。3）重建基金的规模是多少？有人希望筹集1，5万亿欧元，但默克尔不同意。她明确表示，在了解各国疫情造成的具体损失之前，她不愿意明确预算数额。换而言之，她主张基金不能“因名而设”，而是应该“酌情而定”和“量力而行”。
这次峰会之所以相对平稳，没有出现上次那样“针锋相对，面红耳赤”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默克尔的斡旋功不可没，她在会前进行了大量的私下说服工作；二，最难搞定的部分从峰会日程中移出，交给欧盟委员会在心平气和的环境中独立处理。
意大利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此前坚持设立“病毒债券”，也的确有其难言之隐。国内的极右民粹主义势力“虎视眈眈”，一直在不失时机地利用疫情后欧盟内出现的各自为政局面而大打“反欧”这张牌。
孔特面临的困局是：如果本国经济因病毒而无法康复甚至坍塌，他的政府将难以为续；如果欧盟的援助条件太苛刻，右翼民粹主义很有可能凭借“反欧”主张卷土重来，那样的话，他的政府同样会完蛋。不管是哪种结果，意大利都会进入政治动荡期。在英国脱欧后，欧盟很难承受新的打击。
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再强调：放弃部分欧洲，意味着全欧沦陷。反对共同分摊债务的北欧诸国也清楚这点，因此，在不松口分摊债务的底线之上，它们也都尽量作出妥协姿态。
问题是，欧盟统一了市场和货币，却始终没有统一财政。这是目前“新冠债卷”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也是困扰欧盟的“旧疾”所在。正如没有“疫苗”，人类必须与新冠病毒共存一样，没有统一的财政体系，欧盟将难以摆脱“共同分摊债务”的争论和矛盾。
回到德国的疫情和防控：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德国周日新增感染人数1737，死亡140人，这个增幅不算太高。但此前一直被誉为“抗疫模范国”的新加坡近日传来不好的消息，疫情大有反弹和扩散的势头。这也引起了德国各界的严重关注。
从本周一（27日）开始，德国人在公交和商店里必须佩戴口罩。在德国，口罩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从开始的“无用说”和“不能过分相信口罩的功效”，到后来的“用了没坏处”和“建议佩戴”，到现在的“必须佩戴”，这里暴露出来的其实是对口罩这一抗疫“战略物资”的严重低估。
德国人更在意的是个人自由。联邦议会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周日表示，不能将一切都置于“保护生命”的理由之下。他说：“我认为这种绝对定位是不对的。如果要说有什么是绝对的价值，那就是人的尊严，唯有它才是不可侵犯的，但人的尊严并不能保证人不死亡。”
与理性的德国人相比，美国总统川普的表达则显得过于“感性”。
疫情在美国暴发后，川普几乎天天开新闻发布会，有时一开就两个多小时。对于一位74高龄的总统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但是，他的许多“草率”而“奇葩”的言论、当然还有谎言，常被媒体质疑和揭露。川普对此颇为沮丧。
周日，他在推特中绝望地表示：如果媒体总是提出敌意问题，并拒绝报道真相或实证，他不认为继续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有什么意义。他写道：“他们的收视率一再破纪录，可美国人民除了得到假新闻外一无所获。”
“可怜”的川普！其实，你少说一些类似“注射消毒剂”这样的建议（或按其事后解释的说法，算是“讽刺”）不就结了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