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美国权威冷战问题专家:推崇“新冷战”将让美国更痛苦

日期:04-24
环球时报中美

原标题:多位美国权威冷战问题专家:推崇“新冷战”将让美国更痛苦

[环球时报驻美国特派记者胡泽曦]“我们不需要敌人,我们已经有一个敌人了,它是病毒。”前不久,在美国一些人就新冠病毒名称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名主播这样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越来越多人呼吁全球团结抗疫,但美国一些鹰派人物在看待中国时,依旧满眼都是假想敌。这一态势,反映了过去3年多来,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时持续上升的对抗性思维。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新冷战”概念在美国各类外交辩论中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过去一段时间,为厘清围绕该概念而生的种种迷思,《环球时报》记者对多位美国权威冷战问题专家进行采访,请他们分析这种话语炒作背后的观念陷阱。

炒作“新冷战”是“智识的懒惰”

“使用‘冷战’概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智识的懒惰。”岁末年初美国外交分析界盘点对华关系时,文安立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美国,很多人认为昔日的冷战战略非常成功,导致了苏联解体。(今天)这些人会说,(美中)现状和过往相似,而那时美国干得不错。”

文安立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当前全球冷战研究的权威之一。在他看来,冷战秩序是一些美国人唯一熟悉的国际秩序,因此他们“希望继续躲在里面”,但这个概念并不能捕捉到当下中美关系的现实。“尽管美中间有冲突,且可能出现更大冲突,但两国距离冷战时期美苏间那种完全隔绝的状态仍旧很遥远。原因有两个,一是美中没有(类似美苏的)激烈意识形态冲突,二是两国目前都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文安立说。

相比冷战时美国只从苏联购买“鱼子酱、伏特加和套娃”,今日中国是美国主要经贸对象国,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因此,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如果对华发起冷战式对抗,就不可能不伤及自身及盟友利益。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冷战时期,可能只有几百名苏联学生在美国学习。但今天,美中之间有巨大联系,中国约有37万学生在美学习,每年大约有300万中国游客来美国旅游。”

美国外交史学会前主席、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梅尔文·莱弗勒撰写了多部关于冷战的著作,在他看来,除了密切的经济联系,美中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决定双方不会走向“新冷战”。

“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决策者很容易认为苏联有机会获得对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亚洲部分地区的主导权。作为二战的一个结果,苏联军队控制了东欧。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也有强大的共产党。”莱弗勒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今天,尽管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却没有类似的环境。中国周围有骄傲且充满民族主义的日本,有同样充满民族主义的印度,还有俄罗斯以及很有竞争力的韩国。”

“我们经常忘记冷战的巨大成本”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一些保守派人物困于对华敌意,不断推进更具对抗性的对华政策。佛罗里达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宣称,美中关系的结果将是一场“新冷战”。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称,中国对“世界构成生存威胁”。

3年多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但始终有一种声音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背后并没有一种连贯的战略逻辑作为基础。“新冷战”概念的走红(有学者甚至称,它让“修昔底德陷阱”丢了一些市场),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对华强硬寻找理论依据。然而,以回归冷战的思维来处理中美关系,危险很明确——在一些专家眼中,冷战历史意味着麦卡锡主义、多米诺骨牌理论等阴暗回忆,而这些正是今天急需避免的陷阱。

当前围绕疫情出现的种种情况颇能说明问题。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罗宾·尼布利特近日发表文章称,疫情缓解后,“遏制”中国将不会是一个可行选项,因为“没有人能在与中国的新冷战中成为赢家”。他认为,有意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将使疫情后的复苏更加困难,全球科技研发以及世界秩序也将因中美长期裂痕而受损。《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也称,安全和公共卫生专家担心,两个世界大国步入新的冷战会严重破坏消灭病毒和挽救全球经济的共同努力。

就冷战历史为美国提供“成功”经验这一观点,莱弗勒说:“如果我们能在没有爆发冷战的情况下维护和平、促进繁荣,难道一切不是更好吗?想想那些因冷战而死亡的朝鲜人、越南人和中美洲人,冷战有好处吗?……我们经常忘记冷战的巨大成本。”

尽管当前中美竞争的全球影响在上升,但如果以冷战框架来界定未来国际格局,无疑将带来许多误导。相比冷战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之后,今天中美关系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数十年在全球打造的紧密利益联系。这也是为什么第三方普遍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持有抵触情绪。

“日本、印度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决定自己想要什么,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强大的地区性国家将变得更加重要。”文安立说,今天的美中竞争只会加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地区性大国将“以更直接的方式照看自己的利益”。

“中国并不是一个生存性威胁”

截至目前,科技是“新冷战”概念使用最为频繁的领域之一。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全球出击,据报道已对61个国家提出禁用华为产品的要求,但只有3个国家真正接受了这一要求。

过去数周,疫情肆虐给全球经济带来压力,但华盛顿仍在扩大对中国科技行业的打压。上个月底,路透社称,美国政府拟加强限制华为,可能会要求使用美国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供应某些芯片前,获得美国的许可证。近日,又有报道称,一些美国议员和前官员正在游说特朗普政府中止把联邦雇员退休金投资于海康威视、中兴等中国企业。

美国经济界特别是科技企业对“科技冷战”的做法,一直有深重的忧虑情绪,因为中国市场对它们至关重要,而人为切割全球产业链则可能对美国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造成打击。正如欧亚集团创始人伊恩·布雷默和《连线》杂志主编尼古拉斯·汤普森撰文所称,新冷战将使美国失去大量创新所需的动力,美国企业的利润、工程和软件人才都严重依赖中国。

在科技竞争不断扩围的同时,中美两国去年以来围绕新疆、香港、媒体等展开的激烈较量,被一些人认为“补足”了冷战的意识形态要素。华盛顿一些保守派议员更是争相扮演对华强硬角色,不断攻击中国体制,提出各类极端议案。不过,许多学者认为这不应成为未来中美制定政策的基础。比如文安立说,40年前美中意识形态差异更明显,但双方仍能进行一定的合作。

莱弗勒同样认为,美中间不应出现美苏式对抗。“亚马逊和微软在竞争云计算领域的主导权,它们把彼此视为对手,同时接受许多基本规则。这也是我们思考中国应使用的方式。我们应该认识到,需要做的是有效与中国竞争,而不是把它看成像苏联那样彻底的敌人。今日中国并不是一个生存性威胁。”

“真正挑战是让各自系统在国内运行良好”

在“新冷战”概念的支持者中,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对华强硬是当前美国两党罕见能够“团结一致”的领域,因此“新冷战”对美国具有国内政治的好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一场与中国的新冷战已经开始》一文中称:“如果美国人现在意识到一个新的外部敌人,这会不会减少近期声名狼藉的内部两极分化呢?……我觉得有可能。也许‘外部敌人’的概念能够说服美国政客们把大量资源投入到开发新技术中去,比如量子计算。”

然而,历史一再表明,以对外树敌的做法加强内部团结,最终可能导致更大灾难。一战前,欧洲内部紧张,许多政治人物选择用民族主义来驱动外交,最终酿成世界大战。美国自身的历史也表明,靠外敌带来的团结不能持久。

基辛格曾说,自1945年以来,美国投入主要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时,都拥有极大的国内热情和两党支持,但随着战争进行,“国内支持很快开始瓦解,所有人都开始寻找退出策略”。“现在还为时不晚,因为我们仍在冷战的山脚下。”基辛格几个月前曾这样警示。

文安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中管控竞争与分歧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例如,双方要建立起在整体竞争关系背景下处理具体问题的能力,美苏正是因为能做到这一点,才防止了全球战争的出现。同时,双方也在着手探讨限制网络、太空新武器开发。在他看来,中国在武器创新方面的能力比苏联强大。

莱弗勒认为,美中思考未来关系时,应将更多焦点放在内部,因为“美中决策者的任务是相似的,面临的真正挑战都是让各自系统在国内运行良好”。他表示,双方应更注重具确定性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议程将花费巨资,如果美中不这样做,将真正损害自身安全”。

责任编辑:张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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