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著孤岛到死亡炼狱:新冠将把拉美引向何处?

日期:04-16
疫情流感新冠肺炎

原标题:疫情之下|从土著孤岛到死亡炼狱:新冠将把拉美引向何处?

2008年,当我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行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资助学习时候,我选择了多个生态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和发展研究课程,我在这个课程上认识我的挚友,英籍巴西人帕特拉斯。我们在课程外密集互动,最终我们在毕业后的两年与中国同侪创造了一个松散的巴西中国研究网络BRICS Futures和自然力研究院。

我们前后多次进行巴西转基因大豆、本土土著政治、中国人海外投资、拉美生态的实地研究,并最终和一个生活在巴西利亚的南美夏湾提土著家庭建立了“社群共同体”,夏湾提人(Xavante)是生活在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土著群体之一,因为被人类学家研究过,所以相对比较知名。

2020年新型冠状疫情开始之后,帕特拉斯正在伦敦,他仍在撰写他的墨尔本大学博士论文,研究是巴西的风险社会和全球贸易的脆弱性,因为疫情原因,他被迫滞留在伦敦,无法回到墨尔本进行后续研究和撰写工作,也因为英国的疫情,无法回到巴西进行田野工作。我们于是经常和巴西的土著朋友拉法约(Rafael)在线讨论疫情的问题,拉法约是帕特拉斯的本科的同学,两人的交往已近15年。上周开始,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在巴西亚马逊丛林的土著部落里发现。这个新闻让外界开始关注原本已经边缘化、一直在隔离当中的土著世界。

事实上,现代文明、发达、城市化、资本化的全球世界,与本土文明、落后、村落化、贫民窟化、碎片化的土著世界一直是一种“虹吸关系”:全球化世界可以轻易吸取来自土著世界的物质财富、精神资源,一边消费土著世界,一边浪漫化对土著的想象;土著世界则只能被动选择一种低端全球化,许多原本依靠狩猎和采集社会的前现代土著社会,变成城市里的低下层收入劳工阶层,失去传统生计和文化资源的土著最终置身于贫民窟和半工业化热带雨林生态孤岛当中。

2019年,我与帕特拉斯进行了巴西、阿根廷、智利的一个多月调查,行程数千公里,从巴西的热带雨林一路穿越巴西城市、阿根廷的海港、转基因大豆种植区、锂矿开采中心,最终抵达智利首都。我们采访高校、企业、矿业、农场、政府的报告人,同时居住在热带雨林的村庄和土著贫民窟里,因此看到了拉美经济脆弱性的日常场景。

应该说,此次新冠疫情是一种“时间加速器”和“空间放大器”,它让我们看到,当地人日常体验到的,甚至部分全球化都市学者圈都知道的长期社会撕裂。巴西所面对的新冠疫情和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类似:资源不均、贫富不均、政治腐败、公共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公共资源分配网络破碎、单一经济脆弱性、贸易流动负面虹吸效应等问题以死亡和危机的方式显现出来。

“这次新冠疫情会把我们部落的老年人统统杀死”

在南美,整个土著群体都有一个深刻记忆,也就是因为外来人和海外逐利资本,带来可怕的瘟疫和疾病,最终让整个土著人口塌方式死亡,部分族群彻底消失。从2009年以来,猪流感和流感已在这些区域肆虐,造成严重影响。拉法约说:“这次新冠疫情会把我们部落的老年人统统杀死(wipe out)”

2019年我们进入拉法约的部落村庄时,我们“文明世界”对土著区域的浪漫想象再次被激活:说到热带雨林区域,一定是遍地森林,土著生活在丛林地带,用自然材料建造生活的全部,虽然没有现代用品,但是有自己的丰厚文化和文明传承。

事实上,巴西土著已经在文化意义上陷入极危境地,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0.5%。而总量如此之少的人口,还分化成107个土著族群,大部分群体对于外界没有接触。随着经济的恶化和资源压力,越来越多的资本运作和土地使用侵入土著区域,国家用在土著权益保护的预算也逐年减少,这对于此次疫情期间的土著来说是雪上加霜。

我们进入村落之前,也就是进入几乎两小时无人区式的车程之前,是在村落最近的城镇超市里为村民选择礼物,各种烘焙材料、牛肉、调料、日用生活用品和药品。

拉法约分享的当地媒体照片,封锁住通往雨林部落的土著

拉法约分享的当地媒体照片,封锁住通往雨林部落的土著

拉法约说,因为新型冠状疫情,上周开始,几乎所有的部落开始封锁公路,特别是进入雨林部落的入口点,防止人员进出。但是每个碎片化的土著孤岛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是不同的。

拉法约是巴西历史上最成功的土著政治家的后裔,所以比一般的土著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他在巴西利亚参与了当地的劳动党政党PDT,并专门负责土著事务。但即使是他这样的身份,他的家庭成员和亲属都受到酗酒、慢性病、失业的影响。我在第二次进入他们的村庄时候,头一次还见到的一些老年村民也去世了,年纪也就50岁上下。当地土著传统的避疫方式就是分成更小的分支,带着有限物资进入更深的丛林当中,但是即便如此,此前几轮的流行病肆虐期间,成批的老年人死亡,同时也带走了这个群体的文化、记忆和组织方式,传统文化和精神遗产是让土著与这个工业文明世界抗衡的重要“武器”,当传统不在,传统遗产不在,他们多半只有被动融入工业文化系统的一条出路,这意味着一两代人要从低下层城市贫民身份融入“全球化世界”,进而加重他们的文化衰亡和族群边缘化。

拉法约家庭成员所在的雨林区域位于全球转基因大豆种植区范围内,无数的蔓延农场将生态区域分割成生产区、城镇区、保护区、土著领地,货运公路和密集的物流网络将这些区域彼此相连,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地土著只是在社会意义孤立,而非经济学意义上的孤立和分离。拉法约家庭成员所在的马托格罗索区域是巴西最大的谷类、豆类作物和牛肉产区,美国大型谷物贸易集团BUNGE以及中国中粮集团COFCO都在该州有重要的基地。就在拉法约的部落村民封路时,外界就开始担心这会影响全球农业贸易供应链的反馈效率,进而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连锁影响。

2020年4月6日,英国广播网刊登一则报道称新冠疫情将给巴西土著带来灭顶之灾。在新冠疫情之前,因为流感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已经在土著中蔓延,巴西的公共卫生系统并不能有效回应,造成大量人已经致病,此次疫情将是压在他们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4月9日,巴西卫生部公布疫情确诊人数为17857人,941人死亡。巴西贫富分化严重,大量人口聚集在贫民窟当中,也就是巴西人所说的Favela,这些贫民窟基本上是任何重大瘟疫的蔓延温床。

在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之时,巴西的政客没有进行有效的工作,巴西的总统称这个疫情为小流感(little flu),巴西教育部长和总统的风格一脉相承,对中国进行大肆抹黑,并进行污名化宣传。经济恶化、社会孤岛化、土著边缘化、政客“甩锅”、沟通失效、族群对立,这些混合矛盾正在巴西形成严重影响,一个以经济灾难为主要形式,社会灾难为本质形式的新冠炼狱正在整个南美上演。

厄瓜多尔的死亡炼狱

与我和巴西朋友讨论的巴西困境类似,发生在整个南美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厄瓜多尔最为严重,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状况也令人担忧。疫情让我们看到经济学领域所说的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究竟会在社会危机当中产生何种灾害性影响。

 2020年3月13日,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防疫人员在给警察测体温。新华社资料

2020年3月13日,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防疫人员在给警察测体温。新华社资料

《纽约时报》上周一则报道,提到厄瓜多尔因新冠失去家人的家庭,5天之内频繁联系公共卫生网络,都没有人回应,尸体就停在家中无人来上门处理。停尸房已经饱和,棺材不够用,当地的纸盒包装箱公司一天捐赠600具纸棺材来处理尸体,这些纸箱原本用来装海鲜和香蕉。

因为和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厄瓜多尔在疫情期间受到重创。单一种植经济和石油出口经济的脆弱性自不必言,同时因为该国使用美元,无法通过控制印钞数量来调控财富分布并进行民众补贴。当地的失业低下层收入家庭,每个月只能获得来自政府的60美元补贴,在当地只能购买60磅土豆。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部分城市,许多隔离区域已经断粮,五口之家一天只喝一杯玉米饮料和吃一顿玉米煎饼。

2019年10月,因为一个地铁票涨价的“民生小事”,激发了大规模的智利本土革命,至少120万人卷入了街头示威政治。在2019年笔者调查智利期间发现,虽然智利首都在城市建设上具有“后殖民景观城市”的特点:大批高质量的别墅建筑、发达的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系统、设计良好的公共绿地和公园系统、国际葡萄酒知名酒庄经济……但是只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30-40分钟车程,离开核心城市之后,看到的就是破旧的小城镇型社区、贫民窟区、基础设施滞后的小区。这都预示者不平等、不均衡、不前瞻、不公正是制约整个南美发展的死结,而这些因素也会因为疫情更加恶化。

虽然分别处在英国、中国、巴西三个国家,笔者与巴西研究同侪都根据自己在新冠疫情中的体会,针对巴西的土著疫情提出如下建议,试图通过巴西朋友的政党和土著运动组织,发挥微小的作用。

首先,创建类似Ethnic/Indigenous pandemic network的组织,针对土著部落进行信息层面的多语种疫情服务,并发起有限的社区资源,针对偏远区域进行电话端、网络端的远程疫情咨询服务。根据土著权益保护组织的都市网络,发起筹款和募捐运动,在例行的公共资源倾斜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为偏远和孤岛化的土著社区提供必要的卫生和医药设备。与此同时,围绕土著老年人开始进行社区口述史的搜集,一来通过社区口述史的方式存储可能因为老人辞世带走的精神遗产流失,二来借此对土著老人进行更频繁和连续的疫期陪护和信息搜集。

第二,针对食物短缺和物资短缺期间,发动巴西的土著医学、公共卫生、健康传播、食品工业、替代医疗、可持续农耕、雨林再造农业的同侪,借疫情期间发展针对土著日常短缺经济时代的替代饮食和生活方式方案,并将这种疫情期间的临时性和便宜性策略深化为一种替代单一种植和雨林平民窟化经济的长期解决方案。

第三,巴西土著已经存在一个独立于工业“文明”体系之外的教育系统,他们的儿童都需要从具体的家支走开,在独立于村落的“集体宿营地”完成成年礼——这其实一种土著文明内部延续的“隔离”、“文化传递”和“文明聚合”思维,可以根据疫情,将这个土著集体宿营地教育,增加中老年人健康看护、雨林社群资源养护、野外动植物认知、气候变化土著智慧感知、跨物种教育、前现代文明跨代比较传承等模块,将都市环境中能够理解跨物种伦理、全球贸易与本土生态经济、未来雨林工业化技术反思、土著政治与土著未来社会的人和团体,与土著社会的人群和各类知识及技能持有者结合,在解决具体发展、健康、文化传承问题的同时,创造一种新的技术融合可能。也就是说,土著人群也有一个未来想象和技术前瞻,这些设想如果有足够的技术和经济支撑,会带来一种什么新的人类生态未来?

相比较亚洲社会,拉美具有更多元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亚洲社会已经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路上越走越远,甚至难以回头。拉美如果能找到一个结合生态、族群、发展的新型路径,哪怕是博尔赫斯式的思维想象,也将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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