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扬之莱茵日记：德国医疗企业的预警邮件，卫生部已读不回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扬之]
3月25日（周三）
近日有一个标题为“谢谢你，新形冠状病毒”（THANK YOU， CORONAVIRUS）的英文短视频，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这次的“全球灾难”。
其中有一段台词说：谢谢你让我们去感恩有富足的生活，丰富的产品、自由、健康……终于明白，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谢谢你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看见如何迷失在“忙碌中”，没有时间去做最基本的事情。谢谢你允许我们把所有问题放一边，那些我们原本以为很重要的，但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德国人平时很少把“英雄”这个词挂在嘴边，但这次，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人却被誉为“日常英雄”（Helden des Alltags）：
在不久前的“告同胞书”中，默克尔专门感谢坚守岗位的超市员工们；劳动部长海尔（Hubertus Heil）在采访时首次提出“日常中的男女英雄们”；财政部长朔尔茨（Olaf Scholz）宣布，将给那些疫情“奉献者”获得的特别奖金予以免税。
德国汉堡的日用品超市（Drogeriemarkt）图片出处：Christian Charisius/ DPA
疫情中，许多企业商家损失惨重，但也有像食品超市这样的少数行业收入可观。据说，雷弗连锁超市（REWE）总共发放了2000万欧元的奖金，南部奥乐其（Aldi Süd）听说也在考虑采取类似的奖励措施。
根据联邦统计署的信息，上述行业的员工均属于社会低收入群体（只有医院职工情况稍好些），其中收入最差的当属零售业员工。他们当中即便教育水平较高的，月收入也要比德国平均工资少750欧元（20%），更不要说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那部分人了。另外，零售业中，非全职员工比例较高，因此员工的实际收入比上述还要低。
因此，对于这些人来说，发奖金当然好，但提高工资或许是更实惠的“奖励”办法。社民党籍的劳工部长海尔认为，对他们的赞美不应只停留在口头，而应长期落实到工资单上。他说：“这个社会的栋梁不只是西装革履的人，还包括超市收银员、在医院加班加点或继续清理垃圾的那些人。”
不要提前乐观
德国的感染人数在持续增加，但死亡人数（149）似乎还不算太高。对此，“罗科所”所长魏勒尔提醒大家不要被这个“假象”所蒙蔽，因为“我们尚处于开始阶段，疫情的发展走向不可预测。”
与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抗疫专业的最高官方机构的代表魏勒尔，首次为口罩“正名”。他明确表示，具有其他病史的高危人群和确诊者应该佩戴口罩，因为“口罩能够在病人打喷嚏或咳嗽时阻挡飞沫，从而有效阻止病毒的传播。”
虽然他这次只说“有病史的高危人群和确诊者”应该佩戴口罩，但既然肯定了口罩阻止病毒扩散的“功能”，就等于承认人人佩戴口罩的必要性。问题是，在“一罩难求”的今天，即便官方正式鼓励和支持百姓们戴口罩，恐怕也难以实现，因为眼下连保证医院的需求都做不到。
德国人（专家和百姓）一直对本国的医疗体系感觉笃定，颇为自豪，习惯用病床和呼吸机的人均高配率以及高检测率来说事，可是，堤坝再坚，溃于蚁穴。病床和呼吸机这些“大硬件”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医护人员缺乏口罩，就等于为病毒敞开了医院的大门。
很多人（特别是华人）不明白为何德国人如此抵触口罩，其实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德国人是相对容易管理的族群，因为他们非常相信本国“权威”的话，“权威”包括领导、专家、媒体等。对口罩功效的质疑，恰恰来自这些“权威”。
如今，口罩成了“洛阳纸贵”般的紧俏产品，原先几毛钱的东西现在价格翻了十多倍。德国人抱怨目前口罩贸易中不守约不规矩的行为太严重，谈好的价钱和供货到最后关头都会变卦。办事“死板”的德国人并非不知道，这种时候应该先把钱拍那儿才更有可能拿到货，也许他们是不想改变习惯性的“货到付钱”做法。
面对疫情，各种失误在所难免
除了目前求大于供的市场因素外，有人也将造成德国口罩短缺的责任归咎于现任卫生部长施帕恩的“疏忽和渎职”。
施帕恩是位“80后”政治家，学历普通，高中毕业后经过职业培训成为银行柜员。从政后利用业余时间上了函授大学，拿到政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后被选入联邦议会，2015至2018年曾任财政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本届大联合政府中，他担任卫生部长，并先后两次竞选基民盟党主席，一直被认为是未来总理的热门人选。
他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相当出色，获得了包括反对党在内的一致好评。但这两天，他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是否没有及时对某些企业的“提醒”作出回应，施帕恩坦率承认了此事，并对此表示遗憾。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3月19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严厉批评施帕恩的疏忽。文章写道：不久前，卫生部长就新冠病毒一事还在信誓旦旦地对媒体说，“我们已经准备就绪”。用他的话说，似乎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即便大流感到来，德国也有足够的隔离站、病房，以及充足的装备和储备。现在真相大白了：不仅超市中面粉、罐头和手纸被抢购一空；数周来，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工作所需的基础物资同样短缺。
《明镜》继续写道：数周前，联邦政府答应提供帮助，但至今没有下文。法定健康保险医师协会（die Kassenärztliche Vereinigung）主席普拉斯曼（Walter Plassmann）抱怨道：“什么都没兑现，我们连一只口罩都没见到。”他警告称：“如果我们的防护物资用完了，那我们大家也就都完了。”
针对施帕恩的直接指责，是来自一家专门生产和销售口罩、防护服等医疗产品的德国企业“弗朗兹·门施（Franz Mensch）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泰勒先生（Achim Theiler），他对《明镜》说：”我们早就发出过预警，但无人理会”，并认为相关部门数周内无所作为，“这是严重疏忽，不必要地加剧了危机。”
根据泰勒的描述，早在2月5日，他就给卫生部长施帕恩写了邮件，指出不久将出现医用口罩供不应求的局面，呼吁要为此提前做好准备，检查各医院、急救中心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医用物资储备情况，必要时赶紧向生产厂家订购。
泰勒这么呼吁并非没有原因：1月底，正值中国疫情严峻之时，来自中国的订单（口罩、呼吸机和防护服等产品）非常多，而且多数都是受中方之托的新客户，一个月的存货一天之内即被“吃掉”。泰勒在给施帕恩的邮件中写道：“不仅我们这里如此，所有其他我们联系过的欧洲进口商无一例外。”
通常，像口罩这类简单的医疗产品，医院平时不会储存过多，而97%的口罩又都产自中国，再加上中国政府在1月中旬禁止该类产品出口，所以泰勒预见德国将面临医疗物资短缺。他在邮件中写道：“我呼吁您，千万不要低估病毒带来的这个问题。”
但是，邮件发给卫生部长后，杳无音讯。2月10日，泰勒再次给施帕恩发邮件，并附上《明镜》1月7日刊登的消息：世卫组织负责人警告全球将出现防护物资，特别是口罩的短缺现象，多家德国厂家已无法供货，譬如斯图加特的“Gehe Pharma Handel GmbH”公司也证实，目前对各种型号口罩的需求特别高，即便他们储备再多，也已无法满足需求。
泰勒的公司向卫生部长指出问题紧迫性，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在2月5日的那封邮件中写道：为了保证本国需求，他的公司不再对外出售储备的150万只口罩和20万套呼吸面罩。他请求将这个信息转交给相关部门，但“无任何反馈”。
在《明镜》的追问下，卫生部证实收到了泰勒的邮件，并回复称：“由于防护物资的采购由联邦国防军的采购局统一协调，所以这些信息都转交到那里去了。这种做法符合正常程序。鉴于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对各种任务作出了优化处理，因此没有回答众多的供货提议，而且，当时卫生部已经与一些厂家和国家就供应情况进行磋商。”
《明镜》在文章结尾时引用了施帕恩3月4日发表的抗疫施政声明中的一段话：“……医护人员是最早发现问题和知道如何解决问题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及时反映问题非常重要。”
显然，泰勒的邮件石沉大海，并非因为他不属于“医护人员”，而是官僚办事作风的一个体现。正如笔者在此前的“日记”中曾指出的那样，“一旦关注防疫细节，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疏漏和错误，无一国例外。”
德国卫生部长施帕恩3月24日接受兰茨采访图片出处：德国第二电视台ZDF
德国电视二台（ZDF）访谈节目主持人兰茨（Markus Lanz）对受访者一向以“不依不饶、穷追不放”而著称，但这次对施帕恩，他没有这么做。或许是因为他知道，疫情中，形势变化多端，千头万绪，一个部级单位无法处理每天进来的每封邮件，也在情理之中吧。
德国人比较讨厌两种人：事后诸葛亮（Klugscheisse）和凡事他人过（Schuldzuweisung）。追究责任是必须的，但追究责任不能变成寻找替罪羊，因为“寻找替罪羊”本身，就是不愿承担责任的表现。
德国这次抗疫中做得最成功的地方是，及时告诫民众不要恐慌，不要遇到不适就往诊所跑；如果出现症状或去过“感染危险地”，先在家里自行隔离，然后与家庭医生和卫检部门取得联系，再采取下一步行动。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帮助医疗体系避免了过早承压。
当然，德国也有德国的问题。譬如，今年一、二月的时候，疫情虽重，但毕竟远在中国。德国的有关部门（政府和科研单位）应该是密切关注中国疫情的，但还是低估了疫情的传播速度以及危害性，同时又高估了本国的防疫能力。
这次出现口罩短缺，还有一个原因是没有将这个“不起眼”的产品当作“战略物资”来储备。另外，全球化带来了更加细致的生产分工，市场起的作用过大，没有充分考虑到“风险分摊”，生产过于集中在少数地方，一旦这些地方出现问题，很快殃及全球。
施帕恩在采访中也抱怨称，生产口罩的材料很多来自德国，生产口罩的机器很多也来自德国，但口罩的产地却在别国他处，一旦需要，德国鞭长莫及，望洋兴叹。也正是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这些产品的生产尽量“德国化”，省得到时“抓瞎”。
目前，中国国内的疫情有所好转，开始逐渐增加对国外的援助。但是，欧洲总有一些“敏感”声音，质疑中国“慷慨解囊”背后的真实动机。所以，为了避免“好心当成驴肝肺”，中国最好不要介入那些无谓的争执（譬如“新冠病毒”的源头问题）以及与美国打口水仗。不然，欧洲人会认为中国的援助并非人道当先，而只是为了和美国较劲，把美国比下去。
德国人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更有自己的观察力。虽然难免存在傲慢与偏见，但总体还是比较客观的。无论在这两年的贸易战中，还是美国对盟友的态度上，德国人对特朗普的表现相当不齿。因此，中国要避免与美国不必要的纠缠，让德国和欧盟感受到中国是可以依托的朋友。
今天传来消息，英国查尔斯王子被确诊；默克尔总理第二次检测也出结果了：还是阴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当天则表示，新冠病毒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所以需要全人类共同抗疫，各国单独应对已经不够了。可是，某国仍然坚持对病毒做错误的“冠名”，甚至为此不惜致使G7联合声明的流产。
3月26日（周四）
德国进入全民“禁足”的第四天，总体情况平静安好。
德国人是个精于计算（不是算计）和未雨绸缪的族群。譬如，休假的话，会提前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做计划，计划确定了一般不喜欢再改动；请人来家吃饭，主人会先确定来客的人数（这个正常），但在采购时的计算却比中国人“精确”得多——如果来五个人，主人会备足六个人的食材，更多就没有了；如果临时加人，场景或许就会比较尴尬。这不是因为德国人“抠门”，而是他们秉持不能浪费的新教传统。
反映到防疫措施中也是如此：根据模式评估风险，采取相应措施，但不会冒进，一般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一方面显得很从容，但也容易让百姓无所适从，毕竟百姓是需要引领的。
这次疫情中，笔者对两件事情始终不能理解：第一是抢购手纸（为何偏偏是手纸，逻辑在哪里？），第二是规定禁止1000人以上的聚会（999人和1000人的传染风险究竟有多大区别？）。
关于第一点，至今仍无人能理解；至于第二点，恐怕是因为，任何禁令都有“副作用”。政府可以一声令下禁止，但直接承担损失的是活动举办者；限制措施、经济损失，当然还有生命安全，这些都是政府决策的权衡关键。
德国政府前一阵子之所以“一步一回头”，就是在权衡这三者的利弊得失：防控如果失败，生命健康就会成问题，经济也会崩塌；但如果措施过度，同样会影响经济，继而直接威胁到百姓和国家的生存。
现在，德国政府还在“精打细算”：通过空前的限制措施放缓疫情发展的速度，以免挤兑医疗体系；以空前金援规模扶持大中小企业，以确保经济能安度未来几周。政府希望限制措施14天左右能明显见效，但这种计算是否又一次体现了德国式的过度“精确”呢。
专家说，目前的措施如果持续两个月，会对经济造成7%的损失；如果超过两个月，损失说不定会达到20%以上。问题是，两个月疫情即便好转，也无法保证不会有随之而来的第二波，到时候又该怎么办？
施帕恩今天说：“现在还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没人知道几周后的情况会如何。”
德国决策者的沉着冷静一方面给人安全感，同时也让人时不时捏把汗。但是，作为外行和普通百姓，或许相信专家和自己的直觉是最好的选择。写到这里，笔者又想起德国人的另一个特质：听天由命，随遇而安。有句德国名言说：下雨了，我很高兴，因为如果我不高兴，老天照样会下雨……
世界医学专业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Public Health）今天公布研究结果，确认武汉采取的“封城”措施有效制止了疫情蔓延，为医疗系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一句话：武汉封城惨烈，但势在必行。
英吉利海峡彼岸，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检测引起了争议。他的症状很轻，而比他症状严重的病人却因试剂盒有限都没有轮上，为此英国政府不得不派卫生部国务秘书出面解释，称查尔斯本人并没急着要求检测，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欧洲的“重灾区”目前基本还是在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不过据数字显示，瑞士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意大利北部是疫情“震中”，连不与之接壤的德国巴伐利亚都遭到重创，与之直接相邻的瑞士恐怕更难以脱身。
那么，欧洲之外的重灾区在哪里呢？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将成为世界疫情的新“震中”。美国准备好了吗？特朗普有妙招吗？我们拭目以待。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