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全球蔓延，悬而未决的国际气候问题何去何从？
3月23日是第60个世界气象日，今年的主题是“气候与水”。这一主题旨在提醒人们关注新形势下气候与水跟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以更切实有效的行动守护蓝色星球。
一次漫长而无果的大会。
由于各方在重大且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2019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拉长了40小时。最终，与会各国达成折中协议，同意在2020年下届大会前，提出对抗气候变化的新承诺，而碳交易市场等其他有分歧的问题，则留待下次大会处理。
2019年，全球爆发了大量大规模的气候抗议活动，“气候罢工”被柯林斯词典评为年度词汇。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平均温度看，2015~2019年及2010~2019年“分别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5年和10年”。
2020年，各缔约国将开启全面实施《巴黎协定》并递交新的气候承诺，碳交易市场问题以及各国自主贡献提升问题将在这一年被全球重点关注。
没有协议比通过糟糕的协议更好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正式名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框架公约》缔约于1992年，大会于2015年通过《巴黎气候协定》。在《巴黎协定》中，各缔约国确立目标，将全球变暖温度限制在比工业时期前只增高2摄氏度，更理想的目标是只增高1.5摄氏度。
2019年12月9日，在马德里举行的COP25气候大会新闻发布会。图SIPA
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将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企业家、科学家以及环保活动人士聚集在一起。大会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完成对《巴黎协定》第六条，也就是对碳交易市场机制的谈判。
碳交易市场机制是《巴黎协定》的遗留问题，该机制允许超额减排的主体向超额排放的主体出售其“节省”下来的碳排放指标，以释放市场减排能动性。即便会议延期40小时，关于该议题的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碳排放市场问题是气候谈判里比较复杂的环节。”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政策顾问李硕告诉《中国慈善家》。李硕自2011年代表“绿色和平”参与每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谈判，他认为碳市场谈判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是如何监管《巴黎协定》框架之外的自发性碳排放交易，二是如何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建立新的全球碳交易市场机制。
欧盟在2005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碳交易市场机制，它覆盖了欧盟境内排污最为严重的发电站、工厂和航空公司，被其覆盖的企业碳排放量逐年下降。美国虽然至今未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但其区域性自愿减排组织“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建立了与加拿大魁北克省之间的碳交易链接。2016年10月，国际民航组织（ICAO）通过了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形成了第一个全球性行业减排市场机制。
中国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17年12月启动，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电力行业）》中的工作计划，覆盖电力行业的碳交易即将开始。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方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使用市场手段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
李硕表示，对于上述自发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如果《巴黎协定》的相关条文没有写清楚，则会导致包括重复计算在内的诸多问题。重复计算的含义是，减排量被碳交易双方同时计算入国家自主贡献（NDC）。虽然大多数国家认为无视重复计算的碳市场是有漏洞的，但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上，以巴西为代表的国家拒绝规避这样的漏洞。“他们想去钻一些空子，然后谋取经济利益。”李硕说。
各国正谈判建立的新的全球碳市场机制，将取代目前根据1997年《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在这一问题上，各方主要基于三点产生争议。第一是如何保障新的全球碳市场能在总体上减少碳排放。一些国家提出，要保障这一点，需要自动取缔部分在市场上流动的碳配额。第二是关于如何对碳市场交易征税——税收主要用于行政和补充气候变化适应基金，后者为弱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第三则是关于清洁发展机制，也就是旧的碳市场机制的碳配额单位转结问题。
欧盟和较多弱势国家坚决反对将在旧机制下已经发生的减排配额转结到新的全球碳市场机制中。理由是，如果这样，部分碳排放大国在2020年后的国家自主贡献将被这些已经发生的减排填充，这无益于新的减排行动。
清洁发展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从而实现减排量的转让与获得。目前，对于清洁发展机制注册项目是否真正促进了减排，国际舆论存在较大争议。李硕表示，由于清洁发展机制注册项目是通过“纸面推算”来进行的，所以在实际的减排核算上会存在一些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内蒙古建林场，你很难精确测量这10亩林场具体减了多少吨碳。”
亚米德·达格雷特是国际环保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跟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展。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对于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从《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来说，减排配额的转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上，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在内的国家希望，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配额可以转结到新的全球碳市场中。
国际非政府组织Care International全球气候应对政策顾问斯温·哈梅林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期望转结清洁发展机制下减排配额的行为是把国家短期经济利益置于《巴黎协定》的完整性之上，“鉴于目前各国的减排计划完全不足以达到《巴黎协定》规定的1.5摄氏度控温上限，这样的行为是国际社会无法承受的。”
李硕表示，对于上述问题，中国总体上是不支持碳排放重复计算的，“但是中国又是‘基础四国’之一，所以中国的立场介于欧盟的完全不要重复计算和巴西的诉求之间，这涉及‘基础四国’的团结问题。在旧机制减排配额的转结问题上面，印度和巴西在马德里会议上是有很强的诉求的，中国采取了介于欧盟和巴西、印度之间的态度”。
美国环保协会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可以将全球总减排成本降低59%~79%。以现有估值方法计算，这意味着在2020~2035年间将节约3000亿~4000亿美元。虽然对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细则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但在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上，更多国家开始表达建立碳市场的意愿。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主席德克·福利斯特在参加中国角的边会时透露，印尼和泰国计划明年开始筹备建立碳市场，塞内加尔和南非则考虑在电力行业中开展碳交易。
目前，关于碳市场的谈判被推迟到2020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届时将主持谈判的英国前清洁能源大臣克莱尔·佩里在马德里大会结束后很快做出保证：“明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让碳市场变得清晰和确定，我们将与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合作，制定明确的规则，展开透明的衡量。”对于马德里大会碳市场谈判的无果，克莱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没有协议比通过糟糕的协议更好。”
有人信守承诺有人退出群聊
2020年是国际气候应对进程的关键年，各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同意在此之前重新审视各自的气候承诺，并在2020年提交新的承诺。
李硕告诉《中国慈善家》：“各国第一轮国内减排目标远远达不到科学要求的集体行动力度，所以2020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大家将在气候行动上加码。现在的问题在于，哪些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气候行动目标？”
2019年11月2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最新的《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报告指出，如果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20年至2030年之间不能以每年7.6%的水平下降，世界将失去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机会。报告指出，全球的整体减排力度须在现有水平上至少提升5倍，才能在未来10年中达成1.5摄氏度温控目标所要求的碳减排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警告说，一旦升温突破1.5摄氏度的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
在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上，南半球众多国家以及欧盟明确呼吁所有国家于2020年提交更具雄心的气候承诺。马德里大会最终达成的“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文件指出，各国目前承诺减少的碳排放量与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所需的碳排放量存在差距。“（文件）本可以通过更直接的措辞敦促各缔约方在2020年加大承诺力度，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国际气候智库E3G的政策顾问珍妮弗·托尔曼表示。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代表团反对马德里大会最终文件指明各国有必要提交更具雄心的气候承诺。
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11月正式提交文件退出《巴黎协定》，参与马德里会议的美国团队由负责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的政府官员玛西亚·伯尼卡特率领。与此同时，当时正主导众议院起草条款弹劾特朗普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率领一支15人的国会代表团参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积极讨论为子孙后代拯救地球的议程。”佩洛西表示。
鉴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气候应对议题上的分裂，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美国在其之后的气候应对。但就美国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上的表现而言，李硕认为，如果说欧盟、美国、中国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重要经济体，那么这架“气候三轮车”已被特朗普卸掉了一个轮子。美国不仅拒绝在2020年加码气候承诺，还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上以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捐助国为由，保护自己免于对受气候变化损害严重的弱势国家的赔偿责任。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跟踪报告，目前只有80个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太平洋岛国和南美洲西部沿海国家——表示有意在2020年前加强其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它们仅占全球排放量的10.5%。“应对气候变化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在我们头上。”达格雷特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上，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发达国家没有认真对待提升气候承诺的紧迫性。《纽约时报》对此评论道：“科学家们所说的世界需要怎么做，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准备讨论什么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理念与认同上差距很大。马德里气候大会主席、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称，拉美地区有超过5000万居民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这一地区有着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关乎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紧迫需求。“气候变化是不公平的，它对最弱势的群体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施密特说。
中国代表团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陆新明认为，2020年前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履约差距，是导致近年来全球温度升高的一大原因，各方应聚焦发达国家减排和提供资金支持的履约缺口。
哈梅林告诉《中国慈善家》，在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筹集资金方面，马德里大会相关议程从一开始就相对薄弱。他认为：“发达国家不仅必须兑现其提供气候资金的承诺，而且还必须通过对航空和海运征税、对化石燃料勘探征税等方式建立新的公共资金来源。”
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对发达国家未能兑现承诺、提供减排资金支持表示失望。在马德里大会上，这种失望再次加剧谈判中的政治紧张：包括印度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明确表示，如果发达国家不兑现承诺，他们将拒绝支持大会最终文件写明各国应在2020年提升气候承诺。
目前，欧盟率先表示对2020年后的气候应对加码。欧盟在马德里大会期间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设立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即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的战略目标。作为全球最大多边融资机构、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方，欧洲投资银行（EIB）提出了建成全球首家气候银行、10年内新增1万亿欧元绿色投资、2021年开始全面停止石化类能源项目的贷款和投资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
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范一杨认为：“欧盟在气候治理方面的雄心抱负与国际社会的疲态形成鲜明对比。”以亚马逊雨林保护为例，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正在绕过博尔索纳罗领导的右翼政府，与巴西一些州政府建立雨林保护伙伴关系。自2018年末博尔索纳罗就职巴西总统后，其重经济效益、轻环境保护的政策导致2019年巴西雨林火灾频率飙升至10年来最高。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就此事在社交网络“推特”上与博尔索纳罗“论战”。
“在欧洲加码的情况下，中国肯定要有所应对，不仅因为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也出于对国际舆论的考量。”李硕表示。中国的温室气体年度排放总量在2005年超越美国升至全球第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8%，该数字已提前达到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承诺。
2020年被视作“中欧合作大年”，包括第22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内的三场中欧峰会将在今年举行。达格雷特表示：“在2020年9月举行的中欧峰会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世界对中欧各方在会议上宣布提升国家自主贡献寄予厚望。”
拒绝买单的年轻人
马德里气候大会在边会议程设置上高度重视青少年参与，大会不仅专门设定“年轻与未来一代”日，号召“展示与祝贺青少年环保运动”，还设置了以“为青少年投入《巴黎协定》赋权”等为主题的多场边会。英国《卫报》评论称：“由于政府和国际机构的一再失败，年轻人对他们即将继承这个日益升温、生态退化的世界感到愈发焦虑。”
2019年12月6日，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右）在马德里举行的气候大游行后发表演讲，要求参加COP25大会的世界领导人就气候危机采取紧急行动。图SIPA
“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在马德里大会上再次批评各国领导人未采取足够措施阻碍地球正面临的生态危机。随后她加入了数千名环保主义者在马德里的抗议活动。2019年，格蕾塔发起的“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环保抗议活动在全球获得数百万人支持，她本人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纽约时报》指出：“今年街头环保示威活动激增，它们往往由年轻人领导，这突显出普通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环保应对需求存在深刻分歧。”
达格雷特向《中国慈善家》表示：“我们本不应该有如此多的青年气候游行。科学研究的结果是非常明晰的，前所未有且越发严重的干旱、洪水、飓风迫使我们应该更加坚决、负责任地为了年轻一代而采取气候措施。”达格雷特认为，以格蕾塔为代表的年轻人的气候抗议是对各国政府的警示。
李硕告诉《中国慈善家》，就其观察而言，马德里气候大会上的青年抗议行动的确比往年气候大会更加显著。他认为这种现象一方面与欧洲左翼社会思潮的浮现相关，另一方面源于各国政府在气候应对上的乏力，让年轻人产生了挫败感。
“目前的全球减排势头和科学对于减排的要求，这两个曲线之间差距很大。气候变化是一个危机，但因为它是一个缓慢发生的事情，大家就容易将其遗忘或者不当一回事。”李硕认为，对于“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国内民众首先要去了解她所成长的社会环境，然后再去理性评判她所做的事情是否是有效的。“对于年轻人在气候应对上的诉求还是要报以同情心，因为我们现在的排放要由他们在未来去买单。如果七八十年后的地球是一个没有大堡礁、没有热带雨林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有特别利益诉求的群体。”
郑保卫认为，以格蕾塔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抗议行为实际上是在倒逼政府关注气候变化。“特朗普说他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然而国家利益就是民众的利益，如果有相当一部分群众支持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政府不能以国家利益为名义来遏制民众的积极性。”
对于多边气候谈判是否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问题，达格雷特认为明年气候大会的关键挑战是恢复各国之间的信任，她同时指出：“这并不是多边谈判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曾经克服过困难，我们将再次克服困难。”
哈梅林告诉《中国慈善家》，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多边组织一直面临挑战。其原因是，多边组织的共识原则允许少数国家挟持那些希望更雄心勃勃采取气候行动的国家。
“我们过去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对谈判取得更快进展构成了障碍。”但哈梅林也进一步指出，总体来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仍然是多边主义显示其力量的平台，它让最不发达的国家以及岛屿国家得以凸显自身立场。“就应对气候危机而言，多边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努力都应该建立在基于多边共识的谈判上，它们必须得到双边或多国执行倡议的补充。”
2020：国际气候应对还能做什么？
文/魏雨虹
发于2020年第1期《中国慈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