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杰瑞米·布朗：如果病人数量突然下降，就无法检测出疫苗的效果
杰瑞米·布朗是一位资深的军医和急诊科医生，在伦敦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前往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医院进行急救医学实习，目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他曾任华盛顿大学急救医学系研究主任，在此期间，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HIV的筛查程序，一种针对肾绞痛的新疗法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三项许可。他所著的《致命流感》一书分析和透视了病毒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备受赞誉。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对于1918年那场大流感的认识，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变化？
杰瑞米·布朗：大流感发生的时候，人们并没有迅速认识到这场灾难的教训。二十世纪初期，召开了一些国际会议，试图攻克各种传染病，包括霍乱、黄热和肺炎，甚至建立预防体系。这最终导致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一种传染病的成因，就很难攻克它。直到1933年，我们才确认了导致大流感的病毒。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流感和新冠肺炎这样的流行病，最难解决的是什么？
杰瑞米·布朗：作为一名曾经的急诊科医生，我有多年的治疗流感的经验，对1918年大流感也进行过研究。和如今新冠肺炎的情况一样，那场大流感有着双重层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症状并不严重，会造成一些生活的不便，需要在家躺上数日，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了。但对一部分人来说，流感可能会演变成威胁生命的重病。我们已经了解到，新冠肺炎也是这样，和流感一样都是冬季高发的疾病。它经常会导致季节性的感冒和咳嗽，但有时候会突然演变成重症。对于它，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疫情已经在全世界蔓延，特别是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医疗体系，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病毒。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说，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些什么经验和教训？
杰瑞米·布朗：1918年大流感暴发的时候，还没有多少国际合作的渠道。相反，每个国家各自为战，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国家封锁了边境，至少试图这样做过。比如，澳大利亚当时就强制实行了一项非常严格的隔离计划，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流感在1919年初的入境。
现如今，各国仍会制定各自的公共卫生政策，但与此同时，医疗信息共享的程度非常高。比如说，新冠肺炎暴发之后的短短数周，一个中国科研团队就确定了病毒，描述了基因序列，并将其发表在主流医学期刊上。传染病不分国界，科学家们深知这一点，他们频繁的合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很多人寄希望于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发，你怎么看？
杰瑞米·布朗：我们已经有了几种抗病毒的药物，尽管无法做到药到病除，但是对于那些感染新冠肺炎或者流感的病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用的。至于研制新的药物和疫苗，临床试验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具体时间无法准确预测。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苗试验的时候疫情的严重情况。
如果到那时候，还有很多病人，并且疫苗效果很明显，那么我们会比较容易通过对比看到差异。但是如果那时候病人的数量不知为何突然大幅下降了，没有足够的病人来分组对照，那么，就算疫苗真的起作用，也无法很轻松地检测出它的效果。
2016年埃博拉疫情的时候，类似的事情就发生过。由于当时公共卫生方面的不懈努力，埃博拉病人的数量急剧减少，无法进行疫苗试验。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目前的新冠肺炎疫苗上。
我们必须知道，疫苗对于不同的传染病，效果往往差异极大。比如说，天花的疫苗效果很好，我们已经完全将它从地球上清除。然而，我们每年的流感疫苗，顶多也只有50~60%的效果。不同的流感需要不同的疫苗，每年都要打一次。新冠肺炎的疫苗究竟会是跟天花疫苗那样效果明显，还是会像流感疫苗那样起伏不定，谁也不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你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经历过2009年的那场H1N1禽流感大流行，对于类似的流行病，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杰瑞米·布朗：当2009年那场疫情终于结束的时候，它的死亡率实际上是比以往要低的。但是大家对这次疫情的认知是，它是一个异常可怕的疾病。我感觉，作为职业的医护从业者，我们使用的语言非常重要。我们要确保大众理解流感和新冠肺炎暴发的真正危险。两者虽然都可以非常致命，但幸运的是，对于绝大多数健康的人来说，它并不会造成严重的生命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HIV检测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很多人都很关心疾病检测的问题，你觉得重要的是什么？
杰瑞米·布朗：没有任何检测手段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检测出了假阳性的病例。也就是说，检测结果是阳性的，但实际上检测对象并没有感染病毒。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被检测是否感染病毒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数以千计的假阳性病例。那么下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当我们等待确定最终结果的这个时间里，应该对所有的这些病人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