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的三十年执政给埃及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和遗产?

日期:03-01
尼罗河穆巴拉克

原标题:穆巴拉克的三十年执政给埃及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和遗产?

近日,曾经的中东风云人物、埃及前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1981~2011年在任)走完了自己辉煌与耻辱相互交错的人生之旅,默然淡出人们的视线。

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两组反差极大的镜头。9年前,突尼斯自焚小贩那把火,旋即延烧到埃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高呼“大饼、自由与公正”,涌上开罗、亚历山大大街小巷。仅仅过了18天,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面容憔悴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辞去总统之职。不久,这位80多岁高龄的原总统,多次被关在铁笼里接受审判的画面,在世界各地反复播出。这是穆巴拉克倒霉透顶的日子!

又一组迥然不同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我挥之不去。

1999年埃及举行总统选举,穆巴拉克最为风光的日子。投票前夕,《金字塔报》头版,连续两天的大字通栏套红标题:“穆巴拉克爷爷,我们热爱您!”“穆巴拉克爸爸,我们热爱您!”埃及军方的直升机出现在开罗的公园和闹市区,向孩子们空投玩具、文具、儿童读物这样的小礼品。我们驱车从开罗到塞得港,看到公路两旁为穆巴拉克鼓与呼、呼唤穆巴拉克连任总统的标语,绵延十余公里,如同旌旗招展,蔚为壮观。总统选举当天,开罗的文艺界大腕和体育明星来到投票站,排着几十米的长龙,等候投票!

俨然两个穆巴拉克,哪个更真实呢?

2020年2月26日,埃及为前总统穆巴拉克举行葬礼,支持者手举他的照片。新华社图

2020年2月26日,埃及为前总统穆巴拉克举行葬礼,支持者手举他的照片。新华社图

蓝天骄子战争英雄

穆巴拉克并非一开始就注定钉在铁笼受审的历史耻辱柱上。他是出身草根的空军飞行员和平民政治家,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进入埃及民众的视野。

从开罗驱车往北,行驶一个个多小时,便到了米鲁夫省省会沙宾。1928年5月4日,穆巴拉克出生在离沙宾1公里左右的小镇上。这个司法官员的儿子,自幼痴迷于军事,有鸿鹄之志,勤奋苦干。先后毕业于埃及的军事学院和飞行学院,两次赴苏联学习飞行技术,第三次则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一年。作为轰炸机飞行员,技术精湛,毅力顽强,军事过硬。1967年6月5日上午,以色列空军倾巢出动,偷袭埃及,埃及空军几乎全军覆没。穆巴拉克驾机起飞后不久就遭遇险情,立即做出判断,驾驶飞机在卢克索安全着陆。1972年4月他晋升空军司令,为埃及大军在1973年10月6日强渡苏伊士运河提供空中掩护,对运河东岸以色列军队建造的巴列夫防线进行饱和轰炸。

十月战争开战前夕,萨达特总统询问履新不久的空军司令穆巴拉克:“空军是否准备好了下一次战斗?我们的空军已遭受两次致命的打击了,如果再遭受第三次打击,那就等于我们投降。那么从那一天起,在空军的名单上,就再也找不到我们的名字了。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将成为笑柄。”穆巴拉克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的空军能够完成交给他的任何任务。我们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10月6日下午,穆巴拉克指挥埃及空军发动突然袭击,摧毁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军机场、导弹控制中心、雷达干扰中心、作战指挥部和司令部,成为战争英雄,深得萨达特赏识。他脱下戎装,1975年担任埃及副总统,1981年开始了执掌埃及近30年的总统生涯。

1981年10月31日,总统候选人穆巴拉克在投票站投票。新华社图

1981年10月31日,总统候选人穆巴拉克在投票站投票。新华社图

发展受挫强国梦碎

稳定政局,推进经济改革。穆巴拉克在萨达特遇刺的血泊中掌舵埃及,当时政局不稳,形势严峻。他当政后立即释放大牢中的反对党派领袖,直接接到总统府进行政治对话,当面释放善意,缓和政治紧张。采取措施,整肃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1982年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纠正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消费性开放”的弊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发动各种传媒,从宗教和思想层面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作斗争。然而,穆巴拉克时运不济,时值国际市场上油价下跌,埃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陷入长期经济危机。在经济改革中,穆巴拉克扛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坚持改革必须在埃及老百姓的承受范围之内。利用海湾危机给埃及带来的难得机遇,成功地分期减免埃及一半外债,1991年开始进行稳健的经济改革,最终使埃及结束近10年的经济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埃及保持着年均增长率5%以上的中速经济增长,为政治稳定奠定基础。

虽然穆巴拉克90年代的经济改革取得成效,但是发展埃及经济、进而恢复埃及强国地位的两个支柱——横向拓展战略和工业强国梦想,均无果而终。这是埃及2011年动乱的根本原因。

穆巴拉克认为,埃及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过快增长,这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准确判断。20世纪初,埃及总人口不到1000万,1952年突破2000万,半个世纪内翻了一番。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成功后,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80年上升到4090万,1998年6140万,2008年8200万。据报道,2015年埃及人口突破9000万!“阿拉伯之春”爆发的一个燃点,就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上粮价上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中下层人口民生艰难。这当中,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埃及国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但是95%的国土是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干旱沙漠。蜿蜒的尼罗河谷与美丽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仅占埃及国土面积的5%。为了缓解人口快速增长给埃及的环境和资源造成不可承受的压力,90年代后期,穆巴拉克政府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横向拓展战略:向荒漠要土地,力图把埃及的可居住面积从5%提高到15%。除了在开罗周边沙漠建设新城镇外,最具雄心的大项目是利用纳赛尔湖水,大规模开发上埃及的土地,“重现上埃及法老时期的辉煌”。1997年,尼罗河新河谷(图什卡)工程开始启动。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天气炎热难耐,工程过于宏大,前期论证不充分,资金不能保证,工程技术难度大,虎头蛇尾,无果而终!

穆巴拉克另一个破碎的梦想,是把埃及建设成为工业强国、中东高科技与金融中心。早在萨达特时代后期,埃及就开始规划和实施新社区和新工业城市计划。为了在首都开罗和其他重要城市周边的沙漠建设新工业城市,1989年第230号法进一步扩大了政策优惠力度。在规定的新工业城市建立工业企业,免税期从10年延长到15年。为了避免私人投资面临的官僚主义障碍,这部法律赋予新工业城市独立的司法地位。到90年代后期,埃及建立了15座新工业城市,其中著名的有五月十五日城、斋月十日城和十月六日城等。到1997年6月底,这些新工业城市建立了1965家工厂,创造了22.6万个工作机会。

然而,虽然穆巴拉克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新工业城市对埃及工业拉动却很有限,没有成为埃及工业发展强劲的新增长点,埃及经济始终处于中速发展水平,虽然个别年份达到7%及以上。更不幸的是,2004年启动的穆巴拉克时期第二轮经济改革虎头蛇尾,私有化演变成为官商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的一幕幕大戏,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勾结,与国际金融资本结盟,老百姓深恶痛绝。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黎民百姓的日子愈益艰难。穆巴拉克工业强国的呐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民族产业的呼吁,最终沦为埃及民众心中虚伪的口号。

中东和平平衡外交

外交上,穆巴拉克领导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了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启动了埃及开放和发展的新局面,开始了中东和平进程。然而,当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于萨达特以战促和,对于埃及率先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建立外交关系,极为不满,纷纷与埃及断交,埃及也被驱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从开罗迁往突尼斯,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空前的孤立之中。穆巴拉克主政后,对萨达特实际上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缓和与苏联等东方国家的关系,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奉行平衡外交,推行全方位的友好外交。1984年与苏联互派大使,结束了萨达特时期埃及与苏联之间起伏不定的紧张关系。

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穆巴拉克恢复了与阿拉伯国家的亲密关系,阿盟总部迁回开罗。而且,充分利用马德里和平进程给埃及的中东外交带来的机遇,发挥埃及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教缘和人脉优势,在以色列、巴解组织之间居中斡旋,携手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进程,邀请以色列领导人访问埃及。之后邀请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访问开罗、沙姆沙伊赫和亚历山大,共话阿拉伯兄弟手足情谊。在巴以谈判中,埃及派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知识渊博的专家,担任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的顾问,传授当年与以色列人谈判的经验,深受巴勒斯坦方面的信任。

当然,埃及也有舆论对埃及在巴以之间穿梭调停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埃及是阿拉伯大家庭的成员,理应站在巴勒斯坦兄弟这边。在巴以之间斡旋,以中立的身份出现,这不符合埃及的阿拉伯身份,也不符合巴勒斯坦兄弟的利益。不过,在现实复杂多变的中东政治中,以色列、巴勒斯坦均高度重视埃及尤其是穆巴拉克总统的斡旋。美国也重视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穆巴拉克作为“和平总统”,恢复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地位。

如果说穆巴拉克在埃及内政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成效不彰,毁誉参半,那么,他在外交上却无疑是一颗明星,在美国、欧洲和苏联(俄国)之间游刃有余。穆巴拉克搞外交,不拘一格,开展首脑外交和“私人”外交,在欧洲广交朋友,在美国广结良缘。他多次亲临华盛顿“国会山”,直接用英文与美国国会议员交流,谈笑风生,使总是挑剔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毛病的这些议员,理解“他的苦衷”。他甚至让“不好伺候”的美国议员,做了一块赞誉他的铜牌,在国会山亲手赠送给他。

2010年9月1日,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在白宫进行中东会谈。东方IC图

2010年9月1日,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在白宫进行中东会谈。东方IC图

修宪铸错遗恨千古

进入21世纪,穆巴拉克执政后期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生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穆巴拉克却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僵化,最终成为埃及人民和历史的弃儿。一方面,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埃及在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依然没有实现孜孜以求的年均7%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的梦想。另一方面,埃及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出笼,埃及中间阶层的成长,在合法反对党派之外,涌现出一批所谓的新反对派。例如,出现了一个反对派组织“卡法耶”(阿拉伯文“卡法耶”意思是“够了”,字面意思就是穆巴拉克当了这么多年埃及总统,“够了”。有趣的是,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组织“穆什卡法耶”,字面意思是“不够”,为穆巴拉克继续担任埃及总统而欢呼)。这些新反对派对穆巴拉克治下埃及经济增长乏力感到不满,痛恨国家治理的低效与政府腐败。穆巴拉克“孤独地坐在民主化的盛宴上”,2005年修宪使他迈上了不归路。

面对国内反对派和美国的双重压力,穆巴拉克以攻为守,启动修宪程序,修订1971年永久宪法第76条,为所谓的竞争性总统直选铺路。2005年修订后的宪法第76条,对反对党派总统候选人规定了极高的准入门槛。宪法修订案对总统候选人做了3种区分。首先,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与其他合法政党候选人的区分。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总共至少250名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的支持,并且必须至少获得65名人民议会议员、25名协商会议议员和至少14个省(埃及设26个省和卢克索直辖市)的各10名省议会议员的支持。根据这个条件,唯有执政党才有可能推出总统候选人。其次,为了缓和合法反对党的抨击,对2005年和2011年政党参加总统选举进行区分,允许当时合法政党无条件地推荐其领导人参加2005年9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但是,2011年及以后的总统选举中,唯有获得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各5%的议席,而且在宣布开始推荐总统候选人之前连续开展“政党工作”5年以上的政党,才能推荐总统候选人。这个规定实际上几乎完全排除了合法反对党推出总统候选人参加2011年总统选举的可能,因为反对党在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仅有象征性的几个席位。也排除了穆斯林兄弟会推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因为穆巴拉克政权禁止兄弟会成立自己的政党。第三,政党候选人与独立候选人的区分。获得至少一共250名的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的支持这个条件,几乎可以完全剥夺任何独立候选人包括兄弟会推出的“独立候选人”参加2011年总统选举的机会。

这次修宪,佐证了埃及社会和西方多年来对穆巴拉克的怀疑——“父传子,家天下”,即他企图把政权“合法”“民主”地移交给其子加麦尔·穆巴拉克。这着实浇灭了反对派的最后一丝幻想。穆巴拉克似乎可以照旧统治下去,但是政治气氛愈来愈紧张。2010年人民议会选举,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在政治高压气氛下大获全胜。埃及社会弥漫着一种无奈地观望、焦虑与等待的氛围: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醒来,日子照旧,什么也没有发生;继续等待……

穆巴拉克的遗产和启示

有一次,一个中国学者坦诚地对韩国学者说:韩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有点问题,要不韩国总统卸任后为什么总是那么悲催?或自寻短见,或身陷囹圄!回望遥远的北非国家埃及,共和国的三位总统也晚景凄凉: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克里斯玛型领袖阿卜杜·纳赛尔,1970年9月28日累死在总统职位上,年仅52岁。周恩来总理痛心地说:“他是伤心死的,他是心碎而死的。这是超级大国的错。他们欺骗了他。他们把他推入困境之后又把他抛弃了,他们任凭他心碎。”埃及第二位总统,“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英雄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10月6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阅兵台上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疯狂扫射。穆巴拉克总统,最终得到善良的埃及人民的宽容,默默地离开人世。然而,假如没有2013年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发动“第二次革命”,穆巴拉克的结局绝然不同!

回首穆巴拉克留下的遗产,就不能不把目光转向近70年前的埃及。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腐朽的法鲁克王朝,驱逐英国殖民势力,完成了独立建国的历史使命。纳赛尔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反帝反封、追求独立自由的同时,努力消除阶级差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纳赛尔为埃及留下了两大遗产。首先,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和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福利,有效促进社会平等,中下层人口政治地位提高,经济上得到实惠。比如,冻结地租和房租,免费教育和大中学毕业生包分配政策,切实缩小了两级分化,此即所谓纳赛尔社会主义。其次,纳赛尔政权在60年代建立了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独立上迈出重要步伐。在工业化上取得重要成就,埃及从农业国发展成农业、工业国。1952~196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2%。尽管如此,1967年六日战争后埃及经济直线下滑。总之,纳赛尔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

萨达特对纳赛尔“独断专行”及打压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政策措施不以为然,全盘否定纳赛尔社会主义。1974年启动“开放政策”,竭力引进阿拉伯资本和外国资本,鼓励埃及私有部门投资,大力发展埃及经济。萨达特激活了埃及社会的经济活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消费性开放”造成严重后果:外资和私有部门大多投资短、平、快的经济部门,如旅游业、房地产等,经济虚假繁荣,通货膨胀高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不进反退,逐渐依赖侨汇、旅游、石油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四大经济支柱,埃及社会超前消费,储蓄和积累不足;在萨达特开放政策下,过去受到打击的地主和资本家卷土重来,与官僚资产阶级沆瀣一气,腐败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中下层人口遭到剥夺。总之,埃及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僵局。

穆巴拉克上任之初,有记者向他提问:他要走纳赛尔还是萨达特的道路。穆巴拉克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我的名字叫做胡斯尼·穆巴拉克!”历史已然证明,穆巴拉克执政30年,他对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问答,埃及人民是不满意的。平心而论,穆巴拉克执政前期,大致说来2000年之前,他对埃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认识是到位的,施政是用心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是成功的。穆巴拉克对于埃及的发展尤其是强国梦,始终是坚定不移的。然而,穆巴拉克执政晚年,官商勾结愈来愈严重,第二轮经济改革荒腔走板,既加剧了两极分化和老百姓的民生艰难,又造成发展失去动力,正所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果说纳赛尔只解决了公平问题,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萨达特解决了增长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反而任由社会滑向两极分化;那么,穆巴拉克在公平问题上慎言慎行,强调保护有限收入阶层的利益,但也只是低水平上的被动保护,最终没有在发展问题上取得突破。

穆巴拉克三十年的执政或许可以告诉我们:唯有通过改革促进发展,让发展与公平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比翼双飞、并驾齐驱,方能破解埃及的发展难题。加强顶层设计,痛下决心,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才能使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加大改革力度和强度,兴利除弊,整顿吏治,反腐倡廉,根治数十年来埃及经济和社会治理中尾大不掉的老毛病,根除官僚主义,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倘若如此,社会有活力,发展有动力。

这,或许就是穆巴拉克为埃及留下的遗产?

毕健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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