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美国人在美媒发问：如果新冠疫情发生在休斯敦，该怎么办
如果新冠病毒爆发在美国休斯敦，该怎么办？
2002年秋天刚到北京时，我找到了一种经济实惠的办法提高中文水平，就是每天晚上坐好几个小时的出租车跟司机聊天，花很少的“学费”就能上大师级的课，学最地道的方言。12月的一个晚上，出租车把我送到我公寓时，我感觉神志不清、昏昏沉沉。过了不久就开始咳嗽，每天睡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长，而且总是梦见自己发热。
2月11日《洛杉矶时报》刊文《亲历03“非典”疫情，如今抗击新冠病毒大有不同》
于是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X光片显示我的肺部严重阻塞，而类固醇药物的常规治疗无济于事。我想回到美国，但是医生不建议旅行。
不到一周我的体力就开始恢复了。两周后我到了纽约，而北京正在应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感染也就是“非典”的第一波疫情。到了夏天，我收到了之前把我治好的医院发来的一封措辞礼貌的邮件。他们要收集在“非典型性肺炎”——就是类似之前我出现的那些症状，而不是一个34岁健康青年应有的正常情况——爆发最初几周所有感染病例的数据。他们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检查？
因为“非典”期间我正好在北京生活，过了十多年，当又有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来袭，让几万人病倒时，我对这种特殊时刻会更为警觉。
首先，最明显的是相比2003年，中国采取的应对方式发生了巨变。数百万人大的规模动员，各大工厂行动一致地加足马力赶制急需的防疫物资，一架又一架运输机载满有治疗“非典”和其他传染性病毒经验的军医和护士前往支援。这是前所未见的。
每天晚上看几分钟的中国电视新闻，或刷一下抖音（这在2003年也是不可想象的），就感觉时空穿梭机带你进入了科幻世界——处于战时状态的国家，人人身穿白色连身服、面戴口罩。一些年轻的护士上传自己的视频，她们把自己的头发剪短，就是为了穿防护服工作时更方便更省时间，有时一工作就是连续20小时。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各地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每到一处都会按照要求测量温度。父母带着咳嗽的孩子在外面排着长队等候。
宁波驰援武汉医护人员二次剃发（图自：中新网）
看到中国这次举国上下应对疫情的动员规模之大、行动速度之快时，两件事开始徘徊在我的脑海。第一，2020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将成为中国民众、政治和社会意识中一次关键性事件。就像2008年一样，当时中国在举办夏季奥运会，然后突然爆发了令人震惊的全球金融危机。但经历这次疫情之后，中国会以不同的方式审视自己，世界也是如此。就像美国的9·11事件一样，那次事件给美国整个一代人留下了深重记忆。
本文作者雷默曾担任美国NBC电视台评论员，全程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
当你作为旁观者看着这次疫情，还会忍不住想第二件事：如果这次新冠病毒爆发在美国休斯敦，该怎么办？我们会把休斯敦封城吗？会限制人们出行吗？会强制要求每人每天测两次体温吗？
这不是一个抽象问题。我不是说新冠病毒一定会在美国大规模流行——当然现在还言之尚早——而是因为如今人际互动相当之快，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要完全理解都很难，更不用说管控了。传染性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特性。假新闻、恐慌情绪、民族主义和疾病传播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比尔·盖茨曾预警说：“在所有能杀死全球1000万以上人口的事物中，可能性最高的就是流行病。”而且他说，对此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当前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真正上演的故事章节不仅是人类对抗医学流行病，也是我们这一代人与互联时代各种令人紧张不安的危险开展的攻坚战。冷战时代是一个孤立的时代；随后的全球化时代构想的是简单明了、让人轻松并充满希望的联结。但如今这个新时代是需求之间相互竞争的时代：一方面需要隐私，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保持联系。在这样的时代，新冠病毒就是一次考验，而且不仅是对中国的考验。
日本舞鹤市政府向大连捐赠物资，附上唐代王昌龄的诗句
后来我并没有按那家医院的建议去做“非典”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筛查。但看着眼下新的流行病再次爆发，同情心的驱使倒让我想去接受检测了。当然，也可能还有一份好奇心在驱使。
亚当·史密斯在1759年就曾说到，即使是富有同情心的欧洲人，失去一根小指头也比看着中国遭到地震破坏更能使他们不安。但如果是在我们这个相互联结的时代呢？你的地震就是我的地震。你的病毒就是我的病毒。所以，无论是抽身而去，或是竖起围墙、或与其它国家“脱钩”，或借用各种隐喻煽动种族主义是多么具有诱惑力，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们面临的问题和今天中国人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如何应对我们这个复杂、互联的新世界所提出的致命要求。
文：乔舒亚·库珀·雷默，基辛格顾问公司联席总裁、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