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劫贫济富？美国亿万富豪税率比贫困家庭都要低！特朗普减税法案错了吗？
文/魏欣
自从特朗普政府通过了历史性的减税法案后，它引发的争议就一直在美国成为各类电视节目、社会活动和普通家庭茶余饭后的重要主题。
很多人认为它错误地在经济扩张期的末尾进一步刺激了经济。虽然短暂延续了经济繁荣，但是削弱了未来经济危机到来时美国政府的应对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扭曲了原本已向富人倾斜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和社会矛盾。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它部分达到了引导海外资金和工作机会回流的目的，降低了美国的结构性失业率。同时，它充实了美国普通家庭的财富，帮助了民众从2008年金融危机遭受的心理阴影中逐步走出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加全面地来理解特朗普2017年税改法案的效果呢？
近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经济学家赛斯和祖克曼在他们的新书《不公正的胜利》中深入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即超级富豪们没有承担他们本该承担的纳税义务。由于2017年税改法案的通过，亿万富翁们得以获得了更多的减税额度。根据他们的研究，美国400个最富有家庭在2018年平均实际税率为23%，比美国底层50%家庭的24.2%低了1个百分点。
这在很多选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1950年至1980年，富人常常要缴纳超过50%的税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给富人减税很难得到广大民众的信服。所以赛斯和祖克曼作为幕僚，一直建议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提出旨在弥合贫富差距、而且较为温和的“财富税”法案。即，对超级富豪的存量财富每年征税。
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常采用累进税制来保证税收制度的公平性。这种税制的假设是，收入更高和财富更多的居民应该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中拿出更大的比例贡献给国家财政。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税制设计都是以达到这个目的为初衷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对不同类别税种的敏感程度不同，所以往往不能达到累进征收的效果。
比如，富人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确实要显著高于中产阶级。但富人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较小，投资性收入占比更大。所以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率对富人来说并不是特别有效。另一方面，超级富豪的投资性收入大多数时候以浮动盈利的方式存在，而不会当期分配。如果要对浮盈征税，比如沃伦提出的“财富税”，可能要对现有的会计制度和法律做较大修订。所以“财富税”在民主党初选中引起巨大争议，而且实际执行效果可能也超出想象。
虽然美国国会有为超级富豪量身定制的遗产税和公司税，但也有很多税种是对低收入群体不利的，造成了对富人的总征收比例并没有因为收入提升而累进。比如，消费税只能对所有消费者无差别开征同一税率。由于富人每年消费商品的总量在收入中占比非常少，所以穷人不但承担了消费税征收总额的绝大部分，而且消费税在穷人收入中占比远高于富人。美国工薪阶层还需要根据收入多少缴纳社保税和医保税。但是由于超级富豪一般不会享受这两项福利，所以也不适合对富豪的全部收入开征。收入高于某一标准线后，以上的部分不再缴纳这两项税款。根据美国新闻网站Vox报道，把美国联邦和地方开征的所有税种进行累加之后进行统计发现，在所有收入阶层中，政府总体征收比率是基本持平的。也就是说，实际效果并没有因为居民收入增加而征收比率增加，传统的征收手段并没有达到其目的。
2017年税改引起争议的焦点是，特朗普政府将富人承担比例较多的公司所得税从原有的35%降低至21%，造成了富人总体征收税率低于工薪阶层的实际执行效果。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收入居于中间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在2021年之前可以获得6.6%的收入增长。但是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却可以在同期获得高达17%的收入增长。由于减税法案从2018年初开始执行，收入最顶尖的5%家庭的综合税率降低了3%，而其余95%家庭只平均降低了1%。这些数据也增加了公众对于减税法案的批评声浪。根据CBS电视台的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性收入的增加幅度远远快于工资性收入。从2016年至2021年，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可能只有1.3%。但是资本增值的幅度却可以达到6.3%。
那么特朗普减税法案是否只是为了偏袒富人，而没有达到其设立初衷呢？当然不是。
根据近期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减税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公司汇回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海外资金。过去由于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更高的公司所得税，大多数美国的跨国公司选择把在海外经营获得的盈利留存在海外。这不但造成了美国政府税基的流失，更造成了美国公司不愿意投资美国本土，而倾向于投资海外市场的现象。据统计，美国公司的海外资金总额大约有1.5万亿到2.5万亿美元。前总统奥巴马曾经游说各大公司，劝说他们汇回海外资金和投资美国，可效果并不理想。减税法案通过后，跨国公司被给予了一次性优惠税率来汇回海外资金。虽然这些公司重新投资美国的意愿并不唯一取决于税收机制，但是汇回海外资金重新充实了政府的税基，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此外，减税法案通过以来，美国就业市场的强劲表现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会提出减税法案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提振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状况。为此，特朗普在多次集会上提出了“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口号。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历了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繁荣，但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的结构性失业仍然非常严重，工资增长长期停滞，家庭财富严重不足。这一切在减税法案通过后得到了部分改观。2018年，很多美国企业为了留住员工，发放了一次性的减税奖金。目前美国失业率只有3.6%，处于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在一些行业中，甚至出现工作机会超过求职人数的情况。普通员工工资增长从2016年的2.9%增加到目前的4.0%。在很多美国工薪阶层看来，减税法案确实增加了他们的家庭财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
如果仅从美国国内的角度来观察，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法案确实更有利于富裕阶层，也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推出这个结论的逻辑链条不但非常明确，而且很多统计数据都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如果从更广泛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美国的收税机制不但承担着调节国内的贫富差距的任务，还面临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美国对跨国公司征收的一些税种，在一些国家可能显著低于美国，甚至并未征收。这是过去造成美国对于大型企业吸引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竞争力下降的历史条件下，适时和适度降低对跨国公司征收的一些税种，有利于吸引企业和工作机会回流，并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应该在税收机制上取得更多共识，恢复税收用于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避免竞争性减税的发生。
作者为专栏作家，曾在美国供职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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