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权第一国 冰岛女性的“革命之路”

日期:01-10
世界经济论坛

原标题:性别平权第一国,冰岛女性的“革命之路”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远离欧洲大陆,人口只有30余万的北欧国家——冰岛,连续第11年位居榜首。在华丽的排名背后,冰岛是性别平权的乌托邦吗?让性别平等从一句口号变为一整套社会机制和文化传统,冰岛人付出了什么努力?

乌托邦之旅

嘉倩出发了,前往冰岛的旅途很漫长。午夜在香港转机,再飞往巴黎,睡眠很浅。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飞往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登机室,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匆匆而过,嘉倩遇到一位76岁的老奶奶,她刚刚结束在巴黎的行程,因为冰岛航班便宜许多,准备从那儿转机回美国。老人的伴侣已不在世,但她仍然坚持独自旅行。嘉倩笑出了眼泪,她自顾自地向老人诉说:“我才26岁,但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我梦想成为作家,但是连开始的勇气都没有。”“在中国的生活一团糟,辞职后做的项目烂尾了,我病倒了,然后也分手了。”

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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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嘉倩刚刚和同龄的丈夫离婚,也放弃产下腹中的孩子,她告诉我:“前夫非常传统,认为女孩子相夫教子就好,他还说我这样的女生和他分开是没有未来的。”嘉倩随后买下那张前往冰岛的单程机票,以技术人才工作签证来到冰岛定居,这本来是计划中的蜜月旅行。

对于刚到冰岛的嘉倩来说,这个国家宛如一个“乌托邦”,曾让她失意的婚姻在这里突然无足轻重。在冰岛的第二天,嘉倩在雷克雅未克主街看到一位牵着儿子的孕妇,攀谈时得知,孕妇没有结婚,腹中的胎儿是现任男友的孩子,而且两人就要分手了。嘉倩告诉我:“在冰岛不论家庭还是公司,都会支持这样的单身母亲。”婚姻在这片土地上显得过时,冰岛三分之二(67%)以上的婴儿是未婚父母所生。“‘家庭破裂’这个词很糟糕,这意味着您一旦离婚,有些事情就要破裂了。”带着三个孩子、有两任伴侣的冰岛人阿斯蒙多蒂告诉媒体,“但这根本不是冰岛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想要的生活。”

《战中女人》剧照

《战中女人》剧照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为这份自由提供了可度量的指标。报告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健康四大项得分。在2020年度最新报告中,冰岛男女平等状况的总体指标连续第11年蝉联世界第一位。其中“政治权利”和“经济参与”分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识字率”“高等教育”“两性出生率”等二级指标也位列世界第一。

冰岛人并未因此自满,新的困难和举措层出不穷。即使“男女同工同酬”指数已位列世界第一,今天冰岛女性的平均收入仍然比男性低15%左右,他们计划在2022年彻底消除这项差距,并已在2018年进行立法,对所有25人以上企业的违规行为规定了强硬的罚款。另一方面,政治权利也并非天赐,2016年,冰岛历史上最为性别平等的议会产生,48%的国会议员由女性担任,天平似乎已经归零;仅一年后,2017年冰岛议会中的女性议员占比又掉回38%,在那一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冰岛的“议会女性指数”排名从第一降至第20位,两性的政治平等并不稳固。

争取平等的同时,冰岛女性也放弃了一些两性交往中的“优待”。嘉倩的第二任丈夫是冰岛人,约会时嘉倩明白了冰岛女生的“不容易”。当时她正在红十字会做义工,她问一位女同事:“我要不要主动约他呢?对方会不会不珍惜?”同事感到莫名其妙:“你想他就主动约他呀,否则男生会消失的。”有一次两人还在礼节问题上产生了小分歧,她告诉丈夫,为女生开门、让座是一种很平常的绅士礼貌,得到的回应却是,这在冰岛可是大忌,因为女性会觉得被小看了。嘉倩发现,和政治权益、经济地位相比,这些对传统习惯的变革,才是建立稳固的性别平等的源泉。

如今的生活令嘉倩感慨起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的小说《革命之路》中女主人公艾普莉的结局。书中艾普莉想去巴黎开始新的生活和事业,而丈夫则想留在美国求得升迁。在争吵无果后,艾普莉选择了自残性的流产,最后死在医院。嘉倩将来打算写一本小说,不会给艾普莉这样的结局,“艾普莉应该在巴黎成为一个很棒的剧场演员,她会过上想要的生活”。但嘉倩也明白,冰岛女性所经历的“革命之路”,远比她所想象的“happy ending”要复杂而漫长。

革命之路,经济之选

在雷克雅未克市郊一位农场主的小儿子埃约尔松眼里,冰岛女性地位的分野始于他父亲的青年时代。“爷爷在世时还经常说,女人应该留在家里。”埃约尔松今年27岁,因为小时候母亲在雷克雅未克市区工作,父亲已经全职在家中照看农场,他在5岁以前都由父亲带大,他开玩笑道:“这在冰岛很平常,我从小和他在一起,父亲都快嫌我烦了。”

在女性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70年代,埃约尔松的父亲还在念高中。1975年10月24日,全冰岛90%的女性展开罢工,首都地区一半女性参与了运动,反对将女性视作辅助劳动力,随意地召回和遣返。罢工使冰岛经济陷入停滞:学校、托儿所、商店和工厂纷纷关门歇业。由于当时报社的打字员通常是女性,连报纸都无法打印。男人们要么在家里发呆,要么自己带孩子去上学。夜晚,女人拒绝在家做饭,一位当时就在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者回忆道:“街上弥漫着烤肉烧焦的味道,男人们正在尝试自己下厨。”

 1975年 10月 24日,全冰岛 90%的女性展开罢工

1975年 10月 24日,全冰岛 90%的女性展开罢工

在埃约尔松的回忆里,罢工确实改变了那一代人,包括他的父亲。“父亲说他没有对立的情绪,只是觉得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改变。”但这场变革并非一夜之间发生,冰岛女性为此铺陈的道路将近百年。1869年,在农村成立了冰岛第一个妇女协会团体;1894年,冰岛女性协会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创办后,政治诉求集结成军。顶着媒体上对女性“天真”“毫无贡献”“易受亲近男性影响”,以及“过于团结”的指责,协会开始积极游说国会。1915年6月15日,女性终于可以在国会选举中投票,投票年龄却被设置在40岁以上,直到1920年,这一门槛才被撤销。两年后,首位冰岛女性国会议员因吉比约格·比格纳森(Ingibjörg Bjarnason)当选,她的连衣裙在西装革履的国会议员合影中格外显眼。

 1922年,首位冰岛女性国会议员因吉比约格·比格纳森和其他国会议员合影

1922年,首位冰岛女性国会议员因吉比约格·比格纳森和其他国会议员合影

百年前追求政治权利时种下的种子,最终在冰岛生根发芽。1975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古德伦·赫尔加多蒂(Guerún Helga-dóttir)认为,罢工至少对从未涉足政治的女性有所影响,她们意识到彼此可以相互支持。

 1975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古德伦·赫尔加多特

1975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古德伦·赫尔加多特

在1983年以前,冰岛国会中只有2%〜5%的女性,但运动的效果在这个为选举平等做足准备的国家立竿见影。1980年,冰岛和欧洲第一位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Vigdís Finnbogadóttir)艰难当选,此后轻松连任三届。1983年,冰岛议会中妇女的人数急剧增加,从60名议员中的5名跃升至15名,这得益于前一年女性联盟(Women’s Alliance)的成立,女性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代表,而是政党政治的一员。

 1980年,冰岛和欧洲第一位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

1980年,冰岛和欧洲第一位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

冰岛社会福利部顾问玛格妮娜·马林诺斯多蒂(Magnea Marinósdóttir)相信,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占据国会、参与立法的路径会为社会孕育更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终于要由女性主导。

2008年那场令冰岛举国破产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冰岛的银行之间不断互相借款,国家则不断向外国借款,推动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到2006年,在这个常住人口不及上海任何一个区的国度,已经有三家银行跻身全球前300的规模。埃约尔松告诉我:“危机爆发以后,三大银行通通破产,冰岛人都对由男性控制的金融业和政府感到失望,他们合伙偷走了我们的钱财。”女性联盟则一直是银行私有化狂潮中的理性声音,主张保留至少一家国家银行。

2009年春季政府垮台时,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Jóhanna Sigureardóttir)当选为该国首位女总理,所在政党便是女性联盟的继承者。冰岛女性本身是虚假繁荣的受害者。由金融业主导的“赌场经济”开始改变女性的角色,丈夫在银行业的高薪水和高强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妻子不得不待在家里。

另一方面,冰岛女性也是经济危机的“幸存者”。冰岛的劳动力市场在性别上高度隔离。女性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而男性则更多选择私营公司的工作。私营的建筑和金融行业受到了泡沫破碎更多的冲击,男性的失业率增幅明显高于女性,危机爆发的四年间,双方的就业率差距就从8.3%缩小到3.7%。

冰岛某公司内上班的女性

冰岛某公司内上班的女性

经济地位的回归为更深度的平等政策铺平道路。西于尔扎多蒂一方面强硬制裁银行业,振兴旅游业,从而带领经济稳步复苏;另一方面,冰岛政府开始注重就业率背后的岗位与薪酬的平等化。到2013年9月,政府要求国有公司及一定规模以上的私营企业的董事会至少有40%的女性(或男性)。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珍妮特·约翰逊(Janet Elise Johnson)对此的观点是,从长期来看,女性平均而言可能是更成功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因为她们对风险采取了更为合理的方法,冰岛人在经济危机面前选择了女性的领导。

手握实权的总理还推动了一系列激进的性别政策:冰岛国内的性交易被定为犯罪,同性婚姻获得合法地位。西于尔扎多蒂对少数群体的政策优待并非政治表演,因为她本人就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家庭从未拖累她的事业。这位带领冰岛走出泥沼的女性,不仅是一国之母,也是冰岛社会传统孕育出的“女儿”。

新传统

在《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北欧五国除丹麦以外,均高居性别平等排行的前四。芬兰年轻的女总理桑娜·马林(Sanna Marin)也在近日上任。这些寒冷国度的空气有什么魔力?北欧国家共同的历史是否为现代女性的成功提供了土壤?

2016年冰岛国会女性议员占比达到创纪录的48%后,美国《财富》杂志资深编辑克莱尔·齐尔曼(Claire Zillman)曾撰文将冰岛女性的成功描述为一个“小国”带给美国的冲击。对此,生活在冰岛的中国作家嘉倩意识到:“在一个人口大国,观点一经抛出,往往石沉大海;但在‘小国’冰岛,我确实有能够改变社会的错觉。”嘉倩曾在雷克雅未克的市政厅工作,令她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同事们正在计划将景点的洗手间改造成男女混用,仅保留隔间,以解决女性排队的问题。嘉倩参与了同事们的讨论,她的感悟是:“每一项议题影响的居民,就生活在你身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这刺激男性去换位思考。”在那次“洗手间改革”中,大部分男性都理解女性排队的难处,没有提出异议。

《战中女人》剧照

《战中女人》剧照

但是,嘉倩也认为,“小国寡民”的特质并不能直接带动平等意识的形成。在性别平等榜单中同样排在前列的德国、西班牙等国都由几千万人口和欧洲公认的复杂族群构成。埃约尔松对此表示:“你不能把这一切归功于人口。”他还告诉我:“男人们也有自己的圈子,但是为女性投上一票是天然的事。”埃约尔松是冰岛一个温泉合唱团的年轻一员,其他成员大多是和他父亲一般年纪的男性,他们在泡温泉时经常赤身裸体,合唱低沉有力的维京战歌。但埃约尔松觉得那并不是在呼唤冰岛维京时代的男权社会,更多是北欧民族的共同传承,他把历史的遗产视作冰岛女性地位的重要后盾,“我们有坚强的女性”。

在冰岛更遥远的历史中,女性以强悍和独立著称。马林诺斯多蒂介绍:“冰岛自古存在‘强大的女性’(Strong Women)的概念。尽管具有神话色彩,但它却根植于现实。”在基督教时代以前,冰岛女性是宗教社会中的祭司、诗人、医生和教师,“女性享有一定的自由,并拥有文化和宗教权威”。在冰岛神话里,也不乏从欧洲大陆带领船队前来定居的女性领袖。如果追溯起冰岛作为一个航海国家的历史,一旦这些维京男人们出海劫掠,妻子们就需要在家中承担起狩猎和建筑等职责,甚至继承战死丈夫的财产,成为一家之主。

中古时代模糊的性别分工传承至今。嘉倩感受到,“教育是冰岛性别平等意识的首要来源”。冰岛没有男女校之分,学校里老师也鼓励男女生参加一样的社团。不论男生女生,都要学习织毛衣、烹饪等家政技能,嘉倩丈夫和身边男同事的厨艺都来源于此。

而对进入社会的男女来说,平等的休假制度也使得两性的社会角色不再僵化,父亲分担了更多家庭教育的责任。冰岛88%的女性受到雇用,“兼职父母”在家轮流照看孩子。自2000年“育儿假”改革以来,父母双方每年都可以享受各自三个月的假期,还有三个月由双方灵活分配。法律是成功的,在2007年,冰岛的父亲们平均休了101天的育儿假,全社会的两性薪酬差距比峰值时低了8%。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比约恩·阿尔纳松(Björn Thor Arnarson)认为,由于男性也有了育儿假,雇主们减少了认为女性需要长时间休假来照顾家庭的歧视,冰岛的就业市场为她们提供了更多长时间投入、高薪酬收入的工作岗位。

男性也是受益者。冰岛男人告别了维京时代的征战与早夭,享受着全欧最长的预期寿命。挪威社会学家和男性研究专家霍尔特(Oystein Gullvag Holter)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与男性福祉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女性参与工作保护了男性免受经济冲击,平等的文化降低了在放假时的焦虑感,帮助他们远离烟酒的危害。冰岛的男人们也可以在和妻子相同长度的育儿假期中,享受亲子关系的快乐。

然而男性承担的道德压力也显而易见。令人吃惊的是,冰岛是欧洲人均性骚扰报告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无处不在的女权意识让任何程度的侵犯都无处遁形,即使是在雷克雅未克充满生机的夜市。冰岛法律对性骚扰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包括任何被视为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冰岛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8岁至80岁的冰岛女性中,有30%的人至少遭到过一次男人的身体攻击,其中13%的人声称遭受过强奸或强奸未遂。

冰岛早期性别教育也为此进一步革新:在进入幼儿园后,男孩被鼓励更加敏感,女孩则被教育要更加强壮和活泼。冰岛著名教育家玛格丽特·帕拉·奥拉夫斯多蒂(Margrét Pálaólafsdóttir)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她认为:“当总是在一起时,女孩看着男孩,她们会想‘我要成为女孩,所以我不会表现得像男孩一样’。”奥拉夫斯多蒂认为这是一种“粉红色的迷雾”(Pink Haze),即女孩必须成为“蕙质兰心”的淑女,有时甚至显得脆弱;反之,处在“蓝色迷雾”(Blue Haze)中的男孩则被教育得更加独立阳刚,这会导致男性的冷漠与暴力。

为了破除“性别迷雾”,在奥拉夫斯多蒂的学校里,男女生有半天时间会被完全隔开,分别进行对方性别常见的活动:女孩在户外玩泥巴、做木工,男孩在室内做安静的小游戏。学校鼓励女孩在游戏时弄脏自己,“否则她们会一直停留在舒适区,直到20岁进入社会以后,一切都来了”。另一个半天里,男女生聚在一起,学校鼓励他们的接触,以便学会感知对方的情绪。布莱恩是一位常驻冰岛工作的美国人,他正在休育儿假,对于儿子在学校里被传授的“女性气质”,他并不担心:“我在放假期间可以教给他所有那些‘传统的男性特质’,但是学校那些都是我无法在家里教他的。两种特质结合后,他这代人的未来让我很期待。”

未竟之业

回到当下,冰岛现任女总理雅各布斯多蒂(Katrin Jakobsdottir)更相信政策的短期力量。她撰文指出:“文化转变可以使家庭摆脱传统的男性养家糊口模式,但是性别的工资差距将继续迫使男人参加工作,同时让女人待在家里。”相较于将工资差距视作性别不平等的结果,雅各布斯多蒂认为工资差距就是不平等的来源,强制薪酬平等的法案也在这一思路下出台,这是冰岛这些年最轰动世界的改革。但是到了2022年,即使两性的薪酬差距按计划被完全抹平,“乌托邦”冰岛仍面临深层的两性区隔。

冰岛现任女总理雅各布斯多蒂

冰岛现任女总理雅各布斯多蒂

曼彻斯特商学院的吉尔·卢比(Jill Rubery)教授认为:只关注“同工同酬”并不能解决各个公司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因为“同工同酬”只能代表相同岗位的薪酬相等,然而冰岛男性经常集中任职于高薪或高级管理岗位。《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冰岛58%的管理岗位由男性掌握,而女性只在技术型专业型岗位上占据优势。2018年,在冰岛最大的100家公司中,只有11%的CEO由女性担任。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职场性别区隔并未被颠覆,这也是冰岛在“同工同酬”上做到世界最佳时,男女平均收入仍有至少15%差距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专家担忧冰岛在平权问题上走得太远,以至于忽略了“天性”。美国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首席财政和经济专家罗米娜·波西亚(Romina Boccia)就认为,在冰岛,有大约5.7%的收入差距不是由性别歧视产生,而是无法向监管机构做量化解释的。例如她从民意测验中得出,除了现金工资以外,女性还希望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长的休假时间。波西亚预言,冰岛僵化的薪酬结构,会导致更多临时的和派遣式的工作安排。

对于这5.7%“不可解释”的收入差距,嘉倩毫无知觉。她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梦想中的旅冰作家,收入比丈夫高,自己在熟悉的市区里买了房,还在冰岛做起了民宿生意。丈夫对此没有异议,他一直住在郊区。作为中国人,嘉倩比大部分冰岛人保守,婚姻依然让她有安全感。尽管前路漫漫,但有一句话或许足够成为嘉倩组建新家庭以及冰岛建设“乌托邦”的奠基石,那是她跟我谈到丈夫——一位土生土长的冰岛男人时说的:“他支持着我的事业,拿我当一个独立的人看待。”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期。感谢旅冰作家嘉倩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实习生刘悦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郜超

责任编辑:范斯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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