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性别平权第一国，冰岛女性的“革命之路”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远离欧洲大陆，人口只有30余万的北欧国家——冰岛，连续第11年位居榜首。在华丽的排名背后，冰岛是性别平权的乌托邦吗？让性别平等从一句口号变为一整套社会机制和文化传统，冰岛人付出了什么努力？
乌托邦之旅
嘉倩出发了，前往冰岛的旅途很漫长。午夜在香港转机，再飞往巴黎，睡眠很浅。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飞往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登机室，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匆匆而过，嘉倩遇到一位76岁的老奶奶，她刚刚结束在巴黎的行程，因为冰岛航班便宜许多，准备从那儿转机回美国。老人的伴侣已不在世，但她仍然坚持独自旅行。嘉倩笑出了眼泪，她自顾自地向老人诉说：“我才26岁，但我觉得我已经老了。”“我梦想成为作家，但是连开始的勇气都没有。”“在中国的生活一团糟，辞职后做的项目烂尾了，我病倒了，然后也分手了。”
图|摄图网
在国内，嘉倩刚刚和同龄的丈夫离婚，也放弃产下腹中的孩子，她告诉我：“前夫非常传统，认为女孩子相夫教子就好，他还说我这样的女生和他分开是没有未来的。”嘉倩随后买下那张前往冰岛的单程机票，以技术人才工作签证来到冰岛定居，这本来是计划中的蜜月旅行。
对于刚到冰岛的嘉倩来说，这个国家宛如一个“乌托邦”，曾让她失意的婚姻在这里突然无足轻重。在冰岛的第二天，嘉倩在雷克雅未克主街看到一位牵着儿子的孕妇，攀谈时得知，孕妇没有结婚，腹中的胎儿是现任男友的孩子，而且两人就要分手了。嘉倩告诉我：“在冰岛不论家庭还是公司，都会支持这样的单身母亲。”婚姻在这片土地上显得过时，冰岛三分之二（67%）以上的婴儿是未婚父母所生。“‘家庭破裂’这个词很糟糕，这意味着您一旦离婚，有些事情就要破裂了。”带着三个孩子、有两任伴侣的冰岛人阿斯蒙多蒂告诉媒体，“但这根本不是冰岛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想要的生活。”
《战中女人》剧照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为这份自由提供了可度量的指标。报告包含政治、经济、教育和健康四大项得分。在2020年度最新报告中，冰岛男女平等状况的总体指标连续第11年蝉联世界第一位。其中“政治权利”和“经济参与”分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识字率”“高等教育”“两性出生率”等二级指标也位列世界第一。
冰岛人并未因此自满，新的困难和举措层出不穷。即使“男女同工同酬”指数已位列世界第一，今天冰岛女性的平均收入仍然比男性低15%左右，他们计划在2022年彻底消除这项差距，并已在2018年进行立法，对所有25人以上企业的违规行为规定了强硬的罚款。另一方面，政治权利也并非天赐，2016年，冰岛历史上最为性别平等的议会产生，48%的国会议员由女性担任，天平似乎已经归零；仅一年后，2017年冰岛议会中的女性议员占比又掉回38%，在那一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冰岛的“议会女性指数”排名从第一降至第20位，两性的政治平等并不稳固。
争取平等的同时，冰岛女性也放弃了一些两性交往中的“优待”。嘉倩的第二任丈夫是冰岛人，约会时嘉倩明白了冰岛女生的“不容易”。当时她正在红十字会做义工，她问一位女同事：“我要不要主动约他呢？对方会不会不珍惜？”同事感到莫名其妙：“你想他就主动约他呀，否则男生会消失的。”有一次两人还在礼节问题上产生了小分歧，她告诉丈夫，为女生开门、让座是一种很平常的绅士礼貌，得到的回应却是，这在冰岛可是大忌，因为女性会觉得被小看了。嘉倩发现，和政治权益、经济地位相比，这些对传统习惯的变革，才是建立稳固的性别平等的源泉。
如今的生活令嘉倩感慨起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的小说《革命之路》中女主人公艾普莉的结局。书中艾普莉想去巴黎开始新的生活和事业，而丈夫则想留在美国求得升迁。在争吵无果后，艾普莉选择了自残性的流产，最后死在医院。嘉倩将来打算写一本小说，不会给艾普莉这样的结局，“艾普莉应该在巴黎成为一个很棒的剧场演员，她会过上想要的生活”。但嘉倩也明白，冰岛女性所经历的“革命之路”，远比她所想象的“happy ending”要复杂而漫长。
革命之路，经济之选
在雷克雅未克市郊一位农场主的小儿子埃约尔松眼里，冰岛女性地位的分野始于他父亲的青年时代。“爷爷在世时还经常说，女人应该留在家里。”埃约尔松今年27岁，因为小时候母亲在雷克雅未克市区工作，父亲已经全职在家中照看农场，他在5岁以前都由父亲带大，他开玩笑道：“这在冰岛很平常，我从小和他在一起，父亲都快嫌我烦了。”
在女性思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70年代，埃约尔松的父亲还在念高中。1975年10月24日，全冰岛90%的女性展开罢工，首都地区一半女性参与了运动，反对将女性视作辅助劳动力，随意地召回和遣返。罢工使冰岛经济陷入停滞：学校、托儿所、商店和工厂纷纷关门歇业。由于当时报社的打字员通常是女性，连报纸都无法打印。男人们要么在家里发呆，要么自己带孩子去上学。夜晚，女人拒绝在家做饭，一位当时就在广场上的女权主义者回忆道：“街上弥漫着烤肉烧焦的味道，男人们正在尝试自己下厨。”
1975年 10月 24日，全冰岛 90%的女性展开罢工
在埃约尔松的回忆里，罢工确实改变了那一代人，包括他的父亲。“父亲说他没有对立的情绪，只是觉得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改变。”但这场变革并非一夜之间发生，冰岛女性为此铺陈的道路将近百年。1869年，在农村成立了冰岛第一个妇女协会团体；1894年，冰岛女性协会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创办后，政治诉求集结成军。顶着媒体上对女性“天真”“毫无贡献”“易受亲近男性影响”，以及“过于团结”的指责，协会开始积极游说国会。1915年6月15日，女性终于可以在国会选举中投票，投票年龄却被设置在40岁以上，直到1920年，这一门槛才被撤销。两年后，首位冰岛女性国会议员因吉比约格·比格纳森（Ingibjörg Bjarnason）当选，她的连衣裙在西装革履的国会议员合影中格外显眼。
1922年，首位冰岛女性国会议员因吉比约格·比格纳森和其他国会议员合影
百年前追求政治权利时种下的种子，最终在冰岛生根发芽。1975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古德伦·赫尔加多蒂（Guerún Helga-dóttir）认为，罢工至少对从未涉足政治的女性有所影响，她们意识到彼此可以相互支持。
1975年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古德伦·赫尔加多特
在1983年以前，冰岛国会中只有2%〜5%的女性，但运动的效果在这个为选举平等做足准备的国家立竿见影。1980年，冰岛和欧洲第一位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Vigdís Finnbogadóttir）艰难当选，此后轻松连任三届。1983年，冰岛议会中妇女的人数急剧增加，从60名议员中的5名跃升至15名，这得益于前一年女性联盟（Women’s Alliance）的成立，女性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代表，而是政党政治的一员。
1980年，冰岛和欧洲第一位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
冰岛社会福利部顾问玛格妮娜·马林诺斯多蒂（Magnea Marinósdóttir）相信，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占据国会、参与立法的路径会为社会孕育更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终于要由女性主导。
2008年那场令冰岛举国破产的经济危机爆发前，冰岛的银行之间不断互相借款，国家则不断向外国借款，推动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到2006年，在这个常住人口不及上海任何一个区的国度，已经有三家银行跻身全球前300的规模。埃约尔松告诉我：“危机爆发以后，三大银行通通破产，冰岛人都对由男性控制的金融业和政府感到失望，他们合伙偷走了我们的钱财。”女性联盟则一直是银行私有化狂潮中的理性声音，主张保留至少一家国家银行。
2009年春季政府垮台时，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Jóhanna Sigureardóttir）当选为该国首位女总理，所在政党便是女性联盟的继承者。冰岛女性本身是虚假繁荣的受害者。由金融业主导的“赌场经济”开始改变女性的角色，丈夫在银行业的高薪水和高强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妻子不得不待在家里。
另一方面，冰岛女性也是经济危机的“幸存者”。冰岛的劳动力市场在性别上高度隔离。女性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而男性则更多选择私营公司的工作。私营的建筑和金融行业受到了泡沫破碎更多的冲击，男性的失业率增幅明显高于女性，危机爆发的四年间，双方的就业率差距就从8.3%缩小到3.7%。
冰岛某公司内上班的女性
经济地位的回归为更深度的平等政策铺平道路。西于尔扎多蒂一方面强硬制裁银行业，振兴旅游业，从而带领经济稳步复苏；另一方面，冰岛政府开始注重就业率背后的岗位与薪酬的平等化。到2013年9月，政府要求国有公司及一定规模以上的私营企业的董事会至少有40%的女性（或男性）。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珍妮特·约翰逊（Janet Elise Johnson）对此的观点是，从长期来看，女性平均而言可能是更成功的投资者和管理者，因为她们对风险采取了更为合理的方法，冰岛人在经济危机面前选择了女性的领导。
手握实权的总理还推动了一系列激进的性别政策：冰岛国内的性交易被定为犯罪，同性婚姻获得合法地位。西于尔扎多蒂对少数群体的政策优待并非政治表演，因为她本人就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家庭从未拖累她的事业。这位带领冰岛走出泥沼的女性，不仅是一国之母，也是冰岛社会传统孕育出的“女儿”。
新传统
在《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北欧五国除丹麦以外，均高居性别平等排行的前四。芬兰年轻的女总理桑娜·马林（Sanna Marin）也在近日上任。这些寒冷国度的空气有什么魔力？北欧国家共同的历史是否为现代女性的成功提供了土壤？
2016年冰岛国会女性议员占比达到创纪录的48%后，美国《财富》杂志资深编辑克莱尔·齐尔曼（Claire Zillman）曾撰文将冰岛女性的成功描述为一个“小国”带给美国的冲击。对此，生活在冰岛的中国作家嘉倩意识到：“在一个人口大国，观点一经抛出，往往石沉大海；但在‘小国’冰岛，我确实有能够改变社会的错觉。”嘉倩曾在雷克雅未克的市政厅工作，令她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同事们正在计划将景点的洗手间改造成男女混用，仅保留隔间，以解决女性排队的问题。嘉倩参与了同事们的讨论，她的感悟是：“每一项议题影响的居民，就生活在你身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这刺激男性去换位思考。”在那次“洗手间改革”中，大部分男性都理解女性排队的难处，没有提出异议。
《战中女人》剧照
但是，嘉倩也认为，“小国寡民”的特质并不能直接带动平等意识的形成。在性别平等榜单中同样排在前列的德国、西班牙等国都由几千万人口和欧洲公认的复杂族群构成。埃约尔松对此表示：“你不能把这一切归功于人口。”他还告诉我：“男人们也有自己的圈子，但是为女性投上一票是天然的事。”埃约尔松是冰岛一个温泉合唱团的年轻一员，其他成员大多是和他父亲一般年纪的男性，他们在泡温泉时经常赤身裸体，合唱低沉有力的维京战歌。但埃约尔松觉得那并不是在呼唤冰岛维京时代的男权社会，更多是北欧民族的共同传承，他把历史的遗产视作冰岛女性地位的重要后盾，“我们有坚强的女性”。
在冰岛更遥远的历史中，女性以强悍和独立著称。马林诺斯多蒂介绍：“冰岛自古存在‘强大的女性’（Strong Women）的概念。尽管具有神话色彩，但它却根植于现实。”在基督教时代以前，冰岛女性是宗教社会中的祭司、诗人、医生和教师，“女性享有一定的自由，并拥有文化和宗教权威”。在冰岛神话里，也不乏从欧洲大陆带领船队前来定居的女性领袖。如果追溯起冰岛作为一个航海国家的历史，一旦这些维京男人们出海劫掠，妻子们就需要在家中承担起狩猎和建筑等职责，甚至继承战死丈夫的财产，成为一家之主。
中古时代模糊的性别分工传承至今。嘉倩感受到，“教育是冰岛性别平等意识的首要来源”。冰岛没有男女校之分，学校里老师也鼓励男女生参加一样的社团。不论男生女生，都要学习织毛衣、烹饪等家政技能，嘉倩丈夫和身边男同事的厨艺都来源于此。
而对进入社会的男女来说，平等的休假制度也使得两性的社会角色不再僵化，父亲分担了更多家庭教育的责任。冰岛88%的女性受到雇用，“兼职父母”在家轮流照看孩子。自2000年“育儿假”改革以来，父母双方每年都可以享受各自三个月的假期，还有三个月由双方灵活分配。法律是成功的，在2007年，冰岛的父亲们平均休了101天的育儿假，全社会的两性薪酬差距比峰值时低了8%。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比约恩·阿尔纳松（Björn Thor Arnarson）认为，由于男性也有了育儿假，雇主们减少了认为女性需要长时间休假来照顾家庭的歧视，冰岛的就业市场为她们提供了更多长时间投入、高薪酬收入的工作岗位。
男性也是受益者。冰岛男人告别了维京时代的征战与早夭，享受着全欧最长的预期寿命。挪威社会学家和男性研究专家霍尔特（Oystein Gullvag Holter）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性别平等状况与男性福祉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女性参与工作保护了男性免受经济冲击，平等的文化降低了在放假时的焦虑感，帮助他们远离烟酒的危害。冰岛的男人们也可以在和妻子相同长度的育儿假期中，享受亲子关系的快乐。
然而男性承担的道德压力也显而易见。令人吃惊的是，冰岛是欧洲人均性骚扰报告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无处不在的女权意识让任何程度的侵犯都无处遁形，即使是在雷克雅未克充满生机的夜市。冰岛法律对性骚扰的定义非常广泛，基本上包括任何被视为不尊重他人的行为。冰岛大学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8岁至80岁的冰岛女性中，有30%的人至少遭到过一次男人的身体攻击，其中13%的人声称遭受过强奸或强奸未遂。
冰岛早期性别教育也为此进一步革新：在进入幼儿园后，男孩被鼓励更加敏感，女孩则被教育要更加强壮和活泼。冰岛著名教育家玛格丽特·帕拉·奥拉夫斯多蒂（Margrét Pálaólafsdóttir）是这一理念的倡导者，她认为：“当总是在一起时，女孩看着男孩，她们会想‘我要成为女孩，所以我不会表现得像男孩一样’。”奥拉夫斯多蒂认为这是一种“粉红色的迷雾”（Pink Haze），即女孩必须成为“蕙质兰心”的淑女，有时甚至显得脆弱；反之，处在“蓝色迷雾”（Blue Haze）中的男孩则被教育得更加独立阳刚，这会导致男性的冷漠与暴力。
为了破除“性别迷雾”，在奥拉夫斯多蒂的学校里，男女生有半天时间会被完全隔开，分别进行对方性别常见的活动：女孩在户外玩泥巴、做木工，男孩在室内做安静的小游戏。学校鼓励女孩在游戏时弄脏自己，“否则她们会一直停留在舒适区，直到20岁进入社会以后，一切都来了”。另一个半天里，男女生聚在一起，学校鼓励他们的接触，以便学会感知对方的情绪。布莱恩是一位常驻冰岛工作的美国人，他正在休育儿假，对于儿子在学校里被传授的“女性气质”，他并不担心：“我在放假期间可以教给他所有那些‘传统的男性特质’，但是学校那些都是我无法在家里教他的。两种特质结合后，他这代人的未来让我很期待。”
未竟之业
回到当下，冰岛现任女总理雅各布斯多蒂（Katrin Jakobsdottir）更相信政策的短期力量。她撰文指出：“文化转变可以使家庭摆脱传统的男性养家糊口模式，但是性别的工资差距将继续迫使男人参加工作，同时让女人待在家里。”相较于将工资差距视作性别不平等的结果，雅各布斯多蒂认为工资差距就是不平等的来源，强制薪酬平等的法案也在这一思路下出台，这是冰岛这些年最轰动世界的改革。但是到了2022年，即使两性的薪酬差距按计划被完全抹平，“乌托邦”冰岛仍面临深层的两性区隔。
冰岛现任女总理雅各布斯多蒂
曼彻斯特商学院的吉尔·卢比（Jill Rubery）教授认为：只关注“同工同酬”并不能解决各个公司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因为“同工同酬”只能代表相同岗位的薪酬相等，然而冰岛男性经常集中任职于高薪或高级管理岗位。《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冰岛58%的管理岗位由男性掌握，而女性只在技术型专业型岗位上占据优势。2018年，在冰岛最大的100家公司中，只有11%的CEO由女性担任。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的职场性别区隔并未被颠覆，这也是冰岛在“同工同酬”上做到世界最佳时，男女平均收入仍有至少15%差距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专家担忧冰岛在平权问题上走得太远，以至于忽略了“天性”。美国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首席财政和经济专家罗米娜·波西亚（Romina Boccia）就认为，在冰岛，有大约5.7%的收入差距不是由性别歧视产生，而是无法向监管机构做量化解释的。例如她从民意测验中得出，除了现金工资以外，女性还希望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长的休假时间。波西亚预言，冰岛僵化的薪酬结构，会导致更多临时的和派遣式的工作安排。
对于这5.7%“不可解释”的收入差距，嘉倩毫无知觉。她辞去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梦想中的旅冰作家，收入比丈夫高，自己在熟悉的市区里买了房，还在冰岛做起了民宿生意。丈夫对此没有异议，他一直住在郊区。作为中国人，嘉倩比大部分冰岛人保守，婚姻依然让她有安全感。尽管前路漫漫，但有一句话或许足够成为嘉倩组建新家庭以及冰岛建设“乌托邦”的奠基石，那是她跟我谈到丈夫——一位土生土长的冰岛男人时说的：“他支持着我的事业，拿我当一个独立的人看待。”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期。感谢旅冰作家嘉倩对本文提供的帮助，实习生刘悦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郜超
责任编辑：范斯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