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伦敦为何不愿走出“至暗时刻”
□禾刀
自17世纪起，“伦敦雾”便蜚声“英”外，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也进入了艺术作品。不过，“伦敦雾”最近一次给世人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则是1952年。这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遭遇有史以来的“至暗时刻”：大白天的伦敦陷入雾霾笼罩铁幕，犹如一座黑暗之城，短短几天，“超过1.2万人死亡”。
《雾都伦敦：现代早期城市的能源与环境》是一部以“伦敦雾”为主题的著作，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环保知识。作者威廉·卡弗特长期从事16—18世纪英国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经过深入调查后，卡弗特认为，“伦敦雾”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技术变革，也缘于社会关系；不仅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也涉及政府政策的问题；不仅存在着对污染抵制的现象，也存在着对其接受和漠视的现象。总而言之，伦敦空气被污染的过程涉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肮脏的城市环境。
人类发现煤的历史据称有3000多年，直到18世纪60年代才开始大量使用。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在煤炭使用方面的步伐显然比其他国家迈得更大也更快。“大约从1600年开始，伦敦每人每年约消耗一吨煤。”
没有人真正愿意生活在煤烟笼罩、呼吸困难的空气之中，更何况长年累月。自伊丽莎白一世起，数任英国国王均极度反感煤烟问题，也曾试图作出努力。伊丽莎白甚至将一批酿酒商送进了监狱，但已深深融入伦敦社会“毛细血管”的煤炭，想要遏制却并非易事。“尽管当时的伦敦人对烟雾很关注，但是由于煤炭的消费已经深深根植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国家权力的观念之中，所以其消费量在整个现代早期以及之后都在持续不断地增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伊丽莎白一世时伦敦煤炭消费反倒出现爆发式增长。
卡弗特亦认为，“国家权力既促进了伦敦的煤炭消费，也从中受益，而伦敦市场依赖于商业网络的改善以及来自一个强大而有求必应国家的援助。在17世纪和18世纪，煤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伦敦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中取得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因此，那些为伦敦污染了的大气所困扰的人们需要为伦敦，也为他们自己，学会与煤炭共存”。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煤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刚需”，二是煤炭正深刻影响着伦敦包括决策者和普通居民的思维。
除了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酿酒、玻璃制造等均属高耗能企业，对煤炭同样有着巨大的需求。而进入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出现，更是大大助推了煤炭消费。伦敦曾试图通过提高税收方式抑制煤炭消费，结果无济于事，反倒遭到包括《国富论》亚当·斯密等人在内的尖锐批评，“伦敦对煤炭所征的税比英国对煤炭出口所征的税更重，这项政策不断被谴责是对外国制造商的滑稽补贴。”
另一方面，自16世纪50年代起，英国与荷兰、法国先后发生多次冲突。至16世纪90年代中叶，“粮食歉收，外战耗资巨大、货币贬值使得英格兰的家庭、公司及整个国家的财务陷入窘境”。加之整个17世纪，伦敦被瘟疫困扰，后又遭遇毁灭式大火……内外交困，必然强化政府对煤炭整个产业链条税收和贸易的依赖。“人们普遍认为燃料短缺会引发社会混乱，而正常的燃料贸易则会促进商业、工业和财政的改善”。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表明，煤炭也的确“促进和推动了19世纪伟大的技术革新”。
1956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以后又陆续出台了多项关于空气污染防控的法案。直到1980年，雾霾天气才降到5天以下。从1600年起，伦敦真正走出伦敦雾的“至暗时刻”，前后耗时数百年，足见步履之艰难。
回顾人类近代历史遭遇的重大污染事件不难发现，几乎都是“温水煮青蛙”式改变的结果。一开始人们忙于经济发展，对日益严重的污染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习以为常。虽然伦敦历史上长年遭遇煤烟困扰，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出于各自利益，反倒不怎么希望禁止煤炭贸易。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愿意接受这种空气，而是有钱人开始在空气更好的郊区建设别墅，隐居乡村，稍差点的则选择偶尔去城外小住，再差点的就只能接受伦敦的现实了。当这些不正常现象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慢慢成为一种日常时，一种扭曲式思维于是应运而生，在伦敦人看来，“有道德的人宁可逃避也不愿改革它”。
今天的伦敦早已送走了烟雾。作为解读“伦敦雾”样本的重要著作之一，卡弗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告诫人们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换言之，人类唯有提高警惕，设立并牢牢守住污染侵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诸多红线，人类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责任编辑：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