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球观察丨为什么高学历的“富二代”会成为恐怖分子？
据《卫报》报道，斯里兰卡的复活节爆炸案目前已导致253人死亡。爆炸最早发生在4月21日复活节当天上午，斯里兰卡的3座教堂和4家高档酒店以及一所住宅内发生了8起爆炸。爆炸发生后，斯里兰卡加强了安保措施并实施宵禁，该国从4月23日起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斯里兰卡警方开始抓捕涉嫌参与爆炸案的嫌疑人。4月26日，斯里兰卡军方突袭极端组织的窝点，其间又发生三起爆炸，造成了包括6名儿童在内的15人死亡，军方与爆炸嫌疑犯发生了交火。
斯里兰卡内贡波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附近一公墓，人们集体埋葬遇难者，图片来自《卫报》
目前还有许多嫌疑人正在接受斯里兰卡警方调查，已有包括NTJ（National Thowheed Jamath）在内的两个斯里兰卡国内伊斯兰组织宣布对此负责。而ISIS在4月23日也宣称对近期在斯里兰卡的一系列爆炸案负责。斯里兰卡国防部长维杰·瓦德内称，此次复活节袭击是对新西兰清真寺袭击事件的报复，然而，他并没为这种说法提供什么证据。
斯里兰卡内阁大臣和政府发言人拉吉塔·塞纳拉特纳说，目前调查人员正在调查NTJ是否取得了“国际支持”，他们认为NTJ是此次爆炸案的主要嫌疑犯。NTJ是斯里兰卡一个新成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主张军事化以及极端伊斯兰主义。然而，该组织以前以反佛教、破坏佛像而为人所知，与其他恐怖组织并无关联。塞纳拉特纳也表示，这样一个“小组织”不可能有能力实施这种需要高度分工协调的自杀式袭击，因此NTJ可能接受了外部援助。
复活节爆炸案打破短暂的宁静，斯里兰卡盘根错节的宗派矛盾恐升级
大体上来说，斯里兰卡有两个主要的民族。主体民族是主要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占总人口的73%，另一个主要民族是比较晚从印度次大陆过来的泰米尔人。泰米尔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他们有信仰印度教的，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因近代西方殖民的关系，斯里兰卡还有占人口7.3%的基督徒。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盘根错节，极为复杂，这是斯里兰卡独立后乱局的背景。
泰米尔人在1972年成立了“猛虎组织”，想走独立建国的道路，并于1983年引发了斯里兰卡内战。直到2009年，“猛虎组织”承认战争失败，才结束了与政府军的战斗，斯里兰卡的民族纷争才告一段落，过上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但是近年来，斯里兰卡的宗教冲突慢慢浮出水面。早在斯里兰卡内战尚未结束时，泰米尔“猛虎组织”在1990年10月就曾对穆斯林发动了种族清洗，企图对穆斯林赶尽杀绝。在内战结束后，佛教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升级。2018年3月，佛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攻击庙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其中，NTJ就在那时以破坏佛像而出名。而今年这起复活节爆炸案，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矛盾又浮出水面，这引发了人们对斯里兰卡宗派暴力卷土重来的深深担忧。
复活节爆炸案直接破坏了当地人与穆斯林社区的关系，使得当地社区的紧张局势加剧。据《卫报》报道，有至少700名穆斯林难民在这次爆炸案之后，离开了他们在尼贡博的家，找地方到处躲藏。此外，大约有500名艾哈迈迪教派的穆斯林难民遭到当地人的抗议。在他们的社区外，贴着“我们不需要巴基斯坦难民”的英文以及僧伽罗语标语。当地的一名省议员也抗议道，“我们不需要他们。”
在穆斯林难民社区贴上的抗议标语，图片来自《卫报》
在埃克塞特大学研究地区冲突的穆斯林学者Farah Mihlar在《卫报》写了一篇名为《斯里兰卡循环往复的动荡的线索》的文章，分析了当下斯里兰卡的局势。Farah Mihlar认为，在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穆斯林成为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共同的“新敌人”。泰米尔人视穆斯林为自治的障碍，僧伽罗的佛教极端主义组织则在不断攻击穆斯林和基督教徒。
据Farah Mihlar的调查研究显示，斯里兰卡人对穆斯林的不信任程度日益加深。斯里兰卡人往往以种族歧视的方式，来表达对穆斯林占据经济主导地位和高出生率的担忧。虽然有些穆斯林团体及其宗教领袖对这些攻击做出解释，并愿意伸出橄榄枝和解，但是穆斯林的极端主义行为仍旧存在。
此外，斯里兰卡的安全机构并没有能力及时采取行动防止极端组织所策划的恐怖袭击的发生。据《外交学人》报道，在复活节爆炸案发生前十天，斯里兰卡的安保部门就接到了恐怖袭击的警告，但是他们并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去预防，这也表明了斯里兰卡政府并没有能力提早遏制极端组织的发展和行动。
但是，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表示，他和本届内阁的全体官员都没有收到关于恐袭警告的相关消息。而总统西里塞纳则负责接管着安保情报。《外交学人》分析道，这暗指总理和总统之间存在着权力冲突。随着大选临近，二者间的权力之争也会越发激烈。而这些事件都会成为博取选票的砝码。
Farah Mihlar认为，当斯里兰卡内战结束时，许多人权工作者便认为，倘若无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且对战争时期的暴行进行清算和负责，斯里兰卡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和平。但是，战后的斯里兰卡一直缺乏对施害者公正的审判，对少数群体的保护以及各族群之间真正的和解，这是国家机器的失败，也是斯里兰卡需要反思的地方。Farah Mihlar呼吁，我们需要超越各民族、各宗教团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思维，去共同建设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和平。
穷人更容易成为恐怖分子？事实上，高学历的“富二代”成为恐怖分子的现象很常见
据《卫报》报道，上周四，斯里兰卡警方证实，斯里兰卡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穆罕默德·优素福·易卜拉欣（Mohamed Yusuf Ibrahim）在袭击发生后被拘留，因为易卜拉欣是两名炸弹袭击者、NTJ核心成员的父亲。目前9名袭击者中8人的身份基本得到确认，这8名袭击者都是斯里兰卡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来自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家庭。其中一名袭击者出身于富裕的茶商家庭，曾在英国金斯顿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在这之后还去澳大利亚学习，才返回斯里兰卡定居。
在很多人的普遍认知里，自杀式袭击者往往是许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容易被极端主义“洗脑”，成为他们的炮灰，或者他们因为贫困，需要靠自杀式袭击以换取家人的金钱保障。但是，这并不是常态。
实际上，许多恐怖分子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高收入阶层。这类例子层出不穷：
“9·11”事件的袭击者们都没有经济困难，三分之二的袭击者还拥有学位，甚至还有攻读着博士学位的劫机者；
基地组织的创始人本·拉登，他是建筑大亨的儿子，有着大学学位，当过工程师，靠石油和建筑业发财，其家族与沙特皇室有着密切联系；
现任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就是一名眼科、外科医师，精通多国语言；
策划2002年绑架和斩首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的Ahmed Omar Saeed Sheikh也有着很不错的家庭，他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应用数学、统计理论、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
2005年伦敦自杀式炸弹的袭击者Tanweer毕业于利兹大学，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商人；
2009年基地组织策划的“内衣炸弹”事件中的袭击者是尼日利亚一位银行家的儿子，就读于伦敦大学，而其主谋Anwar al-Awlaki的父亲是也门内阁部长，他在加入基地组织前正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14年负责斩首美国记者James Foley的ISIS恐怖分子“圣战约翰”Mohammed Emwazi，来自一个西伦敦的富裕家庭，他有着计算机学士学位；
2016年发生在孟加拉国达卡导致20个平民丧生的恐怖袭击当中，7名袭击者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ISIS的领导人巴格达迪出生于宗教学者家庭，他在巴格达的伊斯兰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ISIS的领导层许多是宗教神职人员，或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而许多从埃及或突尼斯“志愿”加入ISIS的年轻人也有着舒适的生活背景。。。。。。
ISIS头目巴格达迪，已被炸死
有许多研究调查也在证明这一点，许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成为恐怖分子一点也不奇怪。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Robert Pape指出，经过他对恐怖主义自杀式袭击者的大量研究发现，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非常正常”，袭击者的教育水平通常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在巴勒斯坦，兰德智库采集了哈马斯在线刊物《Shahid》中自杀式袭击者的背景信息佐证了这个观点，他们发现这些自杀式袭击者只有13%处于贫困线以下，远低于巴勒斯坦的平均水平32%。将近60%的自杀式袭击者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这一比例在巴勒斯坦同龄男性人群中仅为15%。
激进组织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zation）的高级研究员乔Joana Cook也表示，虽然贫困可以成为一种诱因，但是，把贫穷视为政治暴力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一种普遍的误解。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暴力，它有着多重动机。有一些人可能被组织领袖承诺的社会安全网所吸引，但更多的人是受意识形态所驱动。而且，女性恐怖主义者的出现也不足为奇，“在国际上，我们仍将女性的暴力犯罪视为不太常见的行为，但对于加入恐怖组织来说，女性和男性表现出一样兴趣和动机。”
联合国维和人员纳斯拉·哈桑曾经采访了250名恐怖分子及其亲友，她的总结如下：“他们中无一人教育程度低下、贫穷窘迫、头脑简单或处于抑郁状态。除了在逃亡的，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而且有工作。我采访的其中有两个恐怖分子还是百万富翁的儿子。”
对于这个现象，较有系统研究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lan B。 Krueger和Jitka Malečková曾在2003年发表的论文《教育、贫困和恐怖主义：这里面有因果关系吗？》。他们对在美国和德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仇恨犯罪的研究表明，暴力侵害少数群体与经济条件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在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真主党战士的调查发现，这些真主党战士可能比当时黎巴嫩的一般什叶派民众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在他们对1987年至2002年期间，以色列和西岸巴勒斯坦恐怖袭击事件的分析发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贫困率是普通人口的一半（15%对30%），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
而在他们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活跃的以色列恐怖分子的研究发现，他们也比同龄人更富有，受过更好的教育。最后，Krueger和他的合作者收集了1997年至2001年一系列重大恐怖袭击的数据，发现经济表现不佳与恐怖主义之间也没有相关性：“从最贫穷或最富裕的国家产生的恐怖分子数量没有什么差别。”这意味着穷国并没有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
在2007年，Krueger还研究了美国在伊拉克俘获的311名来自外国的恐怖分子，并得出结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实际上更有可能让其公民参与叛乱。”，Krueger还写道，“大多数恐怖分子并不是对现实有多绝望，他们并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相反，他们是那些愿意为自己事业而死的人。”
文科生喜欢闹革命，工科生多出右翼恐怖主义者？
在《卫报》上一篇名为《为什么我们不该对斯里兰卡爆炸案袭击者的富裕背感到惊讶？》的文章说，自上世纪 70年代开始，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相对富裕和高学历的年轻男女，开始从事激进左翼活动时，为何他们会参与恐怖活动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类似的极左组织，意大利有“红色旅”，德国有“红军派”，日本有“赤军”，秘鲁有“光辉道路”，还有库尔德工人党等，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创始人大多来自非经管类的人文社科专业。自杀式爆炸作为一种战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蔓延开来，那时高学历者搞自杀式恐怖袭击的问题更令人困惑。
而如今的恐怖分子所学的专业则相反。据《纽约时报杂志》一篇名为《学工科的恐怖主义者》的文章，社会学家Diego Gambetta、Steffen Hertog统计了404多名恐怖分子的学历，他们发现，被捕的恐怖分子中，学工程的工科学生的比例明显过高，这种现象还不仅限于穆斯林和中东人。
他们发现在他们所选取的样本里，20%的恐怖分子有工程学学位，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工程师才占工作年龄人口的3.5%。而在学历高于高中的恐怖分子当中，有44%的人都是受工程学方面培训的，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人中，只有18%是学工科的。其中，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分子有69%读过大学，与之相对应的是，阿拉伯世界人口的整体大学入学率约为11%。
因此，他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可能混合了保守主义，和工科的思考习惯。因为理工科喜欢用一些明确的回答来回应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工科训练和他们本身的保守主义相辅相成。此外，因为在中东许多工程师找不到工作，他们也许会倾向于用暴力的右翼信念来面对职业挫折。
不过，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威廉·沃尔夫（William A。 Wulf）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他认为Diego Gambetta和Steffen Hertog所选取的样本量太少了，可信度不足。而且，这样的调查也歪曲了工程师的形象，“一个大脑不知变通的人”，他说，“本身就是一个糟糕的工程师。”
Bruce Hoffman也在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撰文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恐怖主义一直是一种个人选择，或许是由于挫折感、宗教虔诚、或对社会变革的渴望，这与一个人选择的专业并没有什么关系。他认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恰如恐怖主义专家Walter Laqueur认为的那样，想要做一名恐怖分子，他们最好得受过教育，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才能够在不引起情报部门的关注下发动袭击。由于工程学通常是发展中国家最富盛名的专业，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大多会来自这个专业。此外，许多恐怖分子得去中东培训或作战，其中的费用也超出了一般家庭能承受的范围，所以他们家庭的社会阶层往往是比较高的。
为何高学历的“富二代”会成为恐怖主义者？这给反恐什么样的启示？
Alan B。 Krueger对恐怖分子的研究似乎描绘出恐怖分子高学历、处于中高收入阶层的肖像。Bruce Hoffman表示，若我们得出，恐怖主义运动完全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支撑起来的结论，这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恐怖组织的最高层领导人和中层指挥阶层，的确多由受过高等教育的或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群组成，但是组织下层的大多数士兵的教育程度并不高。这个恐怖组织的规模越大，其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就越为多样化。规模庞大的基地组织和ISIS都吸引了大量背景各异的社会边缘人士。在中东和南亚的许多社会边缘人和那些被送进免费宗教学校的贫困孩子，也的确可能会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所吸引。
据CNN报道，这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的大型组织，肯定得从穷人的行列中招募数以万计的士兵。这也是为什么塔利班是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因为他们每个月得给这些士兵发放工资。但这对于那些中产阶级的恐怖分子并不适用，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同。纯粹的恐怖主义团体由真正的信徒组成，他们通常是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因此他们很多人自然来自较高社会地位的家庭和有着较高的学历。
斯里兰卡被炸后的教堂，图片来自《外交学人》
不过，这也证明了，贫穷、缺乏发展和经济停滞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我们消灭贫穷、提高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以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只消除了恐怖组织潜在的下层士兵，并不能完全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这似乎很难令人理解，为何生活舒适、受过高等教育，还要卷入极端主义，杀害那么多人？这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种误区，即把一般的犯罪活动和恐怖活动相提并论。据Krueger的梳理，恐怖主义的含义虽然随时间的推演而改变，也随着合法政府的改变而存在着争议，这个词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概括，恐怖活动是由某些团体，针对非战斗目标所实施的、有预谋的、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旨在影响受众。因此，实际上，恐怖活动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政治活动。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成为伊斯兰激进分子已经是孟加拉国的富家子弟的新时尚。报道指出，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人们的政治抱负快速增长，但是社会本身却缺失能够实现这些要求的机会和渠道，间接会导致民众加入极端组织。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很高的政治野心，但缺少政治上的机会，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和生活也缺乏归属感，因而容易受到激进主义的诱惑。
Alexander Lee在《World Politics》上发表一篇名为《谁会成为恐怖分子？》的论文，他认为，恐怖活动首先是一种政治参与，而学术界对政治行为的研究表明，政治参与的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社会地位越高，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作者发现，机会成本可能导致参与非暴力活动的人，比参与政治暴力活动的人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通过比较孟加拉（1906-39）参与反殖民运动的暴力和非暴力政治活动家的档案中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孟加拉人的恐怖分子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国民的平均水平，但与非暴力的社会活动家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和富裕程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这给根治恐怖主义问题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据《经济学人》一篇名为《我们对爆炸案的误解》的文章，减轻贫困可能不会减少恐怖主义发生的概率，但可以降低其效率。奥巴马曾认为，贫困是恐怖主义和冲突的最佳滋生地。类似的话诸如写《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也说过。
其实，贫困也许是导致街头犯罪的原因，但恐怖主义是一种复杂政治活动，而受过教育的人更容易被政治化。恐怖组织也愿意招募技术熟练，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执行任务。希伯来大学的Efraim Benmelech，Claude Berrebi和Esteban F。 Klor在一篇文章中表明，当经济条件恶劣时，普通恐怖分子的技能水平会上升。他们认为，高失业率使得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能够招募到更多受过更高教育的成熟恐怖分子。因此，更好的经济就业状况也可能会降低恐怖组织能够招募到的人才的平均质量，从而削弱恐怖袭击的有效性，但不能消除其根本原因。
《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对恐怖分子的民族问题的研究表明，给予其公民较少政治权利的国家往往产生更多的恐怖分子。所以，政治，而不是经济，可能是反恐斗争中更有效的武器。
对此，Tim Fernholz在Quartz上的一篇文章里赞同这一点，政治，而不是经济，是我们在反恐上能得到的启示，像皮凯蒂将恐怖主义归咎于不平等是错误的。但是，Tim Fernholz依然赞同皮凯蒂的相关论点。皮凯蒂指出，中东经济高度的不平等通常是由西方所支持的半威权政权所导致的。
在这些腐败的国家里，不平等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但他们同样也打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因为皮凯蒂的研究也发现，恐怖主义通常与没有正常运作的政治进程（比如说独裁政权或政治崩溃的地区），而不是贫困，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另外也很重要的是，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与西方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不仅仅维系了这些中东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而且也导致了推动意识形态激进化的政治失调。
作者：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