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伊斯兰国”的末日时分：丧钟为谁而鸣？
来源：东方网·纵相新闻
撰稿 | 记者 叶承琪
穿过大片空旷死寂的沙地、低矮残破的民房，和三三两两蒙着黑纱、费力穿行在风沙之中的人群，一个充斥着硝烟味的叙利亚小镇，就掩藏在干枯稀疏的林子之后。
远处炸弹和爆破产生的冲天烟雾，裹挟着燃烧的火光和巨大的震动声，似乎要把这块本就疮痍满目的土地再撕出一个口子。路边的小楼全成了坍陷的废墟，破破烂烂的砖瓦砂砾散落一地，墙壁被炮火熏成了焦黑色。
在扑面黄沙中看不清本来肤色的孩子们，倒在地上嚎哭。被罩袍和头纱遮得严严实实的妇女们，或者沉默地照料着孩子，或者在推搡着从别的国家赶来的媒体记者。
“我们是‘伊斯兰国’的女人！”她们喊叫着，带着显而易见的敌意，匆匆避开记者的镜头，或者猛烈摇动着他们手里的摄像机。
这是2019年3月14日的巴格兹村。
此时，这个叙利亚东北部的小小村庄，还没有插上库尔德-阿拉伯联军“叙利亚民主力量”（SDF）的旗帜，而是“伊斯兰国”（ISIS）最后的据点。方圆几公里，仍然盘踞着如困兽般的ISIS士兵，他们或者蛰伏在地洞里，在自己或儿童的身上绑上炸弹，出去和联军同归于尽，或者引爆汽车炸弹，用无人机投掷炸药，与SDF苦苦缠斗。
当所有人都在猜测，这场已持续了一月有余的鏖战何时收尾时，3月23日，SDF的新闻办公室主任穆斯塔法·巴里（Mustafa Bali）用一则推文，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苦战画上了休止符。
“SDF宣布，我们已经100%夺回了被ISIS侵占的领土，终结了所谓的‘伊斯兰国’。”穆斯塔法·巴里在推文中写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致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
战后的巴格兹
然而，当SDF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巴格兹的土丘之上，库尔德人的流行乐响彻村庄上空时，无数个冷静的头脑无暇庆祝：成千上万名幸存的“ISIS新娘”和“ISIS的孩子”，还蜷缩在缺食少药的难民营里无所依靠，疾病和饥饿成了另一种夺去他们生命的刽子手。
投降或被逮捕的ISIS士兵，充斥着相当一部分的异国面孔，他们的去向仍然成谜——外国士兵的故土已经不愿意接纳这些被屠杀和鲜血长期浸染的“定时炸弹”，但如果被迫留在叙利亚，只会逼得他们重新投奔IS。
而在联合国和国防专家的眼中，ISIS的终章远没有到来，他们的“野蛮生长”不会停止——“ISIS没有消亡，他们会回归他们擅长的‘游击战’，在世界各国潜伏着，制造恐袭，征召新人。”2019年2月，美国国防部和联合国安理会不约而同做出了类似的表态，“如果不追加武力持续打压他们，ISIS很快会卷土重来。”
烽火暂歇，大厦已倾，但余一地鸡毛。
“他们拥有过一个葡萄牙”
“伊斯兰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后，最可怕、影响最广泛的“副产品”。
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的复兴党政权被推翻，连带着曾经呼风唤雨的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教派，与什叶派对立）也随之失势，被长期打压的什叶派趁机翻身。数百名不满的逊尼派教众转而投奔了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奥萨马·本·拉登曾掌管的恐怖组织）。
在教众之间蔓延的怨恨情绪之下，这个小团体一呼百应，不断吸纳新的叛乱群体，很快独立于基地组织，盘踞一方。
伊拉克政府的长期内斗，和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更是给了这个极端宗教团体壮大的时机和空间——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持续对峙，该国东部和北部的大面积领土处于无人领导的混乱状态——他们趁着双方两败俱伤之际，轻而易举拿下了这些城镇和村庄，让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了伊拉克之外，贯穿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国家。
伊拉克男孩穿过一座损毁严重的清真寺
但在对中东混乱局势司空见惯的别国人眼中，摩苏尔（伊拉克第二大城市）一役，才是“伊斯兰国”露出“峥嵘头角”的开始。
摩苏尔市民阿布·阿尼斯（Abu Anis）至今都记得，2014年6月10日那天，响彻老城区的几声将底格里斯河西岸河水都震到颤抖的爆炸声。
“我意识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阿尼斯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我打电话问朋友，他们说一个武装团体已经接管了摩苏尔。”
几百名手持枪械的士兵闯进了城市里，告诉市民“我们来解救你们”。虽然摩苏尔警察和军人的数量远远多于这些武装分子，但他们并未做抵抗，而是脱掉制服，和恐慌的市民们一起四散奔逃，以至于到第二天，这些“外来者”就完全占领了这座人口有200万之众的大城市。
起初，阿尼斯甚至挺欢迎他们的到来。“一开始，他们表现得很好，”阿尼斯说道，“他们取消了原来伊拉克军队在道路上设置的路障，人们喜欢这样。我们路过他们的检查站时，他们显得特别热情友好，乐于助人。”
与此同时，2014年6月29日，这些“外来者”的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在网上发布音频，昭告天下，宣布“伊斯兰国”建国，并自称“哈里发”（在穆斯林的认知中，“哈里发”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即为伊斯兰教的宗教及世俗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他们奉行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瓦哈比派，宣称“对整个穆斯林世界都有统治地位”。
巴格达迪
而在电波的另一端，摩苏尔的“蜜月期”堪堪过去，阿尼斯逐渐明白了“ISIS”背后的“真正含义”。
这些“入侵者”接管了满是伊拉克新兵的斯派克军事基地，成千上万的俘虏们开始被“分类”——支持什叶派的士兵被他们看成异教徒，被五花大绑，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到战壕里击毙、斩首。他们将这些行刑画面发布到网上广而告之，提醒着所有穆斯林“异教徒的下场”。
紧接着，ISIS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大片地区，包括生活着雅迪兹教（中东一种古老而独特的宗教）信徒的辛加尔（Sinjar）镇——相同的屠杀如期上演。
数百名雅迪兹教男子被杀害。妇女和儿童被当做战利品带走，被当作物品或性奴出售和交换，数千人在这场劫难里下落不明。
这种嗜血的屠杀在2014年8月达到了高潮——以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被刽子手穆罕默德·埃姆瓦齐斩首的视频作为开场，远赴中东的西方国家记者们和志愿者们，开始一个个被枪杀，被砍下头颅，并被拍成视频告知天下。
而在当时，“坏人终有恶报”的谚语仿佛也失灵了——2014年底，ISIS的势力前所未有地达到了顶峰，甚至达到了连曾经的“基地组织”都无法企及的地步。
据《卫报》披露，在顶峰时期，ISIS曾控制着大约34000平方英里（约合88059.6平方公里）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领土（与葡萄牙的面积相当），掌管着1200万的人口——这甚至比葡萄牙的总人口还要多。
ISIS侵吞的领土上，生产着占到全叙利亚总产量75%的棉花，全伊拉克总产量40%的小麦和50%的大麦。广袤丰饶的水田、磷矿和石油唾手可得，给ISIS输送了源源不尽的财富；伊拉克、叙利亚士兵匆忙弃逃时遗留下来的大量武器装备，也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教团体“慕名而来”：据《独立报》报道，“建国”四个月后，巴格达迪首先迎来了一批投靠他的利比亚武装团体；一个月之后，埃及西奈的一个“圣战组织”宣誓效忠ISIS；2015年3月，当尼日利亚的一个武装团体也来投奔巴格达迪时，ISIS的触角已经深入非洲。
《华盛顿邮报》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缘组织，变成了一个给全世界洗脑的流氓国家。”
“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
“战争！战争！战争！”
五年多的时间里（2014-2019），以伊拉克、叙利亚和美国为首的武装力量，并没有停止过对ISIS的清剿和打击，而2015年10月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 Democratic Forces）的成立，则是叙利亚各派系之间“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的开始。
SDF是由散布在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占到叙利亚总人口的80%以上）、库尔德族人（一个中东游牧民族）、亚述人（一个西亚民族）和土耳其人的武装力量所建立的军事联盟，里面的阿拉伯团体则被称为“叙利亚阿拉伯联盟”（The Syrian Arab Coalition）。
同时，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会向SDF和对抗ISIS的伊拉克政府军输送武器弹药，派遣特种部队，甚至组织大规模空袭。
据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数据，自2014年8月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已经对ISIS活动的伊拉克领土组织了13300次空袭，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等国的飞机也参与其中。截至2017年底，已有74个国家联合作战，加入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阵营。
休息的叙利亚士兵
在漫漫无休的战争中，2017年7月收复摩苏尔的胜利，给了联军们一针强心剂。
即便有美国的武器支持，伊拉克政府军夺回摩苏尔，也远不如当初ISIS占领摩苏尔一样容易：这场战役足足打了8个月，数以千计的平民遇难，将近一百万人流离失所。
8个月的时间里，充满珍贵古迹的摩苏尔老城区被摧毁大半，其中包括有850年历史的大阿尔努清真寺和被ISIS炸毁的45米高的斜塔。
另一边，SDF决定拿下ISIS的老巢——叙利亚东北部城市、“ISIS”首都拉卡。这场持续了四个多月的战役，几乎预演了“巴格兹之战”的场景：ISIS士兵同样是躲在地洞中、城墙后，不断制造人肉炸弹，或者趁机伏击四处走动的救援人员。
他们在地道里埋藏炸药和物资，在地底下悄悄移动，伺机逃跑，有些通道甚至直通ISIS的军事基地。
拉卡之战后，整个城市已经面目全非。
城区之中到处都是火力点，重炮发射着炮弹，在城中“嗖嗖”穿梭。一些城区中，几乎找不到一处完好的建筑
一直到2017年10月17日，叙利亚联军彻底收复拉卡之前，已经有3000多人在拉卡之战中死去，其中包括1130名平民，更多的人下落不明。
两场重要胜利的背后，还有叙利亚和伊拉克军队数不清的零碎攻击，其中的伤亡更是难以估量——自2014年1月起，叙利亚联军已经发动了超过14600次针对ISIS的袭击，2017年8月，袭击的次数更是高达1400次。
而最后巴格兹的战斗，是在2019年2月初打响的。
那时，已经没有ISIS的领导人留在巴格兹村里了。“他们丢下了自己的士兵，打算让喽啰们独自战斗。”一名SDF的士兵告诉BBC。
四通八达的小小孔洞密密麻麻地遍布在巴格兹，每个小洞里都躲藏着ISIS的士兵们，他们在洞中没有食物、饮用水和其他物资供给，弹尽粮绝，但仍不愿意出来投降，只是不断地夜袭SDF的营地，或把炸弹绑在身上，与SDF士兵同归于尽。
《福克斯新闻》记者目睹了最后一次围攻：面对着古老的幼发拉底河河岸，SDF三面包抄，将ISIS士兵团团围住，一家一家住户、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搜查，直到找到所有的ISIS士兵。
“所有都结束的那一天，炮弹声第一次停止了，村子里好像很久都没有这样宁静过了。”SDF将捷报广告天下的那一天，一位巴格兹村民如释重负地说道。
“后ISIS时代”：一地鸡毛
当叙利亚人还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时，国际社会已经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留下”的人。
巴格兹战火刚熄，叙利亚东北部的 al-Hawl难民营里，已经挤满了大约30000名从巴格兹逃出来的妇女和儿童，而在另一个城市哈塞克市的al-Hol难民营里，这个数字是60000。这些人中，很多孩子甚至不满六岁。
他们跟随着“ISIS新娘”的母亲，徒步了几天才来到营地。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们带着寥寥无几的家当，早已筋疲力竭，饥肠辘辘，孩子们衣襟上的污垢已经结块，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们瘦到脱了形。
生活在al-Hol难民营的人们
但难民营绝对算不上温馨安全的港湾——源源不断的难民涌入，早已让难民营的物资和卫生条件不堪重负。据国际救援委员会统计，仅仅在al-Hol营地，就有超过100名儿童因为急性营养不良、肺炎、体温过低和腹泻而死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还有大约3000名外籍孩子，生活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中——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千里迢迢从异国奔赴中东投靠“ISIS”，生下了他们，而他们的国籍，也许都不属于伊拉克或叙利亚，而是英国、美国、芬兰和俄罗斯。
他们没有享受过一分钟的学校生活，也没有在游乐场玩耍过，不会像同龄孩子一样扎堆笑闹。很多孩子在那里呆呆地坐着，或是照料更加年幼的弟弟妹妹们。
《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在巴格兹留意到一个3岁左右的叙利亚男孩，他的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有一枚子弹从他的眼睛穿过，从脖子里出来。”他的母亲对《国家地理》杂志解释道。
而“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关注的是另一群妇女和儿童：他们的人数多达几千人，被关押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监狱里，已经或即将面临着法庭的审判。
“牢房的条件极其恶劣，食物、饮用水和空间都极其匮乏。”“人权观察”在报告中写道，“他们得到的食物几乎不足以让他们活着。许多人生病了，但没有医生来给他们治病。其中一名女囚在牢房里生了孩子。”
根据伊拉克法律，犯人们可以接触辩护律师，但律师告诉“人权观察”，他们在听证会之前很少能够接触到他们的客户。
法庭之上，庭审过程快得出奇，一般只持续到10-15分钟。法官很容易就对被告的辩解不屑一顾，例如她们声称“只是跟随丈夫或被胁迫，并没有支持或正式加入ISIS”。
据“人权观察”披露，2018年6月，至少有72名妇女，就经历了这种匆忙的审判——他们被指控非法入境或协助ISIS，但没有机会在法庭上详述自己的处境——大多数人因此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9岁以上的孩子会被判处最高五年的刑期，如果实施过暴力行为，刑期会追加到15年。
而对于其中的一些外籍妇女和儿童，联合国、伊拉克和叙利亚都表达了类似的态度：他们希望这些人会被遣返回原籍国家，在当地接受审讯。
“那是些不定时炸弹”
这些棘手的异国面孔，在ISIS的群体中并不占少数。
2018年7月，综合了过往公布的官方和学术数据，伦敦国王学院国际激进化研究中心（ICSR）发布了一份报告：据统计，有大约来自80个国家的41490人——23809名男性，4761名女性和4640名儿童——与ISIS有关联。
其中，18852人来自中东和北非，7252人来自东欧，1063人来自东南亚，753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47人来自南亚，244人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而是否愿意接纳这些“叛逃”的公民重新回到故土，西方国家显得十分踌躇。
早在2017年11月，联合国反恐办公室的副秘书长弗拉基米尔·沃洛科夫（Vladimir Voronkov）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吐露过这样的担忧：
“这些投奔ISIS的外国人已经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配备了武器，回国后很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作乱。”沃洛科夫说道，“而有些人回国，是为了招募更多的新人加入ISIS。”
已经宣布接受人员遣返的德国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日前，他们通过新法，准备剥夺本身有德国国籍、又加入叙利亚或伊拉克国籍的ISIS士兵其德国公民的身份。同时，德国颁布了对被关押在中东的数十名德国“ISIS”战士的逮捕令，预备起诉他们。
然而，相比于本已背负血案在身的外籍“ISIS”士兵，对外籍妇女和儿童的处理才是真正让各国头疼的问题——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是主动前往中东加入“ISIS”的，时至今日，她们身上仍然残留着“ISIS”的“洗脑”痕迹。
2018年4月，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俄罗斯女性，和孩子坐在法庭的走廊上。
来自芬兰赫尔辛基、随丈夫一起前往“ISIS”的萨那，毫不避讳地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记者吐露自己的心迹：“我来到这里生活得很好，过着十分正常的生活，直到一年半以前，联军开始向ISIS开战，轰炸开始了。”
她在这里生下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而她13岁的女儿业已结婚。
在15岁时投奔“ISIS”，并刚刚生下自己第一个孩子的英国少女贝古姆（Shamima Begum），虽然表示了迫切希望回到英国的意愿，并对ISIS造成的破坏“表示遗憾”，但她如此评价“ISIS”在四处制造爆炸和恐袭的做法：“这不能怪他们，你们不知道，什叶派是怎么对我们（逊尼派）的。”
事实上，这名最近刚回国的女孩，一到英国就被撤销了英国国籍——这让做出此决定的英国内政大臣哈维德（Sajid Javid）受到了不少舆论的指责。
而和15-20名“ISIS”儿童深入交谈之后，国际暴力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ICSVE）主任斯塔克哈德（Anne Speckhard）承认，一些孩子们被“精心挑选”为“哈里发的孩子”，受到了军事和意识形态训练。“他们受过训练，可以杀人。”斯塔克哈德说道。
对于这些人而言，斩首仪式是家常便饭。在受刑者的头颅被砍掉之后，“我们必须欢呼，不能表露出一丝一毫的悲伤”。一位15岁的ISIS女孩说。
德国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汉斯-乔治·马斯森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路透社，这些孩子就是“定时炸弹”——殷鉴不远：早在2016年，一个在伊拉克出生的德国男孩，就曾在德国当地一家市场里留下过一个装满炸药的背包。在未被引爆之前，炸弹被拆除，男孩被当局拘留。
但斯塔克哈德同时也强调，有些孩子并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他们是无辜的，有理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中，只有他们的祖国能够帮助他们。”
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的勒普彻特博士的表态，则代表了很多国家暗含的意愿：“虽然各国有义务为公民服务，但他们没有义务把公民带出国外。”
大厦已倾，余波未尽
更多的人，则不愿意相信“ISIS”帝国已近尾声。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重创。很快，他们就要恢复到他们熟悉的游击模式，比如有针对性的暗杀，爆炸，伏击和突袭。”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奈特斯说道，“毕竟，你不必每月发动6000次进攻，你只需要每月杀死50个人，就有足够的威慑力了。”
在奈特斯看来，ISIS先进的网络监视技术，完全能让他们针对某个特定的威胁发动恐怖袭击了。
而根据美国陆军将军约瑟夫·沃特尔估测，全世界仍有几万名ISIS的追随者们在蠢蠢欲动。“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他们已经在叙利亚以外的国家，发动了超过250次恐怖袭击。”沃特尔告诉路透社。
而在一些专家的眼中，“ISIS”代表的已经不是一个极端组织，而是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它像病毒一样传播和扩散。只要这种思想仍然存在，ISIS就永远不会灭亡。
伊斯兰问题专家、《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格雷姆·伍德则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后ISIS时代”：
“ISIS是一个慢性疾病，它可以被控制，但永远不会被治愈。”
责任编辑：闫宏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