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韩国民主进程中的总统命运：一种政治文化的解释
[编者按]1945年，美国与苏联分区占领朝鲜半岛。经过3年的美军政时期，在美军控制的半岛南部建立了“大韩民国”，全面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框架。此后数十年间，西方民主框架与韩国本土政治文化之间进行了艰难的磨合。历届总统的命运如同民主浪潮之上最引人注目的浪花，成为韩国民主政治动荡的指示器。迄今为止，韩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总统通常命运多舛。总统有忠于职守、守护民主进程的一面，但也暴露出韩国政治文化的一些弱点，如：迷恋权位、热衷搞政治清算、与商界密切勾连、出生地强烈影响政治理念等。短期内，这些消极因素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仍将持续。
[作者]
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董向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消息网2月27日报道 韩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总统命运多舛。自1948年立国以来，韩国共产生12位总统。除现任文在寅总统外的11位总统中，只有2位（金泳三与金大中）顺利结束任期并安享晚年，其他总统的结局包括遇刺（朴正熙）、自杀（卢武铉）、入狱（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李明博）、被政变推翻（尹潽善、崔圭夏）、被市民运动赶下台（李承晚、朴槿惠）、流亡海外（李承晚）等。尽管世界上经常出现总统被民主运动推翻、被刺杀等现象，但是像韩国历届总统这样如此高频率出现非正常卸任或卸任后被捕入狱的情况，则非常罕见，以至于人们形容“韩国总统恐成全球最高危职业”。
有学者把威权主义、宗派主义、地域主义、人物中心主义与市民性总结为韩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笔者认为，韩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舶来民主间的不和谐，甚至是冲突，是导致总统命运多舛现象的重要原因。
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把1987年韩国民主转型作为“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重要个案。但是，如果考察韩国民主进程仅仅从1987年开始，或者以1987年民主化运动为重点，显然无法充分理解韩国民主进程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也无法理解韩国总统为什么常常命运多舛。实际上，韩国民主制度框架是在1945年至1948年美军政时期建立的。美国扶植的李承晚政府，制定了韩国第一部宪法，实行三权分立，形成了初步的政党竞争局面。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韩国本土政治文化开始与西方民主制度进行艰难磨合，总统命运正是二者冲突的体现。
痴迷权位
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普遍重视教育、尊崇权力。但是，这些观念如果理解不当，甚至痴迷权位，则会造成与现代民主进程的严重冲突。
有韩国政客当上总统，高度迷恋权位，甚至操纵选举。李承晚和朴正熙这两例“未得善终”的案例，主要是长期独裁的结果，与朴槿惠的“未得善终”也有联系。李承晚利用权势操纵选举，3次当选总统，从1948年到1960年连续执政。他将韩国与美国通过“相互防卫协定”紧紧捆绑在一起，为韩国发展定下基调，确定了韩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但是，这位深受西方影响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民主价值观。他在1945年时拥有较高的个人威望，到1960年却已经蜕变为无视法律和正义，只想保住权位的政客。他在1960第四次总统选举中，因操纵选举引发学生运动而被赶下台。
在大韩民国70年历史上，军人两度发动政变，篡取国家权位。朴正熙与全斗焕分别在1961年与1980年通过政变上台，导致尹潽善与崔圭夏下台。1996年全斗焕、卢泰愚因发动政变、内乱主谋等罪而被判刑，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宣告了两位总统“未得善终”的结局。
1960年“4·19”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的自由党政府，但由于运动指导力量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严密的组织保障，群众斗争的成果落到了另一个保守势力手中。结果，经由许政的看守内阁，政权过渡到了以尹潽善为总统、张勉为国务总理的民主党的议会内阁制政府。张勉政府时期，在重新高涨的人民运动中，出现了全国支持半岛南北学生会谈的局面。韩国“民族统一全国学生联盟”为实现与北方学生会谈，宣布以1961年5月20日为期，组织10万代表向板门店“大进军”。此举，吓坏了以军部少壮派军官为代表的右翼军政势力。于是，1961年朴正熙成功发动了军事政变，最终少壮派军人集团靠武力掌控了社会大局。军部政权在颠覆原有民主体制、逆民主化而动的同时，恢复了社会秩序，将韩国发展道路切换到“官僚、威权主义”轨道上。美国情报机构在朴正熙政变两个月后做出的评估报告中称，“尽管不能排除政变是共产主义者授意或指挥的，但是目前迹象使我们认为，总的来说，政变……主要是由个人野心、强烈的民族主义、迫切想将纪律和发展强加给韩国的愿望所推动的”。
朴正熙上台后长期执政，直到1979年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刺杀，主要是因为威权体制长期执政，导致政治矛盾累积乃至最终激化。他身披“汉江奇迹缔造者”的光环，而被民主进步力量指责为“独裁者”。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父亲的光环而当选总统，最后却因为“闺蜜干政”等事件被民主力量弹劾下台。
党争和政治清算偏好
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与历史际遇，绵延的朋党之争，催生了韩国政治文化中坚忍、顽强、不妥协、以死相争的斗争精神。韩国人特别是精英人士，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道德信念，就坚守到底，绝不轻易改变。多方面因素结合，导致韩国政治文化体现为“斗争精神强”“妥协精神不足”。韩国的政变多、政治清算多，多与此有关。这与“适时妥协”的欧美政治文化显然不同。
政治清算从根源上讲，可以追溯到朝鲜李朝的派系文化、扈从政治。党争在朝鲜李朝时期很盛，绵延至今，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指出，“所谓党争，毕竟都是党派利益当先的政治斗争……党派之间的对立，大部分只不过是以地方色彩或门阀和个人的利害关系为基础的政权争夺战……每次由于党争而发生政权更迭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残酷的政治报复”。
派系文化与现代政党政治文化并不吻合。李承晚曾经批评反对派，“派系斗争在韩国有很长历史，不同派系的人互相争斗，甚至致对方于死地……多党竞争体制在韩国并没有很好地执行，一些人抛弃了现代的政党制度，而用它来制造混乱和纷争”。而实际上，在反对派看来，李承晚本人何尝又不是这样。
1987年民主化以来的韩国领导人，大致上可以分为进步与保守两个派别。保守派政治上比较亲美，主张对朝强硬，经济政策上强调效率优先。进步派反对过度依赖美国，主张实行均衡外交，对朝接触，经济政策上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清算主要在这两派之间进行。
卢武铉执政时期曾经下大力量推进检查系统、国家情报院、国税厅等部门的改革，以推行政治中立化，希望从其开始摆脱当政者利用行政与法律工具进行报复的政治风气，但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在韩国进步派看来，李明博对卢武铉的所作所为就是政治清算。文在寅曾在《命运》一书中指出，“卢总统的死无异于政治谋杀。他的死凝聚着他所信奉的价值和他的精神所遭受的挫败。平凡的人们曾经从他身上找到了政治理想，现在他们的理想也与他一起倒下了。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这是前任总统为家属及周围人所犯下的错误而赎罪，或者把这看成是我们落后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在韩国保守派看来，文在寅政府对前总统李明博发起调查也是政治清算。李明博2018年1月曾发表声明指出，“以‘积弊清算’的名义进行的调查，是对保守势力的攻击，也是对卢武铉之死的政治报复”。现政府青瓦台发言人则针锋相对地表示，文在寅总统对前总统李明博的发言感到愤怒，称“把青瓦台作为调查的‘幕后推手’是对政府的侮辱。这不是前总统应该讲的话，这是对宪法秩序的破坏，越过了政治底线”。
政商抱合
后发国家借助政府力量保护本国企业与产业是普遍现象。历史上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政府，都得益于此。他们鼓吹自由贸易，是在本国建立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之后。朴正熙时期，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而采取的措施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重点扶持一些企业做强做大。后来，各届韩国政府也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种政策。
应该承认，这种政策整体上是成功的。经过数十年发展，韩国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跃身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一，发展成就有目共睹。韩国经济学家张夏成这样描述“汉江奇迹”：“军事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可以指定公司并为其创造有利的环境与条件，对于公司不足的力量通过特殊优惠和补贴给予关照，他们手握‘胡萝卜加大棒’，对那些将好处捞进自己口袋的企业随时收回经营权，也可以赋予表现良好的企业更大的经营权，这便是韩国计划经济运行的轮廓”。政府与企业之间成为一个联合体。一直到2000年左右，韩国某些经济教科书中仍将经济活动的目的定义为“为国家经济做出贡献”。张夏成还指出，金泳三政府的“新经济五年计划”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因此可以将1995年视为韩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正式转变的新元年”。
但是，政府干预市场、政商抱合的做法也有不小的副作用。一是政府官员及其亲友可以对财团施加不当影响以获益，例子众多。朴槿惠协助崔顺实从多家企业获取合同与“捐款”不过是其中之一。二是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这使得大公司有能力对政府决策产生明显影响。典型例子如三星集团，其产值达韩国GDP的20%、韩国股市总价值的30%，加上其产品种类覆盖韩国人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以至于该公司被戏称为“三星共和国”。韩国政府为三星在国外的重大投资项目出面说项是常事。当然，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三是企业为了商业利益不时采取不正当手段以影响官员，甚至总统，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政商丑闻中出现大财团高层的身影已经属于“正常现象”。全斗焕、卢泰愚的罪状中都有受贿的内容。四是中小企业影响不了总统就尝试影响总统家属。如：金泳三的儿子、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哥哥卢建平等都从企业收受好处，而这三位总统本人都比较清廉。去世后的财产清理显示，卢武铉的负债比财产多4亿韩元（约合240万人民币）。简言之，政商抱合是导致朴槿惠、卢武铉两位总统“未得善终”的主要因素。
地缘情结
韩国人有很强的地缘情结，讲究“身土不二”，政客尤甚。韩国政治版图划分为岭南圈、湖南圈与忠清圈，很多选民以至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往往是由其出生地决定的。出生于忠清圈的代表人物有尹潽善与金钟泌；出身湖南圈的政治家代表人物是金大中；出身于岭南的著名政治人物众多，光总统就有8位。这8位总统包括：来自庆尚北道的朴正熙、卢泰愚、李明博与朴槿惠；来自庆尚南道的全斗焕、金泳三、卢武铉与文在寅。从中可见岭南作为政治地域在韩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但出身于岭南的总统亦非铁板一块，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李明博、朴槿惠等属于保守派；卢武铉、文在寅属于进步派。
位于韩国北部的首尔、京畿道、江原道、仁川、世宗等地没有形成强大地方政治势力，主要原因是，朝鲜战争时期这一带人口（包括精英）大幅度减少，战后靠大量南部人口填充。这些外来人口带来不同的政治信仰，大多忠于原有的血缘、地缘或学缘，形成了多元分散的地域特征。
韩国地域之争集中在湖南派与岭南派之间。如：1972年新民党主流派15人中有10人与领导人金泳三、高兴门是庆尚道同乡；非主流派20人中有15人与其领导人金大中是全罗道同乡。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历史有关。
一般认为，湖南指锦江以南，包括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与光州广域市。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全罗道，在朝鲜三国时期属于百济国。岭南指小白山脉的鸟岭以南地区，包括庆尚南道、庆尚北道、蔚山广域市、釜山广域市、大邱广域市等。这些地方历史上属于庆尚道，在朝鲜三国时期属于新罗。湖南与岭南两个地区的人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心理隔阂，以至于长期以来双方很少通婚。历史上，岭南地区文化、教育、制造业、商业比较发达。1960年以来，在韩国工业化过程中岭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并出现了现代重工、三星集团等大企业。这固然有来自岭南籍总统大力扶持家乡地区的因素，但也与国家发展战略有关。1965年韩日关系正常化后，两国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岭南地区靠近日本，国家因而确定了“向东发展以便对接日本”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但这客观上拉大了岭南地区和湖南地区的差距。此外，首尔和釜山原本就是韩国前两位城市，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先修首尔到釜山一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不平衡，引发湖南人的更多不满。
湖南地区虽然也有新万金综合开发计划这样的大型项目，但整体上农业区色彩依然较浓（忠清南道与忠清北道亦然）。这固然有助于保护自然环境，但经济上与岭南地区的差距难免扩大。好在近些年，为了平衡地区发展并强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韩国政府重视距离中国比较近的湖南地区的开发，已经显出成效。许多大企业入驻这一地区，湖南也在2015年通了高铁。此外，为了发展中部地区，韩国在忠清南道的燕岐郡与公州市交界处建立了世宗特别自治市。目前，该市人口规模约30万。
当然，地缘情结的作用也不能绝对化。金大中一当选就劝说金泳三赦免全斗焕与卢泰愚两位岭南派总统。卢武铉与文在寅出身岭南，却与湖南派总统金大中构成了进步派的中坚。
概言之，韩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恋权、朋党之争、喜清算、政商抱合、地缘情结等特点，对韩国总统的遭遇有着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这些特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变。正如尹保云教授所讲，民主的形式具有“独立的整体性，任何传统文化在它面前都会表现出一大堆的不适应……就像新手们面对着一个技术复杂的庞大机器。无论是手脚笨的还是手脚灵活的，都需要从头学习和训练。他们只能一点点地服从操作这个机器的各项技术要求。本土文化只能服从于民主形式的各项要求”。韩国的这些政治文化特点，只能与民主进程相适应、相磨合，才能使总统和国民的行为符合现代法治框架，避免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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