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智库
10年前的今天（12月24日），塞缪尔·亨廷顿逝世。作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预测、讨论过西方的衰落问题。
在此，库叔分享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一篇文章，对照当下的世界格局来看，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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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两面”
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力量呈现出两幅画面。
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其结果是在日本可能会偶然给予的支持下，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作为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会同英国和法国一道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作关键性的决策，会同德国和日本一道在经济问题上作关键性的决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正如一位作者所概括的，西方——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控制着海上航线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控制着宇航技术
*控制着航天工业
*控制着国际通信系统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
关于西方的第二幅图画却与这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
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力量正在下降。其他社会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会随之消失。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就美国衰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项力量对比分析得出了某种相似的结论：
在许多重要方面，美国的相对力量将加速下降。就其纯经济能力而言，美国的地位相对于日本、最终相对于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动摇。在军事领域，美国与许多日益壮大的地区力量（可能包括伊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天平将由中心向外围倾斜。美国的一些组织权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些实力（其中一些是软实力）将落到诸如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
这两幅关于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画面，究竟哪一幅描绘了现实？答案当然是：它们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力量，其余的力量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力量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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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衰落的特征
第一，西方力量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
20世纪80年代，著名英国学者海德里·布尔论证说，“欧洲或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可以说在1900年左右达到了顶点”。施本格勒文集的首卷于1918年问世，自那时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纪历史的主题。衰落过程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在延续，可以设想的是，它可能会加速。在一国的能力中，经济增长及其他方面的增长通常呈S形曲线：起步缓慢然后急剧加速，接着是增长速度降低，再到停滞。国家的衰落也可能沿倒S形曲线发展，正如苏联的情形一样：起先是中速下降，然后迅速加速，最后到达谷底。西方的衰落仍处于缓慢的第一阶段，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
第二，衰落并不是呈直线型的，它极不规则，并带有间歇和反复。与许多文明不同，西方有两个主要的力量中心。布尔所看到的始于1900年左右的衰落，实质上是西方文明中欧洲部分的衰落。从1910年到1945年，欧洲发生了不利于自己的分裂，被其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困扰。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主导地位中的美国阶段开始了，而且1945年，美国短暂地支配了世界，其地位几乎可以与1918年的同盟国相比。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影响，但并没有削弱以新的跨国帝国主义代替传统殖民帝国的美国的影响。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力量可以与美国相抗衡，而且美国的经济力量相对日本来说下降了。尽管如此，美国仍为恢复军事和经济力量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另一位英国著名学者巴利·布赞认为“更深刻的现实是，现在的中心变得比非殖民化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处于支配地位，而边缘更处于从属地位”。然而这种看法的准确性随着引起它的军事胜利在历史上被淡忘而消失了。
第三，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重要的实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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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和人口的此消彼长
1490年，西方社会控制了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即5250万平方英里的全球陆地面积（南极洲除外）中的大约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西方的领土恢复到其原先欧洲核心部分，再加上其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聚居的广袤土地。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对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统治着几乎45%的世界人口，1920年达到48%。
西方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比例略多于13%，预计到21世纪初将下降到大约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总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之后，名列第四。
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在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较健康，较城市化，有较高的识字率和较良好的教育。
到20世纪90年代初，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婴儿死亡率只是其30年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些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显著增长，增加值从非洲的11年到东亚的23年不等。20世纪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中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识字。20世纪90年代初，除非洲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识字率都高于二分之一。50%的印度人和75%的中国人能够读和写。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识字率平均是发达国家的41%；1992年平均是71%。
20世纪90年代初，除非洲外的所有地区的学龄人口几乎都接受了小学教育。最重要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不到三分之一的适龄人口接受中等教育；到20世纪90年代初，除非洲外，一半的适龄人口接受了中等教育。1960年城市居民占不发达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然而1960年至1992年间，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在拉丁美洲从49%增加到73%，在阿拉伯国家从34%增加到55%，在非洲从14%增加到29%，在中国从18%增加到27%，在印度从19%增加到26%。
在识字率、教育和城市化方面的变化，造就了社会动员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的能力加强了，期望值更高了，他们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这是不识字的人所做不到的。动员起来的社会是更强有力的社会。1953年，伊朗只有不到15%的人识字，不到17%的人是城市居民，科米特·罗斯福以及少数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一次暴动，使伊朗国王重登宝座。而到1979年，当50%的伊朗人识字和4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时，多大的美国军事力量都不可能再保住国王的王位了。同时，西方、日本和俄罗斯人的平均年龄日趋稳定，在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给那些仍然受雇的生产者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其他文明的负担是大量的儿童，但儿童是未来的工人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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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值地位的改变
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可能是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明显下降。175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印度占将近四分之一，西方则占不到五分之一。至1830年西方已略微超过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正如保罗·贝罗克所指出的，西方的工业化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工业化。1913年非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大约是其1800年的三分之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所占份额急剧增加，1928年达到其最高点，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84.2%。此后由于其增长率不高，以及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二战后制造业产值的迅速增加，西方所占份额有所下降。至1980年，西方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57.8%，大致相当于其120年前即19世纪60年代所占的份额。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总产值的可靠数据无法找到。然而1950年，西方占世界总产值的大约64%；80年代这个比例降至49%。（见表4.5）据估计，到2013年，西方将仅占世界产值的30%。据1991年的另一项估计，世界上7个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有4个是非西方国家：日本（第二位），中国（第三位），俄罗斯（第六位）和印度（第七位）。1992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在十大经济国中包括5个西方国家，还有其他5个文明的带头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些似乎言之成理的预测表明2020年排名前5位的经济强国将是5个不同文明的国家，经济占前10位的国家中将只有3个是西方国家。当然，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
经济生产总值部分地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如果西方希望维持优势，它将竭力把传播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亏西方创造了相互联系的世界，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将变得日益困难。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公认的威胁，加之技术控制措施效力有限，情况便更是如此。
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上的格局再现。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即使不是在21世纪中叶之前，那么到21世纪中叶，经济生产和制造业产值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分布也可能与1800年的情况类似。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主宰”行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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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军事能力的萎缩
军事实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士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20世纪20年代西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遥遥领先。在以后的岁月里，西方的军事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下降了，这种下降反映在军事人员对比的变动上，尽管很明显这不是军事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也是标准之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引发了国家发展其军事能力的愿望并为其提供了资源，很少有国家不是这样。
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苏联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军队，这一点在二战中得到显示。冷战期间苏联拥有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目前西方垄断了在世界任何地区部署大量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至于它是否将保持这种能力尚不得而知。然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具有与之相当的能力。
总的来说，冷战后几年中全球军事能力的演变由五大趋势所主导。
第一，苏联武装部队在苏联解体之后迅即不复存在。
除俄罗斯外。只有乌克兰从苏联脱离之后，继承了重要的军事能力。俄罗斯军队在规模上大大缩小，并已从中欧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撤出。华约组织解散了。向美国海军挑战的目标被放弃。军事装备要么被处理要么任其损坏，以致无法使用。国防预算锐减，官兵士气普遍低落。同时，俄罗斯军队正重新确定其使命和学说，并为其在保护俄罗斯人和对付近邻的地区冲突中所起的新作用而进行重建。
第二，俄罗斯军事能力的急剧减弱引起了西方军费开支、兵力和能力较为缓慢但明显的下降。
根据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计划，美国军费开支将减少35%，即从1990年的3423亿美元（按1994年美元价格计算）减至1998年的2223亿美元。1998年的军队建制将减至冷战结束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军队总人数将从210万减至140万。许多重要的武器研制项目已经或正在被取消。1985年至1995年期间主要武器的年度采购量从29艘舰只减至6艘，943架飞机减至127架，720辆坦克减至0，战略导弹从48枚减至18枚。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英国、德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法国，在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削减。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武装部队预计将从37万人减至34万人，也可能减至32万人；法国军队将从1990年的29万人减至1997年的22.5万人。英国军队从1985年的37.71万人减至1993年的27.48万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大陆成员国也缩短了服兵役期限，并讨论了放弃征兵制的可能性。
第三，东亚的趋势与俄罗斯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增加军费和改善军队被列入日程，在这方面中国是样板。在自身经济财富增长和中国扩充军备的刺激下，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实行军事现代化和扩大军队。日本继续改善其高度先进的军事能力。中国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纷纷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队，从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购买飞机、坦克和舰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开支在1985至1993年期间大约降低了10%（从5396亿美元减至4850亿美元，按1993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而在同一时期，东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50%，从898亿美元增加到1348亿美元。
第四，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军事能力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
随着一些国家经济上的发展，它们获得了生产武器的能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能够生产战斗机的第三世界国家从1个增加到8个，生产坦克的国家从1个增加到6个，生产直升机的国家从1个增加到6个，生产战术导弹的国家从无增加到7个。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军火工业的全球化，这可能进一步削弱西方的军事优势。许多非西方社会或拥有核武器，或竭尽全力获得核武器，或者使自己达到这样的地位：当它们认为必要时，便能够很快获得核武器（日本）。
最后，这些事态发展使区域化成为冷战后世界军事战略和军事实力的主要趋势。
区域化为俄罗斯和西方裁减军队和其他国家增加军队提供了理论依据。俄罗斯不再拥有全球军事能力，而是把其战略和兵力集中于防范近邻国家。中国已重新调整了其战略和军队，把重点放在了地区兵力投放和保护中国在东亚的利益上。同样，欧洲国家也在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来进行军事调整，以应付西欧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美国明确地把其军事计划由在全球遏制苏联并与其作战，改变为准备同时对付波斯湾和东北亚发生的地区性紧急情况。然而美国不可能具备达到这些目的的军事能力。
为击败伊拉克，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其75%的现役战术飞机、42%的现代化作战坦克、46%的航空母舰、37%的陆军兵力和46%的海军陆战队兵力。由于未来将进行大幅度裁军，美国若进行一场针对西半球之外一些地区强国的干涉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两场了。全世界军事安全日益不依赖于全球的实力分配和超级大国的行动，而是依赖于世界各区域内的实力分配和各文明核心国家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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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他们还决定如何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干涉，从中国榨取经济特权。100年之后，将不会再有能够行使类似权力的政治家小集团；任何这样的集团将不是由3个西方人组成，而是由世界7个或8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领导人所组成。邓小平、中曾根、英迪拉·甘地、叶利钦、霍梅尼和苏哈托的继承者将对抗里根、撒切尔夫人、密特朗和科尔的继承者。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
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
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实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软实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实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实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实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
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实力和财富的源泉。这个进程已持续了几个世纪。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间，基督教、罗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对西方君主军事才能的畏惧和钦佩的混合，刺激了人们去接受西方文明”。随着西方实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界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随后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复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目前日本正在“着手进行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
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现在，随着西方的成功相对减弱，这种态度重新出现了，人们感到“他们不必再接受它”。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那样坚决。”
我们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
责任编辑：张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