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据澎湃新闻消息，记者从孙钧院士多位学生处获悉，工程力学领域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教授孙钧，于2024年3月1日晚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据同济大学校史馆官网介绍，孙钧，男，祖籍浙江绍兴，1926年10月生于苏州。1949年6月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工学士学位。早年（1954~1956）随苏联桥梁专家И。Д。斯尼特柯教授学习并担任专家技术口译，修毕副博士学位课程并写作论文。1980~1981年去美国留学，在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任高访教授。
孙钧青年时期在母校交通大学任教，1952年秋全国院系调整，转调同济大学任讲师（1953）、副教授（1962）和教授（1979）。195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孙钧是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1981）。1991年经选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93年后改任院士。特许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享受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
孙钧在大学行政、党务工作方面曾历任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地下工程系和结构工程系系主任、校务委员、教务处长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校职称评聘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首批重点学术梯队学科负责人；还曾历任多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土建、环境与测绘”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在岩土与地下工程界，他还曾历任隧道与地下工程学会、中国公路隧道工程学会、防护工程学会的副理事长，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地下工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
孙钧在校外学术界历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暨中国国家小组主席、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顾问、副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中国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评委，他现任同济大学地下建筑工程系和岩土工程研究所教授、名誉系主任，交通大学（上海、西安、西南和北京等4校）、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9所知名大学的顾问教授和兼职教授以及国外一些大学和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清华大学结构与振动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建筑科学研究院结构新技术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
在国内工程界，他历任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技术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终南山秦岭公路隧道，江阴、润扬长江公路大桥、苏通长江公路大桥、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委员会和上海市地下铁道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的技术顾问、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科技委委员和顾问，以及中国铁路建设集团、上海市城建集团等企事业单位的高级技术顾问和上海市民防协会顾问、上海市非开挖技术协会首席顾问等工程技术职务；沈阳市和杭州市人民政府的高级技术顾问、浙江省隧道工程公司、浙江省地下工程协会顾问，上海市普陀区科协主席。
孙钧专长结构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和岩土力学，长期以来在岩土力学与工程以及隧道与地下工程结构等学术领域辛勤耕耘，是国内外岩土与地下结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在岩土流变力学、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和防护工程抗爆动力学等子学科研究方面有深厚学术造诣。他学术思想敏锐，锐意进取与创新，近20年来还致力于开拓环境岩土工学、软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岩土力学与工程中的应用，以及利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土建学科的更新与改造等新兴技术学科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已有相当特色。他是国内外最早创建“地下结构工程力学”学科分支（1964）的主要奠基人。
2021年11月
上观新闻曾刊发
专访孙钧院士的一篇文章
他曾说：
“时间是我的生命，来日无多，
太宝贵了，要抓紧……”
今天，一起重温旧文
缅怀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钧
↓↓
专访孙钧：院士暮年，壮心不已
90多岁高龄的孙钧惜时如命，每年要完成30多次出差任务。“鬓发尽霜耄耋年，科海遨欢忘荣辱。老骥方知伏枥难，苦思求索总无闲。”这首诗，正是他忙碌而充实的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初见孙钧，俨然是一位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邻家老爷爷”。在他的书房里促膝交谈，没有感觉丝毫生分。深邃的眼眸、敏捷的思路、十足的中气、谦逊的言辞，无一不在诉说着他的品位、睿智和儒雅。
学到老，做到老。多年来，孙钧始终保持一股奋进的拼搏心态，遵循“学习、做事，永不言老、言晚”的战斗作风，总能目光如炬，为一个个棘手的技术难题精准把脉，求得从本质和机理上的认识，谋求问题根本性的优化解决。
桥梁是孙钧的“初恋”，但他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决然改投隧道与地下工程专业，并一步步创建出独树一帜、富有战斗力的优秀专业团队。作为我国桥隧结构与地下建筑工程的权威专家，他参与了长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港珠澳大桥第一隧桥等“超级工程”。
“尽管同济不是我的大学母校，但我数十年的成长都受益于同济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和教研环境的熏陶，以及团队成员的相互鼓励和鞭策。”孙钧喜欢用西方有名的一句谚语来勉励年轻人，也鞭策自己：只要肯学肯做，永不言晚言老。
数十年来，我兢兢业业
自问没有一天敢稍有懈怠
问：您是1952年进入同济的？
孙钧：是的，1952年正逢全国院系调整，我就从上海交大调到了同济。
问：初到同济，对同济的第一印象怎样？
孙钧：印象很不错。我当时在交大兼任系秘书，许多设备和图书到底哪些要搬去同济，我担心双方会为这事有争议。结果，当时担任同济大学教务长的李国豪说，这些书和仪器仪表设备都是国家的，能够搬过来当然好，不搬过来留在交大也一样是国家的。一番话显得十分大气，却让我很受教育。
问：在治学方面，后来担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李国豪先生对您有什么影响？
孙钧：他有句警语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并受用终生。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留校工作，在5年之内一定要养成自学钻研的好习惯，否则我看以后也就难了。”他还说：“人首先是手懒，不肯写东西了；后来更发展到脑子懒，不肯思考、钻研问题了。从手懒发展到脑子懒，人还能有所进取吗？”
这些话使我很受震动。我听进去了，也老老实实照着做了。这数十年来，我兢兢业业，自问没有一天敢稍有懈怠，一直到今天。别人打趣叫我“水鸭子”，看上去在水面上慢慢游荡，水下脚底板却动得厉害呢。这是潜心奉献、默默进取，是我真实的人生写照。
问：刚到同济时，您还担任苏联专家的专业口译和助手。您的俄语为何这么厉害？
孙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国内是全面“一边倒”，政治上、技术上、学术上都向苏联老大哥全面学习。我意识到将来俄文会很有用，就天天在夜校（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前身）里苦读俄文。
问：在苏联专家身边，有什么收获？
孙钧：到同济时，学校正聘请六位苏联专家来校任教，其中有一位是钢桥结构工程专家斯尼特柯教授。因为我学习俄文已有近三年的基础了，英文也还可以，就任命由我担任专业技术翻译，并协助培养研究生。
开始时，我需要提前一天找专家要讲稿，晚上先细学看懂，第二天再到课堂上课。后来，俄文听、讲能力有了不少提高，就不需要先读讲稿了。专家在同济待了整整三年，1956年秋才回到苏联基辅工学院。
我在做翻译的同时，还跟斯尼特柯教授读了在职副博士学位，学完了全部副博士学位课程，写了学位论文。他说回去后就把学位证书给我寄来，后来中苏两国关系出现问题，学位证书就一直没有寄给我。
记得他在年过50岁的时候，还在上海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高兴地叫我们去他的住处，询问应该取一个什么名字，以更好地反映中苏友好。
有了兴趣就更要去钻研
也就会更有兴趣
问：桥梁是您的“初恋”，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事吗？
孙钧：1960年开始，我就转到搞地下了，但对桥梁一直旧情难忘，没舍得丢掉。从武汉第一座长江大桥到首座南京大桥，后来又继续做了很多大桥，包括虎门一桥、江阴大桥、阳逻大桥、润扬大桥、苏通大桥、泰州大桥，还有马鞍山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等等，不一而足。
有一次，我们到南京大桥上做测试，实测成果与计算值非常吻合。我在桥上激动得振臂高呼：“结构力学万岁！”现在想来，真是年轻，真是美好。
问：之后，您的专业方向转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
孙钧：对，每一次转到新的专业领域，都是因为当时国家需要有这样一个新辟的工程建设领域，要有人去干呀。干一行，爱一行。只要钻研进取，就会产生兴趣。
我一直觉得，科学研究就是要创新搞一些新的东西，“炒冷饭”是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也喜欢研究新的领域。
问：在角色转化上，您有什么经验之谈？
孙钧：专业上有改变，但共同的东西还是根本的，基础还是那些基础。我后来摸索出一个道理，只要你肯钻研，你就会有兴趣；有了兴趣就更要去钻研，也就会更有兴趣。
这跟谈情说爱一样，也是一种感情。你对这个专业有感情了，那么你就要多接触它，就要多钻研它，越钻研就越有兴趣。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有投入就有回报，成功的彼岸自然向你招手。
问：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人工智能了？
孙钧：是的，我在国内做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上世纪90年代中叶就开始了。因在国外开会有机会看到这是有前景的、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向。1999年，我第一次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人工智能相关论文，关于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领域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实践，国际业界惊讶于还有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新的领域。
21世纪初，对智能科学来说是一个寒冬，国内的很多研究项目都戛然而止。在此之前，我的团队共已完成了11项成果，主要是对上海和外地的地铁施工变形作智能预测与控制。
问：为什么说那一时期是智能科学的寒冬？
孙钧：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了，结果发现智能科学还做不到：
其一，人工智能能不能预测科学的未来？再过30年、50年，智能科技发展能够达到什么高度？结论是不可能预测准确的。技术不是纯粹的，各个方面的因素都是互相交叉、彼此影响的，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气候和环境的因素等。既然人工智能对科学的未来还做不到准确预测，人们难免失望。
其二，人工智能发展到最后能否超过人脑的智能？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是用电脑对人脑作仿真、模拟人脑神经网络，通过深度机器学习，那个时候叫“样本的训练和测试”，供人们搜索、查询和调用。它是人脑精神活动与电脑仿真模拟相互结合的产物，不能完全取代并超过人的智能。
不去现场给工程把脉问诊
怎能作出正确诊断并对症开药
问：您还有个绰号叫“土行孙”？
孙钧：因为我转到搞地下工程后，总是要到现场去，天天和泥巴石头打交道，就得了这个外号。
问：为什么一定要去现场？
孙钧：我是一个工程医生，我的病人就是发生了各种病害的工程现场。现场有病害，隧道有塌方、冒顶、涌水、突泥等，我不去现场给工程把脉问诊，又怎能作出正确诊断并对症开药？
问：当年下放“五七干校”的时候，听说您还坚持做科研？
孙钧：那时候，我在“五七干校”摘山茶，后来又下放到浙江和安徽交界的一处偏远山村。农村没有电，我作为技术负责人为农村搞起了小水电。白天搞电站，晚上就窝在三层小阁楼里，伴着一盏孤寂的油灯苦读《岩石力学新论》。过去只学过土力学，这样算入了门。
村民们以为我老早睡觉了，其实我在静心攻读书本，天天到深夜。那时候条件艰苦，冬天很冷，但才40多岁，还是很有动力去做事情的。我始终深信，全社会终究会认识到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问：之后，您又做了哪些工程？
孙钧：我先是做了几个国防地下工程，后来主要承担完成上海市7处人防样板工程，制定了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后来，接着做水利水电地下工程。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记忆是，当时要遴选17个国家资助的重大基金项目参加部级专家评审。经专家组反复审议，我的项目在评选中位居第一名。评审意见认定，我能直接把理论成果及时用到实际工程上，并取得可观的技术经济效益，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国际水平，十分难能可贵。对此，我觉得很荣幸。
问：您是什么时候参与三峡工程建设的？
孙钧：我是1991年开始参与三峡工程前期建设工作的。记得在大学课堂上，老师讲水利工程时，就说我们生逢好时代，毕业后有机会参加三峡工程建设。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实就有人提出要搞三峡发电，还特意请了苏联专家来指导。但苏联专家认为，三峡地基比较软弱、风化破碎，建设大坝有很大技术风险。后来一直反复论证，做这项初期研究的专家都要退休了，数据资料也堆满几个房间了，始终没有下决心去做。
后来，一直到葛洲坝先动工，业内人就知道三峡要动了。那时候，有几个重大问题有待逐一细致研究解决：一个是移民的问题，一个是上游泥沙迁移问题，还有大江截流问题，等等。
之后，建设大坝的功能定位确定了，依次排序为“防洪”“发电”和“通航”。1992年全国人大投票通过，三峡工程最终获准动工兴建。
问：在三峡工程中，您具体承担什么任务？
孙钧：国家有一个三峡建设工程专家委员会，我是外聘资深专家。我分工做的是永久船闸建设，它是5级船闸。当时有权威专家认为要把中隔墩爆掉，再改建成钢筋混凝土的，才坚实牢靠。但更多人认为，这样的工程量浩大，很可能要耽误工期两年多。
当时，潘家铮总工负责抓三峡水电技术工作。潘总晚上找到我，让我帮他们想想有什么其他好办法。我苦思冥想多时后在大会上提出，隔墩可否先用两面对穿夹紧的预应力高吨位钢缆索，从两面双向对拉拉紧，使浅部岩面松弛带部分受预压夹紧。几位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听后觉得有点道理，说可以保留个人意见签字。这事就基本解决了。
20多年来，我去三峡近30次。前几年，我去宜昌作了一次关于水电工程发展方面的技术交流报告，到长江三峡大坝坝头重游故地，只见当年荒凉的坛子岭已是热闹的公园，俯瞰万里长江和万吨级升船机，与周围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太美了。一代人的辛劳，没有白费！
出差最多的是2014年
20天内到了6个地方，连着飞
问：这些年，您还始终保持高频度的出差？
孙钧：没错。出差最多的是2014年，20天内连续到了6个地方，连着飞。先到北京，再到重庆，从重庆到武汉，再从武汉到杭州。到了杭州预备回来，接到一个电话，又去了厦门，然后再回到武汉，最后从武汉回家。时届春节，航班十分紧张，而且天寒地冻，很考验我的身体。
岁末，我们校长来看望我，说外出可以，也是一种锻炼，但毕竟年岁大了，做什么都要一个“慢”字，走楼梯、上下台阶都要扶把手。不仅要带助手，大冷天最好少外出，容易感冒，一旦导致肺炎会伤害身体。现在，我就照着校领导关照的办呢。
问：最近不大出去开会了吗？
孙钧：主要是宅在家里参与视频会，但视频会议效率不高，主要是我的听力下降了。我讲的，人家听得到。人家讲的，我听不清，只能听个大概。
问：听说港珠澳大桥工程，您去得很多？
孙钧：这10多年来，我去广州、珠海和中山等地参与大桥技术会议约有40多次。港珠澳大桥技术创新的地方共获得400多项技术专利，是我最早提出要用深埋沉管，获得了部里的大力支持。这是我坚持的，并在专家大会获一致通过。
在岛隧过渡段大范围软弱地基的土体加固上，我极力赞成用挤密砂桩取代PHC刚性长桩。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人工岛采用钢质大圆筒围护结构支护的岛体，我建议必须用与塑料排水板相结合的超载预压，才能及早完成施工沉降。还有最终合拢接头和改用半刚性管段后该怎么做，等等。
问：除了港珠澳大桥，您手头上还有哪些大项目？
孙钧：最近一些年，我主要搞了三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个是人工智能研究还继续在深化中，因为过去有些基础，中途丢掉不做很可惜。我把研究侧重点放在地下结构与环境土体施工变形的模糊逻辑智能控制方面。
第二个是做真空隧道的前期研究。原来预备把试验线定在舟山，现在正在考虑渤海湾。做成之后，从烟台到大连仅26分钟就到了。因为在工程何时兴建问题上还有不同意见，真空隧道又亟需做大量的实测试验，现在这些第一手资料数据还没有。最终做成要10多年吧，我可能是看不到了。
第三个是软岩挤压型大变形。我的团队建议用的一种叫“预应力让压锚杆/长锚索”的方法。兰州一条高速公路长15km的隧道，试验段已经做成了，效果不错。还有一个项目是云南滇中引水项目，昆明地区严重缺水，要从丽江香格里拉滇西地区引水过来，这个项目估计要搞8年。真正搞成之日，我都百岁开外了，很想能看到啊。
年轻人不要老是上网玩游戏
要关心国家大事
问：您是2019年年底，才正式从同济大学退休？
孙钧：是的，我是93岁才办离休的。一般是60岁退休，我比人家多工作了33年。人做事的塑性和韧度都是很大的，但年岁不饶人。
问：您一直习惯晚上工作？
孙钧：一般都会搞到深夜。居民楼里已是漆黑一片，只有我家书案上的台灯还亮着。前几年都每天忙到凌晨，现在晚上11点半进卧室，坐在床上再看半个小时报纸，12点入睡。
问：为什么这么拼？
孙钧：时间是我的生命，来日无多，太宝贵了，要抓紧。这样，脑力退化也相对会慢一点。
这么多年来，我经常是“双肩挑”。记得1960年地下工程教研室成立，我是第一届的教研室主任。这个专业在国内外都没有，后来担任地下工程系系主任、结构工程系系主任，还当学校的教务处长，还担任过党支部书记。这些党政工作占去了我一半时间，我必须充分利用晚上和周末把时间抢回来，不能有丝毫懈怠。
问：您是同济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对学生们有些什么样的要求和期待？
孙钧：希望我的学生不是为了取得学位混文凭，不需要我时时盯在后边。我的博士研究生每次一到过年或放暑假都不肯回家，说家里上网条件没有办公室好，想留校搞科研，总是我催着要他们回去探望爸妈。
我知道，这些学生们对写论文、做试验、下工地产生兴趣了，而不是为了一张文凭在被动读书。当然，也有我不太满意的，有些年轻人对国内外大事还不够关心。我问他们，钓鱼岛听到过吗？他们都知道这是我们国家的固有领土。我又问黄岩岛呢，就很少有学生知道了。我说你们怎么不看报纸？不要老是上网玩游戏，要关心国家大事啊。
我们这代人
很多都是自觉把自己跟祖国结合在一起
问：您小时候有一段逃难的经历？
孙钧：1937年秋之前，我和家人一起居住在南京。后来，日本鬼子占领了上海，接着气势汹汹地一路侵犯南京。
我爸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但那时候还不知道会发生南京大屠杀。我们从镇江过江到扬州，从扬州再到泰县，在泰县待了半年，又从泰县坐内河轮船到南通换坐过长江的大船，进入黄浦江，直到外滩码头下船。那是1938年，是我第一次到上海。
问：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是不是让您更加体会到何为家国一体？
孙钧：是的，爱国是天经地义的，国家发展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记得上大学时候的一个暑假，我以去杭州旅游为名，冒着坐牢的危险，带着由交大学生自治会让我面交浙大学生会的一份油印宣传资料，号召沪杭两地学生无限期联合罢课，反内战、反迫害、要自由、要民主。
后来，我被上海警察局传讯，还受到了开除的威胁。但我觉得做得对，无愧于自己。在交大的四年，不只是学习了土木工程的ABC，更逐步建立起爱国爱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问：在您心中，祖国是什么？
孙钧：2008年汶川地震，我也积极报名要去抢险，但单位和医院都不放我走。我那时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医院说要主刀医生签字，还借口说主刀医生去国外开会了，实际上就是坚决不让我去。
那时候，川北发生了多处堰塞湖。一条大河本来是通水的，地震之后山上的岩土石头塌方，把河水给堵死了，水没了通路就泛滥出河床，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我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救灾方案，在病床上写好寄到中国科学院转给政府。
后来了解到，最后定下来的方案同我提的完全一致，但我送去北京的材料到晚了，所以决策跟我的提议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欣慰。因为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自觉把自己跟祖国结合在一起。
责任编辑：薄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