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岁的黄静波眼里，倪金磊壮实、有幽默感，是她喜欢的类型。而倪金磊眼里的黄静波，“漂亮，爱笑”，是高中时的班长。
22岁时，他们成为了彼此的“妻子”、“丈夫”。生活艰辛，他们默默认同了一方“养家”，一方“育儿”的分工，但家庭生活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他们六年的婚姻走到尽头。
黄静波和倪金磊。
32岁时，已经离婚四年的黄静波和倪金磊复婚了，其间，他们的小儿子被诊断患有孤独症。
今年3月，记者第一次走进黄静波的家：将近90平的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也没有茶几，电视机被挪到墙角一处不起眼的地方，只有一张勉强能容纳四个人围坐的餐桌，也是家里唯一能坐下来聊天的地方。黄静波轻言细语地说，这是为了避免儿子磕了碰了，也防止他总看电视，刻意打造的空间。
黄静波家一面墙都是孩子的东西。
黄静波素面朝天，圆圆的脸上带着倦容。但当5岁的儿子一边吃手，一边奔向她喊妈妈的时候，她的笑容又浮现了出来，“妈妈在这呢。”另一边，9岁的女儿又碰到了解不出的数学题喊妈妈，她迅速地回应，“一会儿妈妈给你看一下哈。”
这是黄静波的日常。在冲上热搜的文章里，她的复婚是经历风雨后破镜重圆的故事。但生活也许不止于此，在大团圆的缝隙里，还有许多全职妈妈的纠结和困境，也有现实婚姻中无可奈何的妥协与退让。
“太想要一个家了”
黄静波和倪金磊是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第三中学的同班同学，高中时，他们坐前后桌，是彼此的初恋。她主动出击，让倪金磊骑自行车送她回家，为了知道他的手机号，用对方手机给自己打了个电话。
在校园里，他们高调地牵手，一块去食堂吃饭，闹分手时，他在音乐课上给她唱《新不了情》。
但仅仅交往了两个月，高一上学期结束，倪金磊辍学，接手了家里在批发市场的鱼摊生意。黄静波也因为母亲改嫁，无力负担她的生活开销，高二辍学，到北京的服装店做销售。
自此，他们断了联系。直到2012年年底，21岁的黄静波与谈了两年的男友分了手——对方不愿结婚，黄静波决定结束这段关系。那时，她回到老家散心，玩手机“摇一摇”，没想到摇到了倪金磊，“我看一眼头像就知道是他，五年了没有变化。”
倪金磊一开始没认出来她，黄静波去北京工作的四年，瘦了很多，体重不到一百斤，变时髦了，还学会了化妆。
第二天，他约她见面吃饭。第三天，他开车到她二姨家楼下，跟她表白：“咱俩结婚吧。”倪金磊说，结婚的冲动始于颜值，也听她说起一些家庭变故，“想要保护她。”
现在回想起倪金磊求婚的场景，黄静波还是会抿嘴笑。那时，她还没从上一段感情中抽离出来，但对婚姻期待许久，当即就同意了。
读初中以前，黄静波跟随父母生活在北京，母亲当保洁员，父亲开小面包拉货，一家人挤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由于城市拆迁改造，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家，居无定所。
在她上五年级时，父亲被诊断患有抑郁症，后来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留在北京打工还父亲治病欠下的债，她被送回老家念初中。在那段时间，她辗转寄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姥姥、二姨、舅舅，从没有过自己的房间——她太想要一个家，一个稳稳当当的住处了。
2013年5月18日，黄静波和倪金磊回农村老家办了喜宴。2013年8月13日，他们领了结婚证。
黄静波回想，那时的她一直在追寻“爱”的路上奔跑，以为只要结婚了，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黄静波和倪金磊第一次结婚时的结婚证。
婚姻比想象的复杂
恋爱、结婚、生育，他们几乎是“三步并作了一步”。
喜宴过后半个月，黄静波发现自己怀孕了，怀的是双胞胎，孕吐反应严重，怀孕5个月时，她的体重从原来的125斤降到105斤。那时，丈夫和公婆都忙于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鱼摊生意，无暇照顾她，母亲又在北京上班。
其中一胎发育不好，怀孕22周的她去北京做了减胎手术。她记得清楚，病房里三位产妇，只有她是母亲陪着的。做手术那天，倪金磊问过她，用不用去？她嘴上说着：“你要忙就别来了。”实际上，心里是想他来的，觉得他“足够重视自然会来”。
等术后伤口长好了，黄静波挺着7个月的大肚子主动要求和倪金磊一起回老家住。结婚刚满一个月，倪金磊晚上就很少回家，独自住在农村老家照看鱼池。两个人两三天才能在公婆家见一次面，她担心“感情容易出问题”。
那是2014年正月，天气很冷，农村老家没有暖气。她陪着他，早上五点开车到批发市场的鱼摊，他去卖鱼，她回家补觉，晚上靠泡脚和点电褥子取暖。
她第一次对婚姻失望，是在女儿满月的时候。他打游戏，在游戏里和队友结婚，喊别人“媳妇”。她气得三天三夜没吃饭，一下子没了奶水，女儿靠吃奶粉长大。那次，她在电话里跟母亲说：“想回家。”母亲让她去姥姥家住两天。
那一刻，她放弃了离婚的想法，她想起自己是个没有依靠的人，“没人帮我看孩子，我不能去挣钱。”
倪金磊结婚时刚满22周岁，如果不是家里催着相亲订婚，他或许不会那么快做出决定——向黄静波求婚。他从小被父母保护着也安排着，初高中时，每周就有两三百元零花钱，父母早早为他准备好婚房，托媒人给他介绍对象，就盼着他早点成家。
他说，自己内心觉得结婚和单身区别不大。“依旧是上午卖鱼，中午卸货，下午睡觉，晚上玩手机。”
倪金磊在卖鱼。
渐渐地，他们意识到彼此都把婚姻想简单了。倪金磊很早就从家里出来自己住，结婚后，突然有个人管着他打游戏、玩手机，试图改变他的生活习惯，感觉“特别别扭。”
倪金磊怕热，夏天空调不开到十几度，睡不着觉；但黄静波怕冷，睡觉喜欢关门关窗，有了女儿后，两个人就分房睡了。
他每天早上4点30分起床去卖鱼，冬天手上布满冻疮，挣的都是辛苦钱，因此格外节俭。家里床板坏了，也不愿换新的，床垫铺地上就能睡，八块钱一双的拖鞋能穿好几年。
倪金磊的房间，床板坏了，他把床垫放到地上睡觉。
而黄静波觉得，挣钱是为了改善生活，她没给自己买过奢侈品，但很舍得给孩子花钱。他们家客厅一整面壁柜装满了孩子的书和玩具，家里放不下的，就堆放在楼梯间——两辆滑板车、一辆儿童自行车和两辆小型玩具车。为此，他经常抱怨她“不会持家。”
为了节约空间，黄静波家的餐桌只保留了一把木制带靠背的椅子，其他的凳子都可叠放。这把带靠背的椅子是倪金磊的专座，黄静波尤其不喜欢他从进家门就坐在那里打游戏，两三个小时后，一声不吭地回屋睡觉了——她希望他花些时间和自己说说话，陪陪孩子。但他觉得，卖鱼工作一天够辛苦了，晚上回家还不能放松一下？
他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对方身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她觉得他的心里好像没有“小家庭”的概念。有一次，她问他几点回家吃饭？倪金磊说：“今晚我爸炖了猪头肉让我过去吃。”她有些不高兴，公婆家就住在对面小区，“他都没想着喊我和闺女一起去，或者捎一点回来给闺女吃。”
倪金磊不能理解她的不高兴，他觉得她有些不知足。“管你吃管你喝，你怎么这么多要求？”“你一天在家看孩子也不干啥，你有什么可伤心的？”这些在他看来“无意伤害她的话”，她牢牢地记了很久。
黄静波觉得，在这段婚姻当中，他们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她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原因在于自己“经济不独立”。
结婚的时候，倪金磊家按当地彩礼行情，给了她六万彩礼，但她没有嫁妆；生女儿的时候，她去北京做的减胎手术和产检，花了近五六万元，因为她没有单位缴纳社保，这些费用都由婆家拿钱。
2017年正月，在公婆的催促下，她怀上了二胎。儿子出生仅七八天，就感染了肺炎，吃母乳容易呛奶，肺炎住院花了近一万元，每月奶粉钱五六百元，给这个精打细算的小家庭增加了不少额外的开销。婆家多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她生孩子比别人费钱？
结婚后，由于很快怀孕，她一直在家待产、看孩子。生完二胎后，倪金磊把每月生活费提到六千元，但用度还是很吃紧。黄静波回忆，儿子从小就体弱多病，咳嗽、呛奶、睡觉不好、肠道不通畅，小毛病不断，一个月得去五六趟医院，女儿上幼儿园每月还要交近1500元保育费。“掌心朝上”问倪金磊要钱的滋味，让她觉得心里不好受。
有时，送完女儿去幼儿园，她一个人坐在车里哭，哭够了再上楼接替公婆，照看儿子。
黄静波和儿子。
离婚的选择
当黄静波向倪金磊提出离婚的时候，他是不同意的。
在倪金磊看来，两个人都生了两个孩子，日子也没有出现大的差错，怎么就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他对于现有的家庭分工是满意的，他负责赚钱养家，媳妇负责照看两个孩子。尽管他知道自己休息的时候爱打游戏，不愿陪孩子，媳妇心里有过抱怨，但他又觉得“这不是现在家庭的普遍现象吗？”
埋藏在黄静波心里的很多“小事”，他再次听到时，会有片刻不安，但又很难准确回忆起来。他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个性，遇到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但黄静波是全然相反的人，硬气地跟对方讲道理，放狠话，不是她处事的风格。
她记得，外出吃饭时，倪金磊喜欢点口味重的饭餐，很少考虑到她喜欢吃清淡的；刚结婚的时候，她做饭不好吃，他说她“糟蹋粮食”，自己点外卖吃；他们俩一起去朋友聚会，倪金磊只和朋友们提起他的母亲很辛苦，为家庭付出多，却只字未提坐在一旁的黄静波。
黄静波补充说，之所以关注这些细节，只是在意“他心里有没有我。”
在初中好友张璐看来，黄静波“特别想有被人疼爱的感觉”。漂泊的经历让她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即使是朋友，可能也要等几个月后，才听她提起之前独自忍受过的难处。
黄静波两次坐月子，张璐都来看望她。张璐记起，黄静波头发蓬松随便一扎，坐在床上，守着两个孩子的场景，总会有些遗憾。因为在更遥远的记忆里，黄静波是那个刚从北京回来，扎着高马尾，背着双肩包，穿着靓丽，走路蹦蹦跳跳的女孩。
从下定决心离婚，到领离婚证，黄静波前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离婚的想法是在2018年8月萌生的。当时她跟倪金磊回父母家吃饭，在厨房里，倪金磊嫌她放碗筷的声音大，态度不好，打了她一拳。她没站稳，躺到了地上，是女儿从远处跑来把她扶起来。她心头涌起了寒意，抄起一把水果刀扔到倪金磊脚边，“有本事你就捡起来捅死我。”那是她第一次，冲丈夫撂狠话。
那也是第一次，她在两人吵架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在北京的母亲家。倪金磊的好友程文彬记得，他们冷战的七八天，倪金磊和他打过好几次电话，说“不小心碰了小黄一下”，求助好友调解。程文彬感觉，倪金磊对和黄静波动手感到愧疚。
黄静波没有选择立刻离婚。当时她刚开了一家童装店，把六万块钱彩礼钱和从母亲那拿的五万块钱都投在了店里，一分钱积蓄都没有剩，也担心离婚后，丈夫不再给每月的生活费，“处于一种离不动的状态。”
黄静波经营童装店时，儿子不满1岁。
她也想到了儿子的未来。她了解到，在大多数的离婚案件中，如果孩子年龄不满2周岁，通常判给母亲。在她看来，等儿子满两岁再离婚，把儿子留给倪金磊，至少能保证他以后成家，不会被车房、彩礼难住。
倪金磊也能感受到婚姻的危机。黄静波会旁敲侧击地提到离婚，也会半开玩笑地说，以后不用找媳妇了，找个保姆照顾他和儿子就行。
倪金磊觉得黄静波总有这种想法“不是好事”，但又拗不过她。2019年10月8日，他们领了离婚证。
离婚的消息，除了几个好友知情，没有告诉别人，包括父母。因为倪金磊担心父母知道后，担心他过得不好，替他操心。此外，他始终觉得，他们之间还有挽回的余地。
黄静波记得，领完离婚证，倪金磊这么多年第一次跟她说了很多话。
他说，媳妇，咱俩都生两个孩子了，我真有点离不开你了。我知道你挺包容我的，不管我做多么过分的事情，你都原谅我，因为你一直都在包容，所以我才肆无忌惮。我挺对不起你的，我这么多年没有让你跟我一起享福。
那一刻，她有点感动，觉得“他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离婚后，倪金磊提出黄静波和女儿可以继续住在婚房里，他赚钱养家，她照顾孩子。黄静波暂时同意了，因为舍不得儿子，也因为需要一些时间把童装店转租出去，处理掉存货，再带女儿去北京找工作。
但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他们一家四口被困在家里两个月，这也是黄静波和倪金磊结婚后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倪金磊有意好好表现。他包下了一日三餐，而从前他很少在家也很少下厨；女儿拉他下五子棋，他不再直接摆手拒绝，而是陪着女儿连下了十多局；不能出门，他就拉着儿子的手原地转圈做游戏。
黄静波第一次有了家庭的感觉。她形容自己理想的家庭生活模样：不用太富裕，只要两个人能一起遛弯、买菜、做饭，“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
倪金磊的发小程文彬也觉察到，他们离婚后，矛盾变少了。过去隔三岔五闹矛盾了，他总是站在他俩中间做调停的人。倪金磊告诉他：“离完婚后，彼此不会管着对方，更自由松弛了。”
“今天有进步”
一切看似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实则暗流涌动。
黄静波记得，2020年大年初二，他们一家去她母亲家拜年。她母亲发现，3岁的外孙不愿意搭理人，对外界的互动几乎没有反应，便建议黄静波过完年带儿子查一下孤独症，因为她过去接触过这样的孩子。
因为疫情的关系，直到2020年7月，黄静波才带儿子到北京儿童医院做了检查，诊断出重度孤独症。
遵循医生的建议，她给儿子报名了北京的孤独症康复训练机构课程。9月开始，她每周一到周五送完女儿上学，再开车往返200多公里带儿子去北京做康复训练。康复训练课程包括认知、语言、感统、精细四门，前两节课170元/课时，后两节课100元/课时，每天要上四个课时，每月仅学费就要13000元。
为了给儿子治病，倪金磊和黄静波把金项链，首饰都卖了，凑了77000元。
但情况似乎没有好转。过去，儿子只是语言功能退化，不与人对视。后来发展到容易亢奋，哭闹不止。四个课时的康复训练共计两个小时，其中一个小时他都在哭，黄静波在教室外替他着急，每天600多元的课时费被他哭没了一半。
到了晚上，他必须开灯睡觉，但经常整宿睡不着，嚎啕大哭，声音大得楼下邻居都委婉地提醒黄静波，“晚上别带孩子下楼玩，他是不是吓着了。”睡在隔壁房间的倪金磊有时按捺不住情绪，冲出来朝儿子喊：“再哭，我从窗户给你扔下去。”
黄静波拦着他，让他把门关上回屋睡觉，“儿子你不用管，你别添乱就行。”她几乎每天都要独自面对儿子的崩溃，9岁的女儿在那一年，也因为过度紧张焦虑，患上了抽动症，需要吃药控制。
黄静波说，她内心希望倪金磊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抱一抱、亲一亲他。但她也清楚，丈夫从小到大没经历过事，儿子确诊孤独症这个事，他可能还要时间去消化。
黄静波给记者翻看，2020年9月，刚开始带儿子去北京治疗时的照片。那时的她烫了羊毛卷，每天都化了妆，笑盈盈地跟儿子自拍，“那会儿，觉得儿子一年就能好，信心满满。”小半年后，康复费用投入越来越多，但“看不到孩子的进步”，她不再捯饬自己，披肩的卷发换成了低马尾。
他们家鱼摊每月有两万元的收入，儿子去北京治病后，倪金磊每月给黄静波拿出13000元的家用，余下的钱用于公婆的生活开销。因为疫情和照顾儿子的缘故，2020年，黄静波的童装店大半年的时间都在交租，没有盈利。她也很长一段时间没给自己买过衣服、化妆品。因为压力大，月经不调，她只买了一次200元/副的中药，就再没舍得续。
那段时间，张璐经常能收到黄静波发来哭诉的语音。语音里，她说了半天不想管儿子了，但过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怕自己走了孩子没人管。
倪金磊也说，很多次他在跟儿子发完脾气后，回屋睡不着觉。在黑暗里，他掉过眼泪，感到内疚又手足无措，他替儿子着急，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帮到他。
他起初接受不了儿子是孤独症，找黄静波吵架，埋怨她不该在儿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去开童装店，忽略了儿子的成长；他也和父母吵架，觉得是他们逼自己生二胎，才会遭遇这样的窘迫。
但儿子好像也唤醒了他作为父亲的自觉。他说，儿子生病之前，自己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没有独立挑起过担子。
现在为了给儿子多存些钱，他从去年4月开始，揽下了夜里去周边的大厂县、三河县拉鲤鱼的活儿，每晚有500元左右的收入。通常晚上九十点钟出发，夜里一两点回家。以往晚上10点准时睡觉的他，常常要靠香烟提神，抽烟的频次也由过去一天一包变成一天两包。因为长期熬夜，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发际线明显后移。
好友程文彬已经很久没有在游戏中碰见倪金磊上线了——过去，对方总是从晚上七八点玩到十点准时下线，因为第二天要早起卖鱼。
倪金磊解释说，兼职拉鱼以后，没空打游戏，“收心了”。
有的时候，黄静波一个人消化不了情绪，会把儿子哭闹的视频发给倪金磊。一开始，他觉得“负能量相当大”，不愿意点开看。慢慢地，他接纳了儿子现在的样子，还会回一句“今天有进步。”
“第二次结婚”
复婚是黄静波主动提出来的。
去年10月份，她告诉倪金磊，她要带女儿回北京上班，挣钱还欠下的15万贷款。在此之前，倪金磊不知道她借过信用卡和网贷。
黄静波解释说，贷款都是儿子在北京做康复训练的一年多时间欠下的。倪金磊每月给她13000元生活费，只够交康复训练课程的费用，而往返北京的油钱，家庭生活开销都需要她另想办法。
倪金磊听完闷声不语，给她转了37000元，摔门出去了。
黄静波没有想到倪金磊会还贷款，如果不是因为贷款即将逾期，她还会瞒着他，“因为过去他挺脆弱，经不住事的。”
倪金磊闷头猛吸了一口烟，对记者说，那笔钱他原本攒下来想再买一根金链子。尽管离婚了，但他觉得只要是为孩子花的钱，自己“都有责任”。
2023年大年初二，鱼摊的账清了后，他又给黄静波转了25000元还贷款。这一次，黄静波主动和他提了复婚，她发现他“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劲。”
更现实的理由是，复婚后，她和孩子们的生活“会有一些保障”。
黄静波也想过把两个孩子都带走，但童装店做了没两年就关门了，她实在没有能力供养。
此前一直有复婚想法的倪金磊却没有立刻答应，他坦言自己的担心，“复婚之后，再欠更多的贷款怎么办？”
说这话时，已经夜里快11点了，倪金磊刚从养鱼大棚拉上910斤鲤鱼返程，他身形高大敦实，坐在狭窄的驾驶座上，肚子紧顶着方向盘，眉头拧巴，看上去有几分犹豫和苦涩。
3月10日晚上10点半，倪金磊去拉鱼。
他说，自己的心思不敢对黄静波明说，怕“一说又吵起来”。
倪金磊家的鱼摊生意一直由他母亲当家，每月给他开生活费。他记得， 2017年黄静波怀二胎的时候，当过一年家。一年下来，家里除了换一辆装鱼的货车花了五万多元，以及黄静波买了辆5.6万的二手汽车，几乎没有余钱。“但我妈当家一年能给我攒15万。”
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他卖鱼风雨无阻，只有每年初一休息一天。在他看来，每月往家拿的五六千元生活费——他的辛苦钱，足够一个县城家庭过上温饱的日子，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欠下10多万债务，还卖掉了自己结婚前买的金链子，他也觉得委屈。
但当黄静波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出门租房的时候，他有些慌了，“别人对孩子肯定没有亲妈上心，为了孩子也得在一起过。”
2023年1月30日，他们重新领了结婚证。
黄静波和倪金磊复婚的结婚证。
相较于第一次结婚，这一次他们的想法有些变化了。黄静波说，过去，她把婚姻想象的太过美好，但真实的婚姻需要做出很多妥协，磨合出彼此舒服的状态。
现在，倪金磊主动收拾碗筷，陪女儿下五子棋，或是帮儿子打开一个玩具包装，她都会把“我老公现在特别好”这句话挂在嘴边。
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心事都憋在肚子里。她记得第一年结婚的时候，她很期待倪金磊送的生日礼物，但他都不记得她的生日。后来，她学会主动向他说，他也愿意配合她买一捧花或一盒巧克力，让她高兴一下。
倪金磊的脾气变好了。他说，相比22岁时，32岁的自己“会想开一点，不那么计较。”如果惹媳妇生气了，也不再像过去一样，冷战好几天，“叫她两声，媳妇今天吃啥？我媳妇一搭话，事儿就过去了。”
有一次，黄静波高烧三天没怎么吃东西，随口说了一句，想吃馅饼。他晚上回来，从棉袄里掏回一袋热乎的馅饼，让黄静波感动得不得了。
今年3月，他们的儿子在离家不远的一家普通幼儿园就读，每月学费1200元，和其他孩子唯一不同的是，他需要回家午休。这家幼儿园的园长是黄静波的服装店老顾客，老师也是邻居，都很照顾小朋友。
3月9日，黄静波送儿子去幼儿园。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在五六家幼儿园碰过壁。唯一一家幼儿园同意接收，但提出条件，其他孩子每月全天托管费用1680元，他们家每月半天托管费用2000元，因为幼儿园需要腾出一个老师专门照顾。
好几次放学，黄静波发现儿子下巴磕青、眼睛肿了，或者大拇指被夹。念了三个月后，黄静波就不让他再去了。
让她惊喜的是，今年以来，5周岁的儿子哭的次数少了，认知能力也在变好。她教他做一个下蹲的动作，通常重复20遍，他就能记住。
这些变化在他5周岁之前，黄静波都不敢想象。她想起之前和儿子说的话：“你不会说话，妈现在都不着急了。只要你不哭，妈就已经心情很愉悦了。”
那次和她分别的时候，刚好她下单的防切割手套到货了。她说，准备帮衬倪金磊一块卖鱼。
两个多月后的5月底，当记者再次拨通黄静波电话时，她正在鱼摊卖鱼，电话里传来菜市场喧闹的人声。她笑着说，现在每天早上把儿子送去幼儿园，把女儿送去学校，8点到11点半就来鱼摊和倪金磊一块卖鱼，顾客都夸她是鱼摊的“颜值担当”和“销售担当”。
对她而言，卖鱼更像是某种喘息，从“儿女时间”中短暂抽身。不久前，儿子又被幼儿园劝退了，她几乎把县城的幼儿园都跑了一趟，才找到一个离家比较远的愿意接收孩子的地方。儿子放学后，她每天下午带孩子去县里的中医院康复，晚上再教他一些简单的词句。
最近，她换了微信头像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肉眼可见地瘦了，又开始化妆了。“以前总希望有机会回到22岁，现在觉得32岁真好。”她感慨。
（文中人物张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