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平台“一票难求”，加价倒票“大行其道”——演出市场倒票“黄牛”为何屡禁不绝？
“官方平台尚未开票，二级平台已提前预售”“官方开票立即售罄，加价购票则应有尽有”……今年以来，演出市场迅速回暖，再度激起了歌迷、影迷、戏剧迷们久违的热情。然而，官方购票平台“一票难求”、“黄牛”加价倒票“大行其道”又让众多观众“心灰意冷”。混乱的购票秩序、远高定价的“黄牛票”，严重困扰观众体验，扰乱市场秩序。
倒票“黄牛”为何屡禁不绝？二级市场票源来自何处？票务市场秩序如何规范？记者为此展开调查。
5月26日，“五月天”演唱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观众正排队入场。记者吉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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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平台开票“秒没”
倒票“黄牛”票源充足
连日来，“五月天”在国家体育场连续举办多场演唱会。“五月天”与歌迷现场互动时调侃式地询问大家是怎么抢到票的，引来全场哄笑。
早在5月9日，“五月天”北京站演唱会开票，30万张门票几乎瞬间“秒没”。官方售票平台大麦App显示，该演唱会票价从355元至1855元全部显示“缺货登记”。但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第三方平台上，高额加价转售门票的信息却比比皆是，不同场次、不同位置的门票一应俱全。
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看到，关于“五月天”北京站演唱会门票的转售信息数量庞大。记者以歌迷身份与一名转售者建立联系。他告诉记者，“五月天”北京站演唱会不同场次、不同位置的门票一应俱全，只要下单即可，但每一张门票的价格都翻了至少一番。“我卖的都是电子票，买到以后可以在官方售票网站查到信息。”
“黄牛”倒票行为，早已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北京等地多次开展专项整治和联合执法等行动。今年4月和5月，在韩红演唱会和任贤齐演唱会前夕，北京文旅、公安、文化执法等部门联合行动，核验演出资质和审批文件，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20人。针对“五月天”北京站演唱会，北京警方已依法打击处理倒票人员29名。
然而，相关整治和执法行动没能阻断“黄牛”倒票行为的蔓延。5月26日，在“五月天”北京站演唱会第一场开场前，记者在“鸟巢”附近走访发现，仍然有大量“黄牛”游走在人群中间。“要票吗”“收票收票”……短短百余米的路程，记者碰到了七八个“黄牛”。
记者在现场与一名“黄牛”询价发现，原价855元的看台票已经被炒到2000元，内场票更是炒到了6000元的高价。面对门票是否保真的质疑，该“黄牛”说：“纸质票、电子票我们都有，你要是不放心可以买电子票，在官方网站验真。”而对于门票来源，该“黄牛”闭口不答，快步离开。
在观众入场时，记者随机询问了周围7名观众，其中有3人是通过“黄牛”渠道购买的门票。
实际上，随着今年演出市场的回暖升温，官方平台开票“秒没”、倒票“黄牛”屡禁不绝，已经成为常见现象。
北京市民田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梁静茹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放票第一时间，通过多个官方平台购买，均没有成功，最后只好通过加价形式购买了“黄牛票”。“场次、位置都可以挑，就是价格贵了一倍。”
记者设法联系多名“黄牛”了解到，任贤齐、张韶涵等演唱会都有门票，需要根据举办地点或者场次实际情况加价购买。“阿根廷男子足球国家队来北京比赛的门票也可以预订了。”一位“黄牛”说。
9月周杰伦天津演唱会的门票目前还没有正式发售，但在一家第三方平台上，记者已经看到有关该演唱会开始预售并承诺有票的信息，原价1400元一张的内场票已经加价到26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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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抢票技术更新迭代
二级票务平台成“倒票”集散地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据监测，2023年一季度，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6.89万场。演唱会、音乐节在所有演出门类中的票房收入是最高的，售出的票量超过110万张。一边是观众对演出市场的迫切需求和热切期待；另一边则是“黄牛”们借机牟利。人们不禁要问：“黄牛”为何屡禁不绝？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
记者调查发现，“黄牛”倒票业务近年来开始从线下到线上转移。一些“黄牛”研发了专门用于抢票的软件，可以在售票开启第一时间抢到票，甚至还形成较完整的抢票产业链。在一些平台，记者看到有账号兜售门票代抢工具。一名业内人士介绍，如果遇到对实名制要求较高的场次或者热门演唱会，“黄牛”会预先收取定金，提前拿到账号和身份信息代抢。
还有一些“黄牛”会雇佣大量学生抢票，囤积票源，再以“代抢”或是“现票预订”的名义，在各大平台兜售门票。在某社交平台，记者发现了不少招收学生代理的账号在长期运作。
记者了解到，“黄牛”倒票之所以屡禁不止，是由于除了官方平台正常发售的门票外，还有大量不在线上销售渠道范围内的门票流入“黄牛”手中。
一家官方票务平台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北京的某个大型系列演唱会，只有70%左右的门票由我们的销售渠道以电子票的形式售出，还有大量纸质票不在我们的销售范围内。”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在“黄牛”兜售的高价票中，的确存在一定比例没有价格的纸质“内部票”。
当前，我国演出票务市场已经形成以一级专业票务平台与二级票务平台共存的多元化格局。二级票务平台整合了多方资源，成为票务领域重要参与者。这些二级票务平台主要提供中介服务，并不参与定价，票价由卖家自行设定，平台从中抽取一定佣金。
业内人士指出，因为这些二级票务平台没有票源，只是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实际上为“黄牛”倒票提供平台。二级票务平台无法辨别门票真伪，也无法规范市场票价，暴露出服务与监管的短板。
在官方售票平台的门票售罄后，记者搜索“五月天演唱会”门票，出现某二级票务平台的链接。记者立即尝试在该平台购买一张5月27日“五月天”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855元的门票售价达到1200元，其中既有第三方的加价，也包含平台的服务费抽成。
记者将相关信息投诉到该票务网站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该部门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她手头正在处理关于“五月天”北京站演唱会门票的投诉就超过1000起。“很多二级票务平台已经成为‘黄牛’的集散地。”该工作人员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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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建议加大打击力度
挤压非法渠道牟利空间
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表示，“黄牛”倒票行为已经愈演愈烈，如果不严加管理，将对演出市场健康发展、经济有序复苏回暖造成极大伤害。
4月26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明确表示“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种种举措都在整治演出市场乱象。”有专家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票务市场的组织方、演出单位，应当用好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强化网络售票实名制，挤压“黄牛”的生存空间。“市场调节或许出现失灵，但监管不该失灵。执法部门和行业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用好、用够、用足法律赋予的市场准入、行政监管、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权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打击和制裁黄牛倒票行为，为演出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服务。”
目前，记者了解到，各个票务平台不断通过订单限购、实名制、技术打击等手段，构筑票务系统的“防火墙”，挤压非法渠道牟利空间。
“强实名制”是许多演唱会用来防备和打击“黄牛”的一种手段，要求“人、证、照”合一，部分场次尝试“限时退票”“票务电子化”“仅允许转赠一次”等模式。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认为，实名制乃至“不退不换”是一把“双刃剑”。过度“一刀切”政策在堵住票务后门的同时，可能会涉嫌霸王条款，剥夺消费者解除合同退票的权利。
“因此要在稳定票务市场秩序和维护消费者权益摸索出一条新路径。一方面，完善售后机制，可以分时间分活动为正常的代买、转赠和退改需求留足救济途径，保证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要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芦云说。
一名票务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逐步回暖升温的演出市场，关键还是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督促主办方公开透明公示信息，加大打击力度，保护消费者公平市场权益，为我国消费市场复苏保驾护航。
责任编辑：薄晓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