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
“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
作者：付玉梅
或许她们曾在你心里留下波澜：关中平原上穿着红衣，说“宁可痛苦，不要麻木”的刘小样；用笔赶路、写下《秋园》的杨本芬奶奶；狭小储物间里，用画画救赎灵魂的保洁员王柳云……
她们咬着牙书写自己的故事，从生长在这片土地的普通女性变成一个个具体的名字。
52岁的黄新生也在写。
她是湖南长沙的一名环卫工人，个子不高，细眼、圆脸。她的生活每日循环：天没亮就出门、清扫、拖运、回家做饭、陪孩子、时不时要做兼职……最后累成一滩泥爬上床。
·黄新生。
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她手指有些变形，原因一半是握扫帚，另一半是打字。她的另一身份，是写下了300多部作品的诗人。
她的黑色双肩包里永远装着笔和书，写作的时间和空间都有限，比如拥挤的公交车上、夜里出租屋的冰冷床铺、垃圾车停靠的间隙……
两种身份交织在一起，工作也成为她笔下的素材。她曾写下《赠寒雨歌》，“发滴珠，橙衣拄帚随水流”。尽管狼狈不堪，但她理解苍天：“先施风雨，再布彩虹”。
这像极了她的人生。
向《环球人物》记者说起往事时，她突然将橙色工作帽脱下，声音哽咽：“你看，我头发都白咯，为这个家。”
近二十年的恋爱婚姻生活，她称是“爱恨交织，贫病交加”，为此痛过、哭过，甚至自杀过。丈夫意外离世后，她曾一天打四份工，拉扯两个孩子长大。
写作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就好像鱼儿进入大海，很畅快。”她庆幸自己找到了这片安放自身的海，还准备自考汉语言文学专业，圆曾经的梦。
把她的故事交给她自己吧。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与丈夫
我出生在湖南涟源的蓝田镇，钱锺书笔下的《围城》就发生在这里。可能是命中注定，我一生都离不开文学。
我上学时，人们说理科不好的人就是个“呆脑壳”。没办法，我就喜欢看“耍书（湖南方言，指闲书）”，读小说和杂志。
书读多了，我写作文也不错，常受老师同学称赞，也在区、县级作文竞赛中获过奖。60分钟的命题作文，很多人拿到题都要想半天，但我写起来很轻松，就像口干了要喝水一样。
只是我数理化不行，高考落榜了。当时我弟弟在读高二，我就没再复读。
我家里不富裕，母亲是童养媳，不识一个字，但她知道要送我们去读书。我父亲是石匠，会修桥修路、造房、刻打石碑。他手艺特精湛，会雕石龙、石狮，绘画完再用锤子细细雕刻，颇有艺术细胞。
所以我骨子里也有浪漫的因子在，才选了我丈夫。1991年，我到长沙一家印刷厂做学徒，每月扣完生活费后只有30元。我尽量节省，攒钱给弟弟读书。
我丈夫家里也穷。虽然他没有上大学，但他们家出过大学生，我觉得家风应该不错。
我父母不同意我嫁给他。但我刚从学校出来，对爱情充满憧憬，没听劝。我不要婚礼也不要彩礼，跟着他回了邵阳老家。
的确是我想简单了。以前在农村，自由恋爱是被人看不起的。我婆婆因此也不喜欢我。
我好像怎么也做不成一个好媳妇，即使我每天起床挑满水缸，浆洗一家衣裤。也许是我为人处事不圆滑，嘴巴也不甜，所以总挨骂，甚至挨打，哎！
我和我丈夫商量，不能一直留在家种田。于是我们去了广东，他没找到工作，回了老家的煤矿干活。我在东莞一家鞋厂留了下来，是最底层的手工岗，每天几乎不停地干。
那时我小儿子10个月大。我想到丈夫干着危险的活，又见不着孩子，心里苦闷，随手拿起一些草稿纸写几句诗，已经记不清写了什么。
没想到，工友抓起这些纸去上厕所，结果一打开看到上面写着诗，说不得了，跑出来问我：是你写的吗？
我说是，结果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我车间主任耳朵里。主任把我喊去聊天，发现我这个人还可以，就把我调去做品质管理。
我终于做出一点东西，想回家，却与丈夫产生矛盾。他沉迷打牌，我为此和他吵闹，有时他甚至拳脚相加。
家庭的开支随着俩小孩长大日益增多，我只能继续下广东打工。春节刚过，还在下雪，我记得自己半夜到了广州火车站，一个人不敢出站，又冷又饿，背着行李不停踱步，怕脚冻僵。走着走着，想起分别时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叫，我不禁悲从中来，在站台大放哭声。
为了这个家，我丈夫也有悔悟，想做点成绩给我看，证明他是一个值得我爱的人。
他开始搞建筑，四处跑工地，但运气不好，还是没挣到钱。他不爱读书和思考，遇到不顺只能去赌博发泄。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
我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等到小儿子也要上学，他提出要承包一个工地，和我保证会努力，让我回去帮他。我同意了。
可开工没多久，他就从7楼的工地上摔了下去，把命摔没了。那时他才43岁。
我有时会想，我有思想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他娶一个不像我这样的媳妇，穷就穷，打牌就打牌，都接受。但我偏偏就想往外冲，就想改变，让孩子读书，看更大的世界。
我甚至会想，是我把他逼死的吗？我心里堵，只有写出来才会觉得解脱。
为自己活一次
我再次离家，背着3岁的小儿子去投奔老同学。她在广东开婚纱加工厂。我很感谢她收留我们母子，拼了命地干活。
但是小儿子在车间呆不住，常哭闹，影响工作。我不得不送他回湖南老家，再独自回来。
旧的烦恼去，新的烦恼来，我不停地写。每天下工后，我就去附近的书店、报刊亭找书读。
实在想念孩子，我决定回长沙找份自由一点的工作，少挣点也没关系。有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环卫工人，就去打听，你们家小孩呢？
他说，早上扫完地孩子还没醒，中午还能回去搞个中饭，晚上也不加班。我说这个工作好，赶紧去应聘。只是工资太低，一个月1300元。
主管见我戴着近视眼镜，问我，你能做吗？我说我是农村出身，种过田、进过厂、下过工地，什么苦都能吃。
主管给了我机会，我也没让他失望。我每天到得比别人早，走得比别人晚。主管认可我，让我干两份工，给我两份工资。他们知道我是单亲妈妈，都很关照，让我家里有事就说一声，逢年过节还让我带小孩参加活动。
环卫工干的是风吹日晒、灰头土脸的活，但也因为这个职业，我才第一次感受到关怀。
我还买了一台缝纫机，在路边摆起小摊。我做过婚纱，手艺还可以，挣不了几个钱，遇到家庭困难的人我也不收钱。有时下班我还去给人家搞卫生，一点点积攒起来，基本能应付家庭开销了。
一个女人独自面对社会和生活的压力，感触总会多一些，无处抒发，我就记下来。有一天，我无意中点开“湖南环卫”的网站，看到一个征文比赛，赶紧留言说想参赛。很快，网站负责人罗梓荣就来联系我。
我说我喜欢写日记，诗歌散文小说都写，但我和社会脱节了，不知道怎么发表。我把文章给他看，他觉得不错，把我拉进了一个群，叫“环卫人的诗与远方”。
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看到大家都在写，像竞争一样，我也不停写，发到“湖南环卫”的平台上，获了几次奖。
一个环卫工人爱写诗，被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发现了。她跟着我到我家去拍，看到摆满了几个书架的书，还有一本被翻得皱巴巴的《中国古代文学》，像发现了宝贝一样。
我的秘密也被发现了。我在自考大学，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经通过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两科。这毕竟是我刻进骨子里的东西，不用怎么复习。
文言文就难搞了。我年纪大了，背东西很吃力，书都翻烂了，还是没搞定。
说真的，很多媒体来报道我时，我很羞愧。因为我没通过考试。
我只觉得这是我非做不可的事。很多人说，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考这个有意义吗？我从前放弃了一次机会，半辈子都在为家庭付出，不管有用没用，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
明天会更好
在长沙稳定下来后，我办了张借书卡，一有空就跑图书馆。我每天坐公交车，早上花40分钟，晚上堵车，得花1个多小时，但那是我最开心的时间。
我会带上想看的书，有灵感了就掏出手机打字。干环卫十多年，我养成一个习惯，马路上多吵闹都能很快静下来。公交车上还有空调，环境已经很好，发生什么都不会干扰到我。
我开始写中篇文章后，疯狂得很，没写完连觉都不想睡。说得夸张点，就像生小孩一样，一定要生下来，不然自己也得死，小孩也得死。
冬天是最难的。10多平的出租屋里没有空调，我缩在床上用手机打字，手指又麻又冷，受不了时就呵两口气，再继续写。可能手就是这么被冻坏的，但我不后悔。
我的工作带给我太多写作素材。我写过一篇《明天会更好》。故事里的环卫工“林云霞”其实就是我。我在菜场遇到一个乞讨的妇女，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孩。
底层的挣扎，那种滋味我有过。我掏出五块钱给她，她却说，你一个搞清洁的就不用啦。
我才发现，自己那天已经累得头发都汗津津的。我和她说，我还过得去，比你好呢。你不要怕，加油，一切都会好的。
一个老乡走来提醒我，说这样的人很多是骗子，你上有老下有小，何必操这个心。
但我相信她看向孩子的眼神不会是假的。望着有难处的人不帮，我心里过意不去。
第二年春天，我又见到这对母女。这女人似乎苍老了些，但已经不再乞讨了。她铺着一块垫子，摆着五颜六色的鞋垫。
我走过去，她马上也认出了我，欣喜地和我说，在政府部门帮助下，她被安排进制衣厂打杂，住上了廉租房，女儿也上学了，得闲时才做做鞋垫。她说：“大妹子你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
她拿出两对鞋垫要送给我，我拒绝了，把钱扔给她就跑，她还追了上来。我那天很开心，旁人都说，“这扫地的，蛮快活哦！”
如果说看书和写作给我带来什么改变，或许就在这里。人家总说我胖乎乎的，可能是文字的智慧影响到了我，可以把心态放宽，去接受、放下，然后往前走。
我虽然是一个环卫工，但靠自己的力量撑起了家庭，我觉得很有尊严，还想去爱更多的人。
我想让孩子们看到，妈妈从没放弃过自己。我希望在他们骨子里也刻下这些东西。有爱的孩子，将来肯定也能够获得幸福，是不？
我也是一个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我每次回老家，老父母总要给我“喊魂”。这是我们农村的习俗。当小孩子受到惊吓，睡不好，喊一下“魂”就能得到安宁。我曾写下这个场景：
老娘架起她那溜光的木楼梯，颤悠悠地爬上去
朝向她认为我丢魂的方向，高亢地呼唤我的名字
回家吧
老父亲就在楼梯下大声接着回应
回家了哩
我乖乖地坐在堂屋长条凳上
等老母亲下了楼梯回屋
按着我额头连呵三口气
到家了哇，到家了
这一夜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