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案一审开庭当日，郭芳丽在法院门口
红星新闻记者|陈怡帆蓝婧
责编丨冯玲玲编辑|潘莉
35年过去了，郭芳丽早已忘记人贩子的那张脸。
但她记得，一切都因上学路上自己的好心帮忙而改变。13岁那年她被拐去山东，14岁成为母亲，15岁被解救回家，却被塞进另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而买家对她骚扰持续20多年。她一度报警，但被拐时生下的孩子劝她隐忍，不能耽误自己前途。
这些年来，身边人对她也多有责备，“像自己犯了错”。午夜梦回时，往事就像巨石压在心头，自己的人生因为被拐陷入困境。她总是假设，如果当初不轻信他人，如今该是何种命运。
2022年3月，在看到公安部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时，她又有了盼头，决心让那些伤害她的人付出代价。
2023年2月20日上午，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决，判决人贩子犯拐卖人口罪，有期徒刑12年，驳回了郭芳丽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她不服，认为“判轻了”，已经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有人曾告诉她，她的经历像一部电影《盲山》，她要等着案子真正了结，就去做打拐志愿者，走出这心中的“盲山”。
↑如今的郭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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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命运的上学路
郭芳丽是陕西省渭南市华县人，被拐时，是1987年一个寻常的早上。早晨7点，她去上初一的早课。她的家离学校4公里远，要走50多分钟。上学路上，一对问路的中年夫妇，彻底搅乱了她从今往后的平静生活。
快到学校时，夫妻俩抱着孩子向她求助问路。她热心地带着他们走了一段。临别时，男的对她说“等会儿，要谢谢你”，就去小卖部买了瓶粉色汽水拧开盖递给她。郭芳丽喝了一两口失去意识，再醒来时，已在驶往山东的列车上。
人贩子夫妻骗她，说她突然昏倒，又没人管。他们便带上她去山东办事，过两天回去。郭芳丽记得，一路上他们给她买吃的喝的，很是热情。回想起来，郭芳丽仍后悔不已，自己轻信对方是“看他们抱着个孩子”，以为他们为人父母不会有害人之心。
第二天天黑，他们在山东菏泽市胡集乡的胡集旅社住下。半夜里，有个男人在她身上乱摸，撕扯衣服。她被惊醒，大叫着抵抗。男的扭头往外走，在开门那一瞬间，她认出这是男人贩子的身影。她惶恐不安，更不敢和人贩子撕破脸。
第三天下午，男的告诉她，路费不够，让她在别人家待几天，会再接她回去。她一心想着逃离男人以免被侵犯，当一个又黑又矮的中年男人带她离开时，她并没有太抗拒。郭芳丽记得，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一群人围着她绕过一个个村庄，茫茫黑夜里，她不知道要去哪里，更不知道等着自己的是何种命运。
当到达一农户院里时，里面挤满男女老少，都围着她嚷嚷“花媳妇、看花媳妇”。直到进屋看见大红“喜”字，郭芳丽才反应过来，她被骗了。她说她要走，那个黑矮的中年男人对她说：“你走不了，你是我买来的媳妇”。郭芳丽问他，“你花多少钱买的？你把我送回家，我爸妈肯定会把买我的钱给你。”他不相信，他说，“卖过来的人都是山沟里的，不可能付得起这么多钱。”
买方说的并无道理，《女性缺失与社会安全》书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多是由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向江苏、山东、河南一带流动，拐出地多为经济落后的省份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但郭芳丽不是穷孩子，她的父亲能干，给妻儿挣来优渥的生活，郭家称被同村人戏称为“西门财东（财主）”。在上世纪80年代，她家就已拥有20寸的海燕黑白电视机、长城牌电扇、缝纫机和一辆农用车。而她成绩优异，一路读下去，或许会过上更精彩的生活。
但无数的可能性就此终结。任凭她再怎么吵闹或哀求，买方一家只说他们不要钱，这家人在村里不穷不富，家里三个儿子，只要她做老二的媳妇。她被囚禁在房里，到饭点买家就把吃的送过来，她上厕所就派人跟着。
白天，家里的女眷们来给她做思想工作，劝她安稳过日子。其中，老三媳妇大着肚子跟她说：“我是陕西的，我也是跟你一样这么过来的。你看这儿多好，我都怀孕了，安安实实搁这过，咱俩做妯娌挺好的。”
郭芳丽只想赶紧逃。她想着把自己弄伤弄病，就能去医院，能与外界联系。但她错了，她把煤油灯的灯油一饮而尽，胃抽得难受，这家人只是找来村医给她催吐。之后的看管愈发严格，白天有人盯着，晚上屋里连煤油灯也不给她。老二向她承诺，会给她家人写信。但过了半个月，没人来菏泽。
她又被骗了，这次她发现屋里的木板有根露出来的钉子。趁着没人时，她每天一点一点地把钉子向外旋，抠了好几天才把钉子抠出来，有鞋钉那么长。她就着水吞下去。即便如此，老二一家只是把村医叫来，给她开药催吐。
她和老二就这样僵持着，但也逐渐与老三媳妇亲近。到了初夏，有天饭后老三媳妇问郭芳丽，你能不能喝酒？她说要是把酒喝了，她就帮忙写信。郭芳丽信了，醉得不省人事。再醒来时，身上没了衣服，老二对她说：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郭芳丽觉得丢死人了。她父亲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如果现在以这副模样回家，肯定会丢他的人，被他狠狠打。再加上老三媳妇劝她：“你看已经这样了，还不如搁这好好过。”慢慢地，她的心也一点点松动。她想着，既然走不了，就先保证自己人身安全，再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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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生子和被解救再嫁
当她被卖后，不仅肉体和精神被剥夺，连名字也失去。她被迫成为老二的妻子“李萍”。接下来的日子，她怀孕、生孩子，每天穿着旧衣服做农活，像老二一家买回来的工具，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的13岁。
郭芳丽回忆，在麦子成熟的季节，她生下了男孩龙龙。分娩的第六天，她就爬起来做饭、独自带孩子。她不仅承受生育的苦，还要在无爱的婚姻关系里忍受男人的暴力。有天她带孩子时，不小心把锅烧坏了，老二回家见状就是一顿打骂。当晚她心里难受得紧。
到了被拐第二年，看管渐渐放松。以往她去哪儿都是一群人把她围着，而在正月初六赶集时，村里的女人们被集市商品吸引、四处挑选，不知不觉郭芳丽落在人后。她想着“这是个好机会”，于是借口上厕所，设法托人向家里递信。
她不知道信到底有没有寄出、家人有没有收到。她每天盼着，不时朝村西口看。在无望的等待中，临近清明时，父亲和4个民警突然出现在院里。她扑过去抱着父亲哭，父亲对着民警说“是我娃是我娃”。
民警一个劲地朝她眨眼睛，说回去看看她妈，之后再回来。父亲也谎称，他同意这门亲事，她去看看母亲就回来。但买家不让带走孩子，她内心煎熬，孩子还要吃奶，“如果我走了，孩子咋办？”直到听见民警说，母亲受不了女儿被拐，“天天哭”，她才决心回去。
一出门，村里十几个男男女女把车堵住，不让她走。民警掏出了一副手铐，“他说你们谁要是拦，就把谁一块拉走判刑。”看她真要离开了，邻居家媳妇把自己的蓝色外套给她，她就这样上了车。后来父亲跟她说，当时他眼泪掉下来，“没想到我在过那种生活，穿的都是别人不要的衣服”。以前她在家时，在最困难的上世纪70年代，家里也没断过肉。到了山东，她一年只能吃上一两回肉。
回家后，父母极力补偿错失她的两年。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要什么就给她买。但再怎么样弥补，被拐生子始终是这个家庭挥之不去的阴影。为了找她，父亲停了生意，卖了车，家里负债累累。最穷苦时，家里四只鸡下的蛋一个都不能吃，全得拿去卖钱。母亲也经常抱怨“如果不弄出这个事，家也不会这样”。渐渐地，郭芳丽也自责不已，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另一边，买家的骚扰也持续不停。郭芳丽记得，回家一周左右，老二找过来，赖在这里不走，让她跟自己回去。父亲和他争执不休，双方还动了手。最后，曾解救郭芳丽的民警买了火车票把老二送走。从那之后，老二频繁来信，月月都寄。父亲悄悄把信收了起来，不让她看。她不再去学校读书，“家里人觉得这（被拐）丢人”。回家两三个月，父母给她介绍了对象，他们在冬天成了“夫妻”。
这段真正的婚姻中，郭芳丽与丈夫生了一双儿女。她跟着父亲一起倒粮食、贩水果。家里的货车卖了，她就骑自行车跑到几十公里外收粮食，再运回来卖。光景好时，一天能挣上一两百块钱，“那时候其他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慢慢地，她又把家境挣回来，日子也算安逸。但平静的表象下，她从未跟丈夫坦白过以往被拐生子的经历，而老二的来信亦从未断绝。
当父亲不再替她收信时，买家的信寄到大队部（村委会）被人拆开，她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说她被一个60多岁老头包养，有人说她还在和山东那边保持联系。面对村里的风言风语，她一度尝试辩解。可最终发现“你今天给他说，一天过去他会忘掉，他还是想着以前的事”。
那些极力隐瞒的秘密曝光后，每一次来信都会加剧她和丈夫的嫌隙，引发无尽的争吵，婚姻愈是难以为继。1997年，他们离婚，丈夫悄悄带走儿子，留下女儿，从此杳无音信。从那以后，郭芳丽对追求者的示好退避三舍，再也不碰婚姻。
离婚后，村里对她的议论甚嚣尘上。她还记得被村民排斥时的难受，“他们在那儿嘻嘻哈哈地说笑，我一走过去就都不吭声。等我走开，他们又开始说笑”。
“明明我是受害者，为什么弄得像是我做了坏事？”她难以忍受村里的氛围，便外出打工，四处漂泊，孩子也深受影响。女儿怨她缺席了自己的成长，“她说我以后养姥姥不养你，我说为啥？她说我是爷爷奶奶养大的，怨我不管她”。女儿告诉媒体，她上学时，村子里传遍了有关母亲的谣言，还有同学在墙上写母亲的坏话，让她一度自卑。对于流言蜚语，郭芳丽也无奈。她告诉女儿，等你长大，我就告诉你。但至今，她们也从未面对面地聊起往事、谈起彼此心中的芥蒂。
背井离乡那一年，郭芳丽26岁，已经独自负担起整个大家庭的生活，还把夫妻怨怼、流言蜚语、母子相隔、各种羞辱……经历个遍。她再也不愿对他人敞开心扉，天大的委屈也一个人消化，久而久之，她在自己周遭竖起冷漠和尖锐的无形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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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着能洗去“耻辱”
“不瞒你说，我自杀好几回了”，绝大多数接触过郭芳丽的人，很难想象这个动作麻利、坚韧能干的女人会轻生。
要知道，她以前跑业务做销售时是个“自来熟”，和谁都能打成一片。别的业务员一下班就失联，但她不会。客户们有啥困难，她都热心帮忙，负责的区域业绩在公司里也遥遥领先。她性格率直，说话、做事不绕弯子，同事们都打趣叫她“郭大侠”、“像个男人”。为了谋生，她能独自跑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的俄罗斯和日本，无所顾忌。
她也爱美。她个子娇小，身材匀称，长了一张鹅蛋脸。一头巧克力色的短卷发显得皮肤愈发白皙，即便是温柔地笑着，也流露出事业女性的刚强。工作要求她穿着得体，久而久之她也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衣服多得能“一天一套不重样”。自离婚后，每年过生日，她都去照相馆给自己拍一套写真，没人记录她容颜的变化，她就自己来，“我就想着留个纪念，没人爱我，我自己爱我自己”。
↑郭芳丽给自己拍的生日写真
如今，她年近五十，在西安做住家保姆，照顾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两只猫。她形容和雇主处得“像家人一样”，连两只猫晚上也挨着她睡。她的日子过得规律，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照顾老人、做饭，下午再在直播平台上做红娘，给那些寻求陪伴的男男女女牵线搭桥。但一到夜深人静，往事涌上心头。心脏像被巨石压着，她难受得喘不过气，“所有人对我的印象都是每天嘻嘻哈哈、快快乐乐的，但我的眼泪只有我自己知道。”
被拐带来的伤害持续至今。直到2011年，老二还在持续跟她写信。她忍无可忍，向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求助。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但留在山东的儿子打来电话，说如果父亲被抓，他以后工作结婚会被影响。郭芳丽也理解，她向警方表示，别让老二寄信就好。
从那之后，老二不再来信。她以为不被打扰一切就会好转，但旧伤难愈。以前的同学一个个上了大学，有了好工作；以往成绩不好的，也过上体面的日子。而她的人生却一败涂地，“没有人知道这些年我心里的苦，我拼命工作赚钱、养家，到现在家里人都不理解”。
每当生活不顺时，她就会假设，如果她不曾被拐，是不是现在就不会如此劳累、如此波折？郭芳丽告诉记者，被拐就像根刺一直扎在心里，午夜梦回，她常常觉得人生像走到了绝境。郭芳丽说，如果不是案子还未得到公允的结果，心里的刺仍未拔出，“我早死好几回了”。
当知道她所有心路历程时，上官正义懊悔不已。他对她道歉：对不起啊，2010年你最初找到我时，我就该多跟进。
2022年3月，公安部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时隔35年，郭芳丽决心报案，“想要追究人贩子的责任”，她的经历被上官正义发在微博上，公安部门很快跟进，将人贩子绳之以法。
追责人贩子，意味着重启调查。但35年过去，胡集乡已改头换面，街道变了、老房焕然一新。当初住的胡集旅社变成了银行。而那些带走她的、帮助她的人也纷纷离世：老二因车祸身亡、和老二一同带她回村的亲戚、替她写信的警官也都去世了。
两个儿子分别联系她，劝她不要再配合警察了，怕查出来影响前途，“我没解释就把电话挂了，拉黑了。”
她站出来面对媒体、面对镜头，只期盼着“洗去耻辱”。上官正义记得，他还提醒郭芳丽要注意隐私，但她说不要用化名，“以前，她以为自己不提及或者躲起来，就能逃过一切，但这些年来，她和家人都受到双重的伤害”、“她该吃的苦、该受的罪，她都经受住了，现在她没有什么不能去面对的。”
案件于2022年12月19日在牡丹区人民法院开庭。开庭前，她焦虑得夜夜失眠，在法庭上，她见到穿着防护服的人贩子。对方在庭审时突然翻供，他“大喊大叫，说‘我没见过她，如果是我做的话，你现在把我枪毙、赔多少钱都行’。”
她被气哭，但平静下来后，惊觉自己不再焦虑。在反复地讲述被拐经历后，她发现自己“心里反而轻松多了，不管事情走到哪一步，我的心情是好的”，她形容以往压在心口死沉沉的大石头“已经撬动了”。
有人曾告诉她，她的经历像一部电影《盲山》。她看完后失眠了一整晚，“不知道还有多少姐妹，没有逃出来，过着心不甘情不愿的、为了孩子的生活”。
2023年2月20日上午，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决，判决人贩子犯拐卖人口罪，有期徒刑12年，驳回了郭芳丽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她不服，认为把人贩子“判轻了”，已经向检察院申请抗诉。
她等待着案子了结，自己就跟着上官正义做打拐志愿者，给他帮忙，“因为我不想再有人有我这样的遭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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