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半月谈》报道，自“新十条”发布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率先取消了落地前先报备的要求，但迄今仍有些地方还在坚持。
1月6日，安徽黄山屯溪区某小区居民反映，所属社区要求外来返乡人员前往物业处进行报备，报备需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往返地区、是否感染过新冠病毒等个人信息。无独有偶，安徽黟县、河南沁阳等地此前都曾发文要求返乡者提前进行报备。
平心而论，如果这些地方是12月7日前发布返乡报备要求，还情有可原，毕竟当时有当时的情境。可在去年12月7日“新十条”发布，今年1月8日起“乙类乙管”、全面调整防控节奏的背景下，仍要求提前报备，未免有些说不过去：现在连跨区域流动都不验码了，连行程码都已经成过去式了，还有必要沿用之前的报备做法吗？
毋庸讳言，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势必会给家乡地“保健康，防重症”形势带来变量。连日来，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务工者因疫返乡、学生提早放假叠加年关附近频繁的红白事酒席，加速了感染潮的到来，由此而来的是医疗资源紧张。
鉴于此，部分地方在春节来临前，对返乡潮带来的冲击事先预估、提前准备，也可以理解。黄山屯溪区有关社区工作人员说法就是，收集信息的目的仅为统计返乡人员数量，了解人员流动情况。可即便如此，需要评估或统计的也是整体人员流动情况，而非具体个人信息。
在当前情况下，还要求返乡者填报包括个人姓名和是否“阳过”在内的信息，于法无据。要知道，个人姓名、手机号、往返地区、有没有“阳过”等信息，都属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不能想采集就采集，还得有法律依据才行。
在新冠“按甲类管理”的阶段，就算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存在“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形时可获取个人信息，那也不能随意滥用。如今新冠已回归“乙类乙管”，再按照特殊时期的办法行事，已经失去了法律基础。
正如多位法律人士分析的，在缺乏法律支撑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若做出借报备为名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要求，理论上属于无效行政行为，还可能涉嫌行政违法。在地方向返乡者明确了收集目的并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返乡者在知情同意基础上可自愿报备，但得是自愿而非强迫。
因此，有些地方在要求返乡人员报备前，得先自问下：这经得起一句“凭什么”的质疑吗？
要减少返乡潮对地方疫情形势的影响，其实可以着眼于呼吁返乡人员做好基本防护、保护脆弱人群（包括老人和基础疾病患者等），但不能在法律规定外附加义务。事实上，在“硬隔离”措施取消的情况下，要求报备也没实际意义。
从社会层面看，让返乡者报备有没有“阳过”，也是给民众人为添堵，还可能助长“新冠羞耻”或逆反情绪，甚至带来阳性或非阳性歧视。在防控措施调整将被阻滞的流动重新还给人们后，也不应该再给外出者返乡设置无形的关卡。
从结果上讲，多地要求返乡者报备，客观上也会在设置阻碍中加大外出务工者的心理压力，降低其返乡意愿。都说“乡愁难寄”，回家过年也是乡愁代偿的方式。当此之时，再以有形无形的方式（包括仍要求报备）抑制他们压抑已久的归乡情结，也极易招致大众反感。
相形之下，让那些外出务工者顺顺利利回家、安安心心过年，才是更有温度、更得体的做法。本质上，要求返乡者报备，仍是一种变相加码。它的出现也是一种提醒：在疫情防控节奏切换后，仍需警惕加码乱象重来——这类加码虽然看上去“温和”多了，但只要是加码，就都该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