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跌破1200万，创37年来新低的相关数据引发关注。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上一年减少70.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为1985年以来的新低，2010年初婚人数多达2200.9万人。
与初婚人数减少同时发生的，是初婚年龄的推后。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与2010年相比，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63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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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婚姻的相关研究中，学界常对“不婚”采取这样的定义：又称“结婚延迟”，不单指长久意义上的独身，也指包括晚婚、未婚同居、恐婚、（暂时性）独身等在内的婚姻延迟现象，既包括主动选择不婚的群体，也可以包括被动选择不婚的群体。
初婚人数为何创下新低，初婚年龄又为何推迟？当代适婚人群“不婚”的主要原因真的是买房、生育等压力吗？在此之外，高校扩招、新型婚姻关系的微妙变化又是如何对“延迟结婚”发生作用的呢？不过在此之前，一个需要被回答的问题是，初婚人数跌破1200万是对“不婚”真实水平的反映吗？初婚人数减少背后是否存在着其他人口结构、性别平衡等人口学的原因？红星新闻记者采访相关专家，对此进行了阐述。
初婚人数创37年来新低
反映“不婚”的真实水平吗？
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较2019年减少了113万对。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3万对后，连续7年下降。2020年814.33万对的结婚登记人数，也创下了自2003年以来，近17年中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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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降低的结婚登记人数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延迟结婚”选择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这些数据背后有两个重要的人口信息，一是现阶段适婚年龄的人口数相较于之前是减少的，二是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对初婚人数降低亦有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适婚人口呈现男多女少的特征。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
2021年初婚人口跌破1200万，这一年的数据能反映“延迟结婚”的真实情况吗？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翟振武曾在《中国人真的都不结婚了吗——从队列的视角看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中从队列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结婚和不婚。
翟振武表示，利用某一年的婚姻指标对一个人口的婚姻状况进行分析，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会受到时期因素的影响。而且，婚姻状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可以在结婚-离婚之间不断发生转换，仅通过一年的统计数据显然无法很好地反映人们的最终婚姻状态。要准确反映一个人口的婚姻及其变动状况，就需要利用队列研究方法，从纵向的角度观察同一批人在某一年龄的婚姻状态。以离婚率为例，只有计算同一队列已经结婚的人中有多少人离婚，而非离婚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多少比例，才能真正反映这批人的婚姻变动状况。
“我国粗结婚率的下降、粗离婚率和离婚结婚比的上升背后，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婚姻推迟的影响，并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我国真实的结婚水平仍旧很高，年轻群体中婚姻年龄在逐渐推迟，但最终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进入婚姻状态，同队列终身不婚者的比例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翟振武在文中写道。
结婚率低是否意味着年轻人不愿结婚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在《结婚率新低现象的人口学解读》中表示，很显然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结婚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衡量一个人口结婚可能性的指标并非是时期的结婚率，而是队列的结婚概率或人口的终身不婚率。
买不起房对年轻人“延迟结婚”
产生多大影响？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现在的大城市婚恋市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去相亲，首先先摆出来有几套房几辆车”，好像传达着一种信息，拥有房产的人就拥有了在婚恋市场的巨大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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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小冬自大学本科起与男友恋爱已有10年，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经济问题”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他们的结婚决策。
在金融街的黄金地段，小冬和男友以万余元的月租价格租住着宽敞、舒适的公寓，他们的计划是在买一个位置、环境都没那么好的“老破小”后结婚，婚后他们每个月要一起为之还上2万余元的房贷。
“我们收入都很不错，还贷基本没有压力，唯一的障碍就是首付的钱，攒出来就好了。我们基本没抱希望去买现在租的这种房子，我们心理上结婚的条件不是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只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小冬说。
严跃进向红星新闻记者算了一笔买房账，“大城市房价比较贵，上海郊区的房子也得500万元左右，市区要800万元，甚至是1500万元到3000万元。北上广深的年轻人都面临这个方面的压力。”
同时，严跃进表示，户口也是影响年轻人在超大城市结婚选择的关键因素，“或者说因为没有买房而难以落户，或者说因为没有户口而在买房方面资格上受限制。”
“也有租房结婚的，但这肯定是暂时的，租房也是一种过渡。”严跃进说。
2020年，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下的《适婚青年“租房结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购房结婚”对推迟结婚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表示，男女青年对于结婚住房的选择，是一种符合社会期望及自身角色地位的行为。“买房结婚”已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结婚前置条件，多数青年认为拥有属于自己的婚房与婚姻稳定及婚后幸福密切相关。
同时，研究发现，“租房结婚”意愿整体偏低，受访者中仅37.2%的人意愿“租房结婚”；“租购并举”政策未能有效促进“租房结婚”，青年将“租房结婚”当作权宜之计，而非组建家庭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们不愿意“租房结婚”的原因在于经常需要被迫搬家、没有“家”的安全感、“租购不同权”等，而对于“落实租售同权政策”“保障租户续租权利”“提供结婚周转房”已成为适婚男女青年的共同期望。
买不起房使年轻人无法走进婚姻的问题有何解呢？严跃进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让单身的能够买到房，比如降低购房的首付比例、取消一些购房的限制。
“另一方面，对有可能选择租房结婚的伴侣做好引导。小孩子前几年幼儿园读书，等到读小学了，夫妻俩差不多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买房的经济能力，可以再慢慢上车，这些政府在后续可以去做引导的。”严跃进说。
经济发展、同居宽容……
多重原因共同作用“延迟结婚”
经济原因对“延迟结婚”的选择产生影响，但并非决定性原因，红星新闻记者检索2020年、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分地区年末人口数、结婚登记对数，计算出各地结婚率后与各地GDP数据比较发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结婚率低的情形，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结婚率并无显性关联。
2020年、2021年西藏、青海、贵州、安徽均位列结婚率最高的前4名，而浙江、上海两地则连续2年位列结婚率低的前2名。虽然这一信息符合经济较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经济欠发达地区结婚率高的认知，但并非整体规律。北京、江苏、天津等GDP较高地区的结婚率在总体排序中并无规律，GDP较高的天津结婚率也较高，而GDP较低的辽宁、河北结婚率也低。
↑2020年各地区GDP与结婚率（据各地公开数据整理成表）
↑2021年各地区GDP与结婚率（据各地公开数据整理成表）
原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结婚登记人数减少这一现象是综合性因素作用的，很难划分是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或者是社会因素在起主导作用。从经济、社会原因上来说，这是现在多样化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步。
“不婚”又称“结婚延迟”，包括晚婚、未婚同居、恐婚、（暂时性）独身等在内的婚姻延迟现象。其中，“未婚同居”的“婚姻延迟”状态也是如今初婚人数跌破1200万的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社会认知中对于婚前性关系或者同居的包容性越来越强。
在北京工作的波波，今年30岁。她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身边有很多关系稳定的情侣都保持同居状态。“如果同居的情侣都结婚，那我身边的结婚率应该算蛮高的，不过也不该这么算，他们不是因为能同居就不结婚；如果让他们结婚，他们可能连同居都放弃了。”
在许多关于结婚率走低的学术研究中，“高校扩招”是一项重要背景，年轻人结束教育的时间推迟，同时在受教育过程中形成对婚姻新的认知和追求。
“任何一个事情都是硬币的两面，其实现在你看20-29岁的年轻人，其中46%以上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尽管他们实际上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在自然而然地延迟婚礼。”原新说，“去比较一下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像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基本上都到了30岁，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大概在26岁左右，所以我们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在高校扩招这一背景之下，受教育并不只是在时间上延迟了结婚选择，更在观念上改变了一部分受教育者的感情追求。波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小时候，她一定想不到自己现在不想结婚，“小时候理解的结婚是什么，我现在感受到的婚姻是什么，和婚姻真的是什么，可能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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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华表示，对于部分年轻人的思想、价值观而言，“婚姻的吸引力其实没有那么大。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婚姻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人生过程。虽然中国的结婚率在持续下降，但还是比很多国家要高，社会的宽容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
马春华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能你分到一个单位，很多人关心给你找对象，现在大家都会在这方面保持距离，不会去关注是否结婚。除非这些年轻人表示需要帮助，或者表露出这种想法，单位那些年长的同事会帮忙一下，但不会像以前大家都很关注。
“选择不结婚，一方面年轻人可能觉得不是很必要，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不结婚也可以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不会受到一些非议。在陌生人社会中，其实大家对彼此隐私都会保持一个相对尊重的态度。”马春华说。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王炳钰在其《不婚现象：中国社会的现实与可能影响》论文中提到，有研究认为，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现代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性大大降低，这为两性关系的平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断趋于平等的两性关系，使得女性在择偶方面变得更加苛刻，如果找不到符合条件的婚配对象，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也不会愿意屈就不合心意的婚姻。
“不婚”有何影响？
是否影响年轻人的生活幸福？
马春华表示，“不婚”最重要的影响可能还是和生育率有关。“咱们的生育率持续下降，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只有1.6左右，这都是很低的，这也是政府部门、学界都在关注的。其实，我们2001年出台的婚姻法给予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是在现实中或者在一般接受中，好像还是更多只接受婚姻内的生育。”
马春华认为，对整个东亚社会而言，包括中国在内，还是比较倾向于婚内生育的，如果不结婚的话，在很大程度上生育率是没办法提高的。
原新说：“即便是保持同一个生育率，但结婚的人数减少，出生人数就在下降，因为生育者本身少了。比方说都生两个孩子，现在有3亿的育龄妇女和将来只有2亿的育龄妇女，生出来的人肯定少。它不涉及到率的问题，而涉及到整个出生人数的问题。直接的后果是出生人数还会进一步保持低迷。”
但对于选择“不婚”是否影响年轻人的生活幸福？“各有各的选择，整个社会现在是多样化、千差万别的。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式，那么一定有你的生存之道、生存的价值观，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原新说。
“很多父母担心孩子不结婚，还是担心他们以后年纪大了没有人照顾。”马春华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随着中国本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未来国家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能够解决此类顾虑的话，我觉得问题其实也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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