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记者张英实习记者毛志成一叠叠等着被收购的废纸壳，摞在家门口，占去一大半过道。这些纸壳，是曹桂香与北京这座城市建立联结的支点。
曹桂香近70岁了，一年多前，为了照看年幼的孙子，她从湖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像很多来到大城市的老人一样，刚开始她感觉很新鲜，但很快被无聊和孤独包围，这是她一生中不曾熟悉的人情、节奏和空气。
为下一代照顾子女，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传统。很多年前，老人们更多地是和孩子一起留在老家，在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他们似乎并没有太多不适。但今天，年轻的城市移民意识到留守儿童问题，使得老人进城里帮忙照料变得更普遍。代价是老人的晚年，却又因此而变得单调。
为解决婴幼儿照护问题，国家近年来提倡针对0-3岁婴幼儿建立正式的托育服务体系，市场化托育业务随之兴起。从“隔代照料”向专业照顾的转型，刚蹒跚起步就迎来了难题。
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不少托育机构倒闭关停。北京EarlyBird爱彼宝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辛静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相比于两三年前，行业内的投资意愿大幅下降，大家都更加冷静。”
家住深圳的秦丽回忆起疫情期间照料孩子的难处，“停托班就是要人命，我们夫妻俩只能轮流请假看孩子。”她感叹，现在一旦市内出现疫情自己就会生理性紧张。
孩子无人照料吓退了不少生育意愿。一位北京新市民说，“我和很多朋友都想生三个孩子，但现在一个孩子都无法解决照料问题，不敢再生。”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8月中在公开场合披露，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房莉杰认为，在0-3岁孩子照料问题上，是支持传统的家庭内隔代照顾的方式，还是更倾向于有利女性8小时全职就业的社会化正式照顾，是两种不同的政策路径，中国应基于实际出发。
房莉杰说，从目前各地已调整的生育政策来看，对托育机构的政策支持缺乏实质性表述，这可能与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有关。
8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发布《养老托育服务业纾困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要在房租、税费、社会保险、金融及防疫方面帮助托育机构渡过难关、恢复发展。
“被剥夺的晚年生活”
早晨8点，儿子儿媳出门上班，家里只剩下曹桂香和未满一岁的孙子。给孙子喂饭、哄睡，推着孙子从家里的这一面墙走过客厅、卧室，到达另一面墙，来回踱数次，让她感到很吃力。
楼房没有电梯，体力不好的她很少下楼，即便偶尔下楼，走入小区广场这一邻里公共空间，因不会讲普通话，主动与人搭话后发现难以交流，只得悻悻而归。
捱过白天，等儿子儿媳傍晚回家后，她便解脱了。
“每次回家，看到我妈抱着孩子坐在对着门的凳子上，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审的犯人，在被审问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曹桂香的儿媳李微说。
李微32岁，是一家大型私企的普通管理人员，与在事业单位做文职工作的丈夫一样，加班是生活的常态。
李微每日6点起床，为孩子做辅食，给老人和自己准备好早餐和午饭，至少要忙一个多小时才能出门。晚上到家后，尽量在一小时内快速完成吃饭、洗澡、刷牙等个人事务，就得照看孩子和安抚老人。
即便如此，李微仍感到力有不逮。即使儿子儿媳在家，老人也很无聊，有时会看到她坐在椅子上刷手机，两眼空洞无神，那个时刻很内疚，她本来可以有时间，和老朋友老亲戚、街坊邻居聊点家长里短。
“我甚至觉得我们剥夺了她的晚年生活。”李微说。
在老人应安享晚年时，该不该让他们为了照看孙辈远赴他乡？应不应该让老人带孩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李微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北京生活了半年后，曹桂香开始在小区内捡纸壳，这仿佛成为了她的精神寄托。她会抓住一切时间外出寻纸壳，等儿子儿媳回家后，即使已经深夜十一二点，她仍要坚持下楼。
纸壳占空间，卖不了多少钱。李微说，“将纸箱拿进房间前需要剪开，然后拖过客厅、卧室，一直拖到阳台，没法晾衣服了。我很担心附带病毒，尤其疫情期间，心里很烦，只能麻木自己，默默拿着酒精来回喷。”
不过，李微很快就意识到捡纸壳是老人宣泄情绪、排遣孤独的出口，也是老人与这座陌生城市建立联结的方式，因此她选择了忍耐。
为了让老人开心，李微夫妇甚至也开始帮忙留意废纸壳，加入到小区捡纸壳老年团竞争中。
曹桂香的情绪慢慢好转，不过没多久留守在湖南老家的老伴儿被诊断出重病，曹桂香不得不回老家。
婆婆回老家后，李微又再次面临无人带孩子的困境。她选择把自己妈妈接到北京。这一选择将完全打乱李微父母原本的生活。李微父母在湖南做了几十年的服装生意，他们常年在各大集市流动摆摊，李微爸爸负责开车运货，妈妈负责销售，尽管已经年近60岁，但两人仍然精力充沛，每月都有不错的收入。
为了来给李微看孩子，父母卖掉了货车，停掉了服装生意。“他们的生活回不去了，生意没法再做，两人两地分居。”
来到北京的李微妈妈同样无法适应，数次表达想回湖南老家。无奈之下，两周前，李微同意了让妈妈把孩子带回老家。
让孩子在自己身边长大仍然是李微夫妇的愿望。最近几日，他们每晚为带孩子问题愁到深夜，难以入睡。请保姆，不放心，送到托育机构，市场上又难以找到服务质量和价格都合适的。
“机构托育”？托不起
“我更愿意放到托育机构去，让老人来带孩子是无奈的选择。”李微说，老人只能保证孩子的基本需求，两代人的育儿理念也不同。比如，李微希望让孩子的性格更活泼，多逗孩子玩，但老人认为空闲时间就应该教更多知识。
李微夫妇曾认真挑选过托育机构，但没有找到满意的，一方面是出于对疫情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各家机构的价格过高。
他们家周边托育机构每月至少需六七千元，而他们的预算在三四千内。在他们的家庭账本中，除了照料孩子的开销，购房、老人医疗费等都是巨大的经济负担。
不过，也有人愿意以一半家庭收入的比例投入到托育机构中去。
秦丽夫妇是深圳的新市民，有一个快2岁的女儿。孩子才9个月大时，秦丽就送去了托育机构全日托，比一般孩子提前了许多。在怀孕期间，秦丽就了解到北欧的父母育儿假结束后就把孩子寄送到托育机构，她对这种社会化的照料方式非常认可。
“我在小区也经常看到保姆带孩子，一般就是让孩子在楼下晒太阳，保姆在一旁玩手机或者跟其他人聊天，与小孩没有互动，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秦丽说。
她认为，在托育机构，孩子不仅可以与同龄孩子互动，还会有老师一起聊天、交流，对于孩子的智力发展、社交能力都会有帮助。
对于老人照看孩子，秦丽明确表示不考虑。坐月子时，秦丽就与父母因孩子照料问题发生争吵。“比如我觉得宝宝不要吃过多的药，因为喝母乳的抵抗力是比较好的，但长辈会给她买很贵的七星茶、保婴丹，这些都是重金属超标的。”
打定主意要送孩子去托育机构的秦丽，托育之路也并不好走。
孩子3个月时，秦丽就开始寻找托育机构，她发现大部分机构只招收2岁以上的孩子，这些机构更像是为了解决孩子上幼儿园的焦虑期问题而设置的学前托班。
秦丽回忆，有一家机构愿意接收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但需要招收到4个孩子才能支撑起成本，最终这个6月龄幼儿班因招生不足无法开班。到孩子9个月时，终于有一家机构愿意放宽要求到接收1岁以上孩子。
现在秦丽的孩子快2岁了，在托班的这一年多，每月需要花的8000元费用已快占去了家庭收入的一半，但秦丽认为值得。
现在，她最担心的是疫情，一旦出现，托班就会被按当地要求关停。今年1月，秦丽所在的深圳宝安区出现疫情后，夫妇俩只得每日轮流请假半天回家带娃。
“对于有0—3岁小孩的人来说，居家办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秦丽说，孩子的精力无处分散，会要求大人陪聊天、玩耍，大人看手机，孩子会把手机打掉，甚至上厕所都需要把她抱在怀里。
秦丽必须找到一个出口。当时，她请在珠海老家的母亲来帮忙，但防疫政策不允许珠海市民前往深圳。她又打听到龙华区的一家托育机构还未关停，立刻把孩子送了过去，并充值了两周的费用，4天后这家机构也被要求关闭。现在，这家机构已经倒闭，当时充值的2000多元无法退回。
成本难平
9月1日，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相关负责人杜希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托育机构降低成本难、稳定招生难、应对风险难，疫情造成大量托育机构退出市场。
“2018年托育行业有几轮比较大的融资事件，但这两年几乎没有了，投资信心下降。主要受疫情影响，作为纯线下机构，疫情期间关停后生存压力极大。”北京EarlyBird爱彼宝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辛静说。
三年疫情，爱彼宝园所实际运营时间不足2年。在辛静的预想中，在选址没有问题且运营能力不错的情况下，一所小型园所一年半时间内可以回本。但疫情不断反复，她的预想破灭了。。
疫情，还不算托育行业最致命的问题。
据辛静介绍，运营成本过高一直是托育行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场地租金与人力。“北京中心城区的托育机构价格每月在六千至一万五六，一旦低于六千就很难覆盖掉成本。”一般来说，房租在整体运营成本中要占去20%-35%。
由于托育机构有要求，场地必须位于三层楼以下，导致租金价格高，北京的租金大概在5-10块每平每天，一处400平的托育园所（招收40个-60个孩子）每月租金就达6-12万。
同时，房屋启动时间长。积木宝贝副总裁刘燕介绍，按照政策要求，房屋必须静置到甲醛含量低于一定标准，为此一个托育机构可能需要空置教室达半年以上。
相比房租，人力成本更高，一般占到运营成本的40%左右。
托育机构的师生比一般不超过1：5，同时当前市场上缺乏合格的托育人才，导致企业自身承担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
辛静介绍，“大部分人才培养是由企业内部去做，行业内虽然也有托育师证书，但落地效果较差，获得证书一般要求60-100小时的培训时间，但是托育依赖于与孩子真正接触中的实践，否则很难领会理论。”
辛静称，爱彼宝正在跟专业院校合作，将部分课程提前植入到职业院校，经过2-3年系统的理论与实践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刘燕说，积木宝贝往往一个班配备三个老师（主班、副班和保育阿姨），主班要求为本科以上学前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而副班则是专科以上学历。通常情况下，完成招聘流程的新老师在上岗前还需要1-2个月的培训时间，学习如何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给孩子喂奶等等动作。这些时间和成本投入，导致前期支出不小。
托育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向云认为，在租金与人力成本高企情况下，收费价格难以下调，进而导致支付能力较弱的家庭无法将孩子送入托育机构。而招收孩子数量少，反过来又使得托育机构利润率降低。
托育帮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社区托育机构之一，在重庆的收费价格每月三四千元，属于普惠性质。即便如此，重庆的托育帮园所入托率也只能达到60%-80%，已经属于全市较高的水平，但某些城区的托育机构平均入托率只有30%左右。
政策扶持还是市场运作
为了扶持托育行业发展，国家发改委与国家卫健委曾于2019年10月联合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针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中央预算内投资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补助。
据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杜希学介绍，近三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20亿元，累计新增普惠托位20万个。不过总体来说，目前托育机构九成是营利性机构，大部分家庭期盼的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需求，还难以获得有效供给。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佘宇等人今年针对全国23省托育机构的调研结果，财税支持力度弱、用地保障难落实、对硬件设施标准要求既多又高等因素是制约普惠托育的瓶颈。调查显示，享受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补贴的托育机构仅占6.86%，其中民办托育机构中享受普惠专项补贴的比例更低，仅有2.76%。
中央资金的扶持尽管确实曾刺激社会资本的参与。但据行业人士介绍，2021年底至今，许多民办托育机构申请项目都未再拿到中央资金。
据向云了解，部分与政府签订了城企联动协议的项目资金也没有批下来。托育帮今年原计划招募投资人新建园所，但如果缺少了政策资金支持，投资人就不见得有兴趣参与。
同时，行业人士提到，今年民营托育机构备案证的办理速度远滞后于往年，也让民办机构产生隐忧。以重庆为例，往年每年分上、下半年共报批两次，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未开始申报。
“国家提出到2025年每千人口要有4.5个托位，让大家活下去就很重要，今年已经有大量机构倒闭。大家想的是如果能够办起来，过两年入托率提高后就能够自负盈亏，现在没有自立之前，还是希望国家能够补贴部分建设费用。”向云说。
针对近日发布的房租、水电等纾困政策，有行业人士表示租用私企房屋不可能得到房租减免，水电气政策早就存在，也难落地，如果把商用改为民用需付一大笔改造费用，对本就运营困难的机构基本不可能。
佘宇等人的调查也显示出补贴政策难落地。在调查的机构中，享受过房租减免政策的机构占7.94%，享受税收优惠的机构占5.42%，享受过贴息贷款支持的机构仅占0.36%。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曹桂香、李微、秦丽为化名）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