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杨煜每经编辑董兴生
当网络上盛传“失意博士”已赴美工作，年薪1.2亿美元，还拥有一片庄园时，当事人刘本良正在北京的家中埋头于自主研究。
这场不知来由的网络炒作，让人想起了4年前刘本良参加的那次电视求职节目。2018年初，35岁的刘本良，正面临人生中最困顿的时刻：在北京，没有工作，积蓄所剩无几，又恰逢第二个孩子早产。于是，原本一心扑在研究上的他决定参加那档节目，所求不多，月薪五千。
刘本良有着光鲜的求学经历，他硕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多年来，刘本良执着于破解能源问题，在节目中，他阐述了在外界看来堪称“疯狂”的科研方向：未来，一块5号电池足以驱动一个家庭数十年之久。也是因此，在节目中，他遭遇在场老板的几番奚落。节目播出后，刘本良甚至被视为求职者中的“异类”。
雄心壮志和窘迫现状形成的反差，使得刘本良成了大众口中的“落魄才子”，而“年薪1.2亿美元”又契合了外界对于他“复仇之路”的期待。一时间，由自媒体率先炒作起来的“爽文”传言快速传播。
“突然间，（同学群里）就有很多人来加我的QQ，给我发信息说你怎么去美国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8月30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刘本良辟谣前述传闻。
眼下，刘本良的自主研究方向与在节目中阐述的一脉相承，他孤独但满足地走在自己选择的科研道路上。面对关注者的关心与不解，他自称是“捕鲸鱼的人”，并希望大家能理解，“对一些人来说，除了金钱，还有另外一种激励方式”。
同时，他也认为，人才不会被埋没，只是需要空气和水分扎根生长。“给我一段时间，我会证明我是不是人才。”
NBD：网络上传言你赴美工作，年薪1.2亿美元，你的现状是怎样的？
刘本良：我去美国这个事是突然之间炒作出来的，我实际上一直在北京，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近十几年来，我一直没有去外国的想法，以后也大概率不会去美国搞这个研究，因为中国已经足够我发挥能力了。
NBD：当时为什么要参加求职节目？
刘本良：节目是2018年1月录制的，当时老二（第二个孩子）刚出生，家里积蓄没有了，老二早产还花了七八万。那时候是我最困顿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整天处于一种非常难受的状态。没办法，就去录那个节目了。
录制的时候也分好几次，第一次先要初选，选一选你的故事，然后再去培训，第三次才是正式录制。节目是当年4月播出的，中间经历了几个月的剪辑。录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求职失败了。
参加求职节目时的刘本良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NBD：2018年节目录制结束后，工作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这几年还在做哪些研究？
刘本良：（参加节目）求职失败之后，我就被同事拉回去，去我之前（所在）公司的研究院上班了。去年3月份的时候，公司把研究院撤了，我就又离开公司，继续自己搞（研究）。
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的（解决）能源问题。我在这儿澄清一下，实际上那个不是（通过）冷核聚变，是属于量子运动输出能量，通过对真空环境性质的改变来获取能量。它背后的能量，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只是通过现有的物理学定律推导出来，一定会有这种装置。
另外一个是，我一直希望做一种能够解释随机现象的算法，能够通过这个算法来研究我们这个装置成功之后对空间的改变，看看能不能够获取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据。比方说，能不能够探测几光年外的星球状态或者是某些事件的发生。
NBD：外界对“冷核聚变”的研究很关注，你是怎么接触到这项研究，又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做了？
刘本良：我从香港来北京的时候，实际上就在研究冷核聚变，当时我还同时开发一个其他的东西，是一个雨伞一样的东西，它可以汇聚阳光，我想做一个工艺品之类的先赚点小钱，开发了一年时间。但是我突然就醒悟了，那时候博士刚毕业，30岁，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就决定要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不要在这些简单的，像赚钱这些事情上花太多的时间。
冷核聚变是我读硕士时听说过的，接触冷核聚变是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香港。离开香港之后我还琢磨了一年的时间，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冷核聚变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总结来总结去，我觉得这个事我要干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大概2011年底我就决定不干了。
事实证明，我当时不干可能是对的，因为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干了一辈子也没干出来。但冷核聚变让我认识到可能存在一种理想的能源形式，容量巨大，没有核辐射，非常安全。
刘本良图片来源：每经记者李少婷摄
NBD：你现在的研究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会有哪些应用？
刘本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用量子运动驱动一切。它会带来一系列的效应，比如改变空间性质，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效应来做新式的交通工具，比如说实现反重力或者人工力场。这个都是后话，最关键的核心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些从理论上看起来跟现有科学定律不矛盾的一些方式，来实现量子驱动一切的目标。
2018年上节目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固态器件”已经成功了，后来又过了两年，我感觉里边还有问题，然后又重新思考了一下。
NBD：你的研究领域听起来都要耗费比较多的精力和投入，为什么坚持研究这些“大问题”？
刘本良：我从本科的时候接触到能源问题，心中就种下了要解决能源问题的一个想法。尤其是我本科时接触了一些老师，他们就说我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学生，这句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巨大，但是这么一个种子就种在我心中了——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
（后来）做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要研究某种材料氦泡的演化过程，我当时刚接触这个课题大概几天的时间，就对氦泡怎么演化、怎么聚集有了一个图像。后来做完毕业论文，发现跟我那个图像很吻合。我就知道了对自己的认识，我原来是擅长这种图像思维的人。
（之后几年）我经过风浪的锤炼，确确实实掌握了一定的捕获大问题的能力，而且我现在只对这些大问题感兴趣。我觉得我是捕猎鲸鱼的人，你让我去捉那些小鱼小虾，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我不感到激动，没有兴趣去做。我宁愿穷点困点，我要去捕大鱼。
NBD：毕业后有想过去科研机构工作吗？
刘本良：其实我不是不想去，（但是）我算了算，我如果去一个老板的手下，我一定是做老板指派的课题。我是忍受不了的，我已经见过大风大浪了，那些课题真的是小鱼小虾。
基本上，现在的科学研究平台，我看不到能够给我很大机会的地方。比如说，我没有花精力去发很好的论文，那么我进不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或者是研究单位，（能）让我自主的研究。我一定在别人的手下做，他们就会分我课题，我就会浪费（时间），我到现在还没解决我的“大鱼”问题，所以我只有这样，没有别的选择。
NBD：你现在做的研究，需要实验仪器和投入的话，怎么办？
刘本良：这个东西就是穷有穷的办法，富有富的办法。穷的办法就多动脑，富的办法就是又动脑又做实验，这个东西我不觉得它是重要的。
现在我主要做算法，就没什么花销了，我电脑都买了，也不做实验。算法成功的话，什么样的仪器我都能买得起，所以我努力地把我的算法开发成功。我觉得我肯定能行的，我还是有点自信，但也很困难，也是经常感觉这个事行了又不行了，又行了，反正也经常反反复复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只要不违背科学定律，基本上都是能成功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只不过是得花很多的精力去做。
NBD：你预估过你的研究大概多少年后能有成果吗？
刘本良：其实我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我搞（研究）的时候那种快乐，就像那些钓鱼的，他“啪”钓一条大鱼，他又不缺鱼吃，他钓一个鱼就特快乐。我钓那些“大鱼”就感觉特快乐，所以我不太愿意把这个东西（通过）论文发表出去。
很多大学教授都在发表论文，他们有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我的理解就不是那个样子。我认为搞科研是一个人的快乐，只有激励自己不断奋进，最后形成一个体系，才能够输出。搞了一通发表出去，感觉没意义了，感觉那个东西已经不快乐了，你还有动力搞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应该理解，除了金钱还有另外一种激励方式，对那种“钓大鱼”的（人的）激励。我允许你好多好多年都不发表论文，你就去搞自己的研究，一旦形成体系，你再发出来。因为你没形成体系，搞了一通发了就没意思了，感觉别人整天讨论你的事。
有一些非常高超的创造，你要允许它保密，允许它属于一个人，让他完善、发展一下。就像牛顿一样，他感觉整个体系都形成了，就“咔咔”全都告诉世界了。
NBD：对当前的科研生态，你有哪些建议？
刘本良：我觉得不同的经历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最后产生不同的选择。我们现在大多数是把科研体系当成一个投入产出的系统，我投入了，你要给我出几篇论文，做几篇专利，要获得什么成果，这就是一个资本化的东西。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创新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包括了你对个人生命的成就。一个科学家逐渐变老了，但是钓到了“大鱼”，就把自己的生命永恒化了。要创造条件，允许他拥有这种激励方式。
像一些数学家，他可以持续地高产，因为数学家更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但物理学家就不一样，物理学家会感觉到自己掌握了“上帝”的秘密，他会比较珍惜，就是另一种心理状态。
我觉得整个科研体系，还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要更加人性化一点，不要那么物质。科学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生态，需要各种各样的“物种”，也需要一些变异的分子，跳出局部最优，实现更好的科研效果，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也算是给自己辩解：允许这些变异分子存在，让他们去安安静静地搞研究，发挥他们的优势，发挥他们的特长。
（实习生雷晴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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