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村“二舅”的视频火遍全网。故事中一位年轻时候因医疗事故导致残疾的男子，自学成功木工手艺活。如今他已66岁，要凭借这门手艺赡养88岁的母亲。据媒体报道，该男子已有残疾证并享有相关补贴。
“每个村子都有一个二舅。”一些网友发出共鸣。因为“二舅”，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乡村空巢老人及他们背后长期缺失的护理服务。有三农领域研究学者告诉记者，当下中国乡村极度缺乏养老护理员，而适合中国乡村的养老模式是比较温情的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模式，现在社区养老的社会化供给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需要政府、市场等主体共同参与。
“二舅”与“姥姥”。视频截图
乡村老人，也需要护理服务
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套里村户籍人口有758人，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80个，有残疾人61名。在2017年，该村率先在全区成立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共设有三名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为村里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该村党支部书记何秀玲告诉记者，不会充水电费、修电器的老人，只要求助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就都给办了。
“有时候工作人员会忙不过来，因为村里老人太多，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太少。”何秀玲告诉记者，尽管缺人，但现在村里已经在筹建“老年驿站”了，计划要为村里老人解决吃饭、洗衣服的问题，并定时去老人家里走访、检查身体；甚至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会专门登门送饭。但她同时告诉记者，“老年驿站”的工作人员不会超过四个。
“我们在京郊走访调查发现，对于空巢老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护理服务需求。”今年66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告诉记者，很多人谈及农村养老，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层面；但实际上，农村老人精神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
全国老龄办、民政部、财政部开展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为4063万人。然而，《2018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鉴定合格的养老护理员只有44102人。
据民政部2021年数据，目前全国有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34万个，床位800多万张，按照国家标准养老护理员和老人的比例1比4算，至少需要200万名护理员，还不包括从事居家养老服务的人员。
而且，我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农村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60周岁及以上、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分别高出7.99个百分点、6.61个百分点。
朱启臻告诉记者，我国养老行业护理人员总体数量太少，乡村地区更少，一些精细化的护理服务，因为费用高昂，普通乡村老人根本享受不到；而老年人口又在成规模增长，所以，能让乡村老人得到护理服务，已经是全社会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
薪资不高、发展空间窄，成为人才流失因素
2022年冬天，山东省菏泽市赵凤梅决定告别自己服务了五年的老人，彻底离开养老护理行业，去做收入更高的月嫂；而退休多年的菏泽市杨先生，却始终为96岁瘫痪在床的母亲找不到价格适中的护理人员而发愁不已。
今年51岁的赵凤梅离开养老护理行业后，去济南找到一份月嫂的工作，工资五千元，而之前的养老护理工资是2500元。“养老护理人才缺口的问题，和一些观念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薪酬激励机制。”朱启臻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养老服务就业意愿调查报告（2019）》是我国第一份专门针对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在参与调查的3189名大学生中，40.41%的人期待薪资在5001元至7000元之间，还有568人希望薪资在7000元以上。
而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2020年度养老护理员税后工资收入监测值为：高位数7735元/月、中位数4846元/月、低位数2854元/月、平均数为4985元/月。
在北京市怀柔区开办一家民营养老机构的李仲娥告诉记者，现在该机构的护理人员月薪多在五千元以上，但有将近一半是外省市的，“以前也雇了本地人，一拨拨本地人都没留下来。他们觉得这活儿太辛苦。”
我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山东省，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山东省60岁及以上人口达2122.1万。但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山东省有养老机构从业人员4万余人，基本工资2000-3000元，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从业人员占比达到50%；从学历结构看，高中及以下的接近80%、初中及以下50%以上。
多位曾从事养老护理行业的人员告诉记者，伺候老人要比伺候小孩更累，但挣得还不如给小孩当保姆或者当月嫂挣得多。“比如，要是能评上‘金牌月嫂’，在衣食住行都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还能一个月轻松过万。但护理老人，就没这种发展机会。”赵凤梅说。
破解乡村养老难题，应该在保障制度层面反思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龙斧在看完“二舅”视频后，告诉记者，“这里有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60多岁的二舅还在照顾80多岁的母亲，但是等到二舅80多岁了，谁来照顾二舅呢？关于乡村养老体系的反思，还应该在社会保障制度层面进行探讨。”
“比如，中国乡村养老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非一致性的特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能力等都成为影响该地区养老水平的因素。”龙斧告诉记者，传统时期人口的非流动性使得家庭再生产是依附于土地来实现的，但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等现代性要素对农村的渗透，农村劳动力得以高度嵌入于市场之中，但是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却没有走向社会化，其依旧需要通过家庭成员的赡养来实现。
记者梳理发现，全国不同省市之间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数额差异较大。2022年，上海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1300元；北京市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887元；山东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50元；江西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23元；贵州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13元。
“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导致各地区之间的农民养老水平差异。这需要政府从中发挥资源协调作用。”龙斧建议，政府要完善既有的养老保障体系，并通过公建民营扩大福利院服务范围等方式为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去处，确保有照料需求的老人都能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
“现代化对农村产生了深远影响，需要合理制度的构建，去支撑一个更公平的养老体系。相关部门要谨慎制定涉及农村资本的政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从农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调配农村资源，为老人提供适宜的生产生活空间。”龙斧说。
乡土中国，或许最适合居家养老
尽管何秀玲也快50岁了，但村里的一些老人习惯称她为“姑娘”。何秀玲在村里街道上风风火火走路的时候，一些老人会摆手示意，“姑娘，你又忙着干活去了啊？”何秀玲会停下来和老人攀谈几句，这时候双方都觉得开心。
朱启臻认为，最适合中国乡土特点的养老模式还是居家养老，“实际上，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比拟的养老优势。农村是熟人社会，推开门就能碰见熟识的乡邻，相互问个好，唠个家常，就能排解许多孤寂。农村还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家家户户有宽敞的院子，老年人自己种点菜、干点活，也图个舒坦。此外，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亲近大自然的，是慢生活的状态，更有益于身心康养。”
他告诉记者，其实，政府不一定非得对养老机构的标准定得很高，一定要建多少栋楼，多少个床位，还要符合严格的消费、卫生等标准；农村养老设施和服务，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要“有”，哪怕简单一些，也总比“没有”强。
“我记得我曾去过一个村子，那个村子把空心村闲置的房屋租下来、装修一下，作为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老人们带着茶水来这里打打牌、聊聊天，交一些费用，还能享受到午餐和晚餐服务。我觉得，这样简单实用的养老场所，就很好。”朱启臻说。
朱启臻建议，希望全国各地都能有计划地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险水平，“农村老人也为国家付出一辈子了，做出了很大贡献，到了晚年，理应有一个物质充裕的晚年，不能让他们有种被边缘化甚至被抛弃的感觉。”
他告诉记者，“乡亲们本身是亲近大自然的，他们不一定喜欢离家太远的钢筋水泥建成的院子。有时候，哪怕设施再先进的养老院，都没自家小院好，都没和左右邻居唠唠家常舒坦。所以我希望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模式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记者赵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