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事情可能会失败，但我更知道失败不能击退我。”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梁宵
陶勇早到了。
约定的采访在三点半，刚过三点他就来了——这种做法很“陶勇”。身边的人都知道，他的时间观念近乎苛刻，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多年好友带着礼物来北京看他，因为中途约会地点更换而迟到了，陶勇毫不留情数落了他一顿，朋友觉得很委屈，但也见怪不怪了——因为“陶勇这个人，严谨惯了”。
原本，他的人生也像是精密运行的钟表，有条不紊：27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以眼科学博士毕业；31岁，他在葡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35岁破格提了主任医师；37岁成为年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别人发一篇恨不得被剥一层皮的”SCI论文，他不声不响发表了103篇；在从医20多年的时间里，他每天接诊六七十个病人，最多一天做过89台白内障手术，对于那些患有葡萄膜炎疑难眼疾的人来说，“找到陶医生”成为这些病人“最后的尝试”。
来源：受访者
但2020年1月20日，“伤医事件”猝然发生，打乱了陶医生运转如常的人生节奏。
身体上的伤痛还没有完全恢复，陶勇比原来更忙了。他晋身“网红”，参加了21次节目，接受了35次专访，上了46次热搜；他还成了“作家”，接连出版了《目光》《自造》两本书——但再没上过手术台。一位与陶勇合作过的医生朋友提及此事，声音一下子沉了下去，“一个那么热爱手术的人，他离开的东西也是他一直去献身的东西……”
周围人都“感同身受”的痛苦，在陶勇身上似乎并没有停留太久，不是因为他的“善”——他从来不希望成为毫无底线的“善人”，更不希望别人将他看成那样的人；而是他清楚地知道，不能用他人之“恶”来“恶”自己。“如果我因为这件事彻底地放弃前半生的选择，我就彻底被打败了，”陶勇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每一个生命中的打击都变成营养，滋润生命的成长。”
“如果真的做不了手术怎么办？”有朋友问陶勇。陶勇回答他，“可以进行医学教育和科研，通过演讲做一些医学宣导，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帮助临床治疗——做手术只是救治患者的其中一种方式，我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并不是说说而已。过去两年中，陶勇将心血更多地倾注到科研工作中，推动了北京朝阳医院首个科研成果转化项目的最终落地；他在2016年创立的智德检验在眼科精准诊疗领域加快布局；他还发起公益项目“光盲计划”，甚至未来还想设立公益性质的医院——最终实现他所希望的“天下无盲”。
“还是那种纯粹的坚持，还是那个精气神儿，还是那个陶勇。”张笑是“光盲计划”的共同发起人，也是陶勇的老朋友，即便相交十数年，他也很少看到陶勇有精神低落的时候，“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从不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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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张笑认识陶勇时，就是这样。当时，陶勇是他们口中的“白衣少年”——他特别喜欢穿白衬衫，那群朋友中除了陶勇还在读博之外，大多数已经步入职场，往往都是他们谈如何赚钱，陶勇一个人在说理想，说人生价值，不为所动——实际上，当年不理世俗追逐的陶勇与如今不惧命运无常的陶勇，并无不同；自始至终，就像好友李润评价的那样，“太坚定了，像一棵参天大树，根扎得极深，外界的风吹雨打根本动不了他分毫，他的这种坚定让所有困难都变得没有那么困难。”
“既然世界可以无纪律、无原则地用榴莲吻我，那我就只能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它做成披萨了。”在《目光》一书中，陶勇略带调侃地写道。即便命运无常，但内心有序的他，一直是那个不肯被打败、也不会被打败的人。
“60%的狮子”
安科峰对此深信不疑。
2016年，他和陶勇一起成立智德检验，提供眼内疾病检测服务。刚开始时，公司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没有资金，没有人，更没有市场，“当时国内眼内液检测还没有进临床指南，没有形成专家共识，”以至于安科峰去医院谈合作，好几次都被医生和保安赶了出来。
这种“命悬一线”的状态持续了两年时间，中间有股东离开，财务也告急，工资都发不下去，但陶勇从没想过放弃，“也不许别人提”。没有钱，他就自己拿钱；没有市场，那就免费检测，做市场教育。“陶老师是一个太能折腾的人，是永远不会认输的，总是能用尽办法；直接的不行，就‘曲线救国’，事情再坏都能够扭转局面。”安科峰至今都记得，一位在全医院大会诊中都难以断症的患者通过智德的检测得到了确诊——自那以后，公司的检验效果终于得到了证明，总算是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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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自己说他有着60%的“狮子型”人格——喜欢挑战、不服输、对想好的事情无比坚定；但这种人格里也有一些不招人喜欢的特质——要求严格，不容易让人亲近。
2020年加入智德检验的陆成慧，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那段“筚路蓝缕”的创业史打动了，“他们做了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短期内没有什么效果的事。如果不是目标足够清晰的话，是不可能撑过来的。”
而他是在后来才亲身体会到陶勇身上“狮子般”的严苛要求的。他在智德检验负责的项目之一是过敏性结膜炎检测产品及采样装置的研发，每一次仪器样品出来，陶勇总是抢做第一个“小白鼠”，他自己是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对猫狗过敏，需要在现场激发过敏反应，测试中的陶勇眼睛红肿流泪，也没有忘了提意见。就这样，样品改了一次又一次，他就跟着测试了一遍又一遍，其中一个小模具甚至经历了几十次的返工——按照陶勇的要求，一定要做到患者使用无感，医生操作简单，每一个小细节都不放过。
已经是一种“职业病”了。作为一名眼科医生，他的操作对象是轴长仅24mm的眼球，稍有闪失后果难以设想；眼内液检测也是如此，眼睛里面可供于化验的液体只有0.1毫升——不能把眼液抽干了，那样眼睛就塌了，而要在0.1毫升的液体里测出成千上万种可能的病因，更是一个细到不能再细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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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都很细心，如果不是这样，智德也发展不到今天这样。”安科峰说，而他也备受“摧残”。一次，他发的邮件里有个错别字，就被陶勇念叨了好久，之后他每次发邮件前都会检查好多遍，格式都要调的很标准，“跟犯了强迫症一样”。
跟随一位这样的老板想必不是件容易的事。宋依然此前也有过担心，她是远毅资本董事总经理，负责医药领域的投资，见过很多科学家和医生创业者，也了解他们身上的“通病”，“如何真正成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如何把组织管理好，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多次接触下来，她发现“陶老师心胸宽广，很谦逊，能找到各个领域合适的人，并且让这些人人尽其才”。
马芳对这一点感受很深，她是陶勇教授带的博士后，目前的研究方向，就是寻找适当的材料和方法，让眼科疾病检测能够实现像试纸测孕那样的快捷和准确。“陶老师只是从眼科专业角度提出临床需求，其他的很少干涉，也信任团队的人，需要什么人力、物力、财力，他就第一时间推动解决，不需要我们为此担心。”
“找人、找钱、找方向”，这是作为企业创始人的陶勇给自己设定的三大任务，“在这些方向性的问题上不容置疑，但具体到执行层面，就要尊重专业。”陶勇说，而且一定要用人不疑，他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怀疑”这只鸡，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
是的，他还很风趣。或许因为“60%”的玄机，让强硬和温和在陶勇身上达成了奇特的平衡，形成一种现实扭曲力场，别人做出来可能招致反感的事情，发生在他这里就成了“情有可原”，甚至让他人欣然接受。他的朋友李润就评价说，“陶勇是一个气场特别强的人，虽然个性古怪脾气臭（对外人正好相反），但大家都很喜欢他，有时被他数落几句还挺受用。”
安科峰也有同感，“跟他一起工作，他会给你一种无形的压力，但放松下来，他又像家人、像朋友，是一个‘暖男’。”尽管平时很少直接参与公司管理，但陶勇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员工，组织员工和家属出去玩，催问员工当年薪资调的怎么样了，还会嘱咐不要让员工过得太苦，甚至帮员工牵线搭桥，解决个人的终身大事。
有一次，大年二十九，临时有个标本需要检测，当时智德只有一位实验员，着急放假回家。“标本检测不能耽搁，因为可能导致病情延误，实验员肯定自己也认可这一点，但不能用这个理由去绑架他，光让人家牺牲和付出。”陶勇问清楚了员工着急回家的理由，原来是家里要给介绍对象，最后他把这件事应承下来了，转年回来就帮实验员解决了单身问题，“说出去的承诺我是一定要兑现的。”现在说起来，陶勇还是一脸认真。
也正是这些小事，让马芳觉得“这个老板很不一样，特别有同理心”，就算是学生的家里人身体不太好，陶勇也不光停留在口头问候，是真的会去医院看望，还“言出必行”地帮忙联系相关领域的医生，“老板都挺会画饼的，陶老板也画饼，但我觉得他画的饼是能吃得到的。”
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陶勇的强硬，更多还是对自己。因为他选择的，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他研究专攻的是葡萄膜炎——非常小众的领域，一本六七百页的《眼科学》中，提及葡萄膜炎的大概只有20多页。《人物》的一篇文章采访了北大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侯婧，她是陶勇的同门，研究的也是葡萄膜炎，侯婧就提到，在眼科疾病中，“葡萄膜炎”几乎就是所有难以诊断的疾病“最后的箩筐”，“基本上所有的眼科疾病最后诊断不明确的那部分，最后都能归到葡萄膜炎。。。。。。”
这也就意味着断症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夫都会给出一个“骑墙”的方案，对患者既上激素，又上抗病毒的药，但最终治好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坏也不知道是哪边错了。而且，有时还会产生反效果，因为对于病毒性疾病来说，用激素就等于“火上浇油”，而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来说，用抗病毒的药不仅浪费钱，还有副作用。
陶勇不是这样，在他的用药习惯里，不赞成模棱两可，不会做绝对安全但毫无疗效的事，更不喜欢那种不明所以的结果。遇到一时判断不清的症状，他会选择“投石问路”，先尝试下药，不保证当下给到的方案绝对正确，之后会严密观察，一旦发现反应不对就立即转向。
这种治疗用药的风格，也延伸为他的一整套做事逻辑上，用他的话说就是“不寻求做绝对对的事情，但要做不错的事”，既不会因为“绝对正确”因循守旧，更不会因为急于突破而失于莽撞，“偏稳健吧，不保守，但要知道这一步迈多大是安全的。”
智德检验就是这样“摸索”成立的。此前，国内的眼内液检测基本照搬国外指标，检测范围有限，而且也仅限于少数几家医院能做；原因就在于眼科疾病可以通过光学仪器发现，但实际上，“一旦眼科疾病的各种表现到了非常直观的状态，眼疾就已经进入晚期，而很多眼疾又是不可逆的”，有感于此，陶勇一直希望能通过商业化的方式让“科学这把更厉害的手术刀”惠及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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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正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窗口，但医生创业还未有前例，“虽然我内心觉得这不是个罪大恶极的事，但也很困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所以，2015年陶勇做了个决定，花了一年的时间到北京市医管局医疗护理处挂职，借此了解政策方向，摸清“红线”边界。
这也是王京认为陶勇身上具有的明显的“改革者”特质，尤其是体制内的改革，更不能光凭一腔热血，重要的是长期坚守。王京是朝阳医院科研处处长，落实了朝阳医院科创中心的创立，这是2019年底新设立的机构，以促进医院医生的科研成果转化，首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陶勇的眼内液检测技术。这个过程历经一年多，当中有摸索，有徘徊，还有操作中的磕磕绊绊，在王京看来，如果不是陶勇，事情很难推下去。“要做一个长久的改革者，既能破，也能立，不仅需要思想上积极，有冲劲，行动上更要稳扎稳打。”
智德最初的几年也是这样，陶勇比喻说“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早期没有融资，赚一些钱，公司就再雇一个人，这样步步递进，“走的很慢，但走得很稳”。
期间也有资本找过来，但陶勇拒绝了，他觉得文化地基一定要自己一砖一石地垒起来才牢固。“有一点我很确定，就是公司要用高科技来做正向的事情，要做百年企业，所以文化很重要。”陶勇说，他们用5年时间来打造一支吃苦耐劳的团队，筑牢公司的价值观，等这层地基打好之后，才敢引入资本。“如果上来纯资本的商业运作，那内核就不可能是智德的内核，只可能是纯商业内核。”
如今的智德，也确实成为陶勇构想中的样子。一方面，企业的自我造血能力不错，从2018年开始就有了正向现金流；另一方面也有不那么“商业化”的一面，陶勇经常在星期天做义诊，每个月都会通知几名员工过去帮忙；公司内部也有相关制度流程，为一些满足要求的贫困患者进行费用减免，到现在也有将近百万的投入了。
回过头来看，文化地基也确实扛住了外界的风吹雨蚀，这几年，智德检验的人没少被人挖，安科峰自己也遇到过，但公司的离职率却很低，大家干劲还都比较足，“真的是一群想做事的人凝聚到一起，才能成事，如果早早就让那么多资本砸下来，员工个个高薪厚禄，说不定企业都走不到现在了。”
宋依然也特别认可这一点，她见过一些企业“一个管线还没做出来，就开了10条管线了，完全是被资本催熟的”。陶勇给她的感觉则不同，是个“矛盾又统一”的人，一方面觉得他很“纯净”——这是个她很少用来形容别人的词，但她觉得放在陶勇身上恰如其分，因为不管作为一个医生，还是做企业，陶勇所有的出发点都围绕患者，有着理想主义的坚持；但同时，“纯真不是天真”，陶勇并不是那种困在“理想”中的创业者，他特别清楚商业规则，也遵守规则；一件事让她印象特别深，2021年智德要推出首个产品管线，选择的不是陶勇一直潜心研究的葡萄膜炎，而是过敏性结膜炎——这让她很意外，陶勇的答案则是，后者患病人群更大，产品的需求量也会更大。
如今，远毅资本成为智德检验的又一个“陪跑者”，从2021年的Pre-A轮到刚刚结束的最新一轮融资，都参与其中。“还是要选择那些有耐心、能够长期陪伴的投资方，否则水土不服，双方都会很痛苦”，陶勇说，在资本助力下，智德检验的业务正从服务拓展到产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相当于一次“自我革命”——“未来我们就不需要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了，通过各种体外诊断试剂盒和快检产品，就能让全国各地的医生随时随地做检验，甚至患者在家就可以自己做。”陶勇同时透露，顺利的话，公司也会在未来3到5年实现上市。
病者、医者
从眼科医生到葡萄膜炎的研究，再到创业者，陶勇心中始终有一座更高的山峰在召唤他，未来企业上市、财富自由是他追寻的顶点吗？
陶勇认识的人中有一位“宁总”，他“爱逛医院”，也爱跟医生聊天，在30多岁时，宁总的公司被上市企业收购，实现了财富自由，闲下来之后，他开始研究养生，想通过各种方式把之前过于拼命而耗费的身体赚回来，但依然感觉自己活得像个机器人，他经常会说，“钱，能解决90%的烦恼，但不能带来90%的幸福。”
陶勇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吃好、穿好、住好，并不需要财务自由来实现，我觉得财务自由的目的是要实现理想”，他说如果真的有钱了，“毫无疑问会很开心，因为有大量的钱可以投入到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
医学对陶勇来说，是一个无限游戏。他的目标不是有朝一日“打通关”，而是希望一直延续使命。“做企业这件事只是一个载体，都是为他的理想服务。”陆成慧说。不管是做医生，开公司，还是发起公益项目，都像是一块块的拼图，最后组成那个令陶勇心向往之的大图景——“天下无盲”。张笑就说，“陶勇之所以能很快从那么大的伤害中走出来，也是因为有更大的理想和信念支撑。”
但同样，这个更大的理想也让陶勇更觉紧迫。以前，他就是那个抓住一切时间扑在研究上的人，上学时，他每天背个书包，电脑随身，时不时就拿出来看东西、搜文献，朋友们拉他去玩，反被他“教育”——“一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陪家人出去旅游，陶勇大部分时间也在抱着电脑干活；而在“那件事”之后，时间逼近的脚步更如密集的鼓点般击打在侧，做完手术恢复意识后，陶勇就单手在病床上敲了《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一书的后记，这本超过13万字的书，全都是他日常总结的一手诊治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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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作家中的考古学家”的博尔赫斯对时间有两种算法，一种算法从出生开始，时间往死亡流去；另外一种算法，从死亡倒推回来，时间是扑面而来的（作家唐诺语）。陶勇或许特别感受到了这种“扑面而来”的时间的重量，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他提到，“生命中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完全抹去，它（伤医事件）会是一个提醒，提醒其实生命是有限度的，如果要做什么事情，现在就做，赶紧去做。”
智德检验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提速的。2020年下半年，智德在无锡建了研发基地和工厂，将业务线从第三方检测服务拓展到诊断试剂产品、配套医疗器械以及后续新药的开发，“有些事情到他那边，是马上就要结果的”，陆成慧说，所以他们会按照目标时间倒推来细化阶段性的工作，并严格按各个时间节点推进，据其介绍，今年年底前，智德检验的一两款诊断试剂产品就能拿到国家注册证书，正式走向市场。
陶勇的时间也越来越拥挤。白天忙完医院的事情，晚上十点左右开始跟进当天公司的事情。除此之外，公益占去了另外10%的时间，为了普及更多的眼睛和眼疾的相关知识，他还频繁出现在各种科普宣传节目和网络直播中；科研依然是他工作的重心，他也依然保持着“鸡血旺盛”的状态。前一段时间，他就又兴冲冲地跟张笑说，在搞色觉研究，招了几个人，对前景看得更清楚了，未来一定能够应用到AR/VR眼镜上，对色觉差异人士做出更好的适配和弥补。
“你看这个人信心满满的往前冲，就觉得这事靠谱，不会有错。”张笑认为，“陶勇在一个团队里面，是可以当精神领袖的那个人，因为他自己特别相信。”
摄影：史小兵
但实际上，陶勇也动摇过。公立医院很累，还经常遭遇患者的不解，他所专攻的葡萄膜炎又往往发生在经济状况比较差、卫生条件比较差、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人身上。面对这类病患，医生不仅要克服高难度治疗的挑战，还要克服直面苦难时心灵上的软弱。“有时候太累了就会想一咬牙算了，直接去私立医院，轻松一点，钱还多一点，但一过夜可能又恢复了，就像有一个弹簧似的，拉满了之后又弹回，最终还是把你死死绑在公立医院，觉得这里就是你的土壤，离不了。”
让他最终留下的，也是那些遭遇人生苦难的患者们，他们之中有小岳岳，八岁的时候由于白血病引发了眼睛病变，在父母、甚至陶勇都对治疗前景表示“绝望”的时候，不知在眼睛上扎了多少次针的小岳岳还是苦苦恳求陶勇“别放弃我”；还有天赐，因为眼部视网膜母细胞瘤，他在两岁就摘除了一只眼睛，为了保住另一只眼睛，天赐的爸爸十几年里漂泊在北京，靠在火车站给人拉行李和送报纸的收入支撑生活，却在陶勇出事后，给了他一千块钱——疾病和苦难夺走了他们很多东西，但夺不走的是他们的乐观、坚强和善良。
“表面上是我在治疗他们，但其实他们也在医治我。”陶勇说医生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一种双向治愈，当时他突遭变故，在病床上就会想起那些他曾经医治的患者，“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当你接触过的这些人，他们在发光的时候，你也不会感到黑暗。”而穿越至暗时刻的陶勇，也如他自己所说，“像是炉子里头拎出来的铁条，锤炼之后韧性更好”，如今的他，对成败得失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想过创业有可能会失败吗？”
“不仅（创业）可能会失败，而且会觉得没有失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陶勇语气依然温和，但也不容置疑，“我知道事情可能会失败，但我更知道失败不能击退我。”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