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两年的强戒之后，李良回归家庭和社会。有时，他仍会梦到吸毒，醒来深感懊悔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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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沙雪良
海归、高学历的李良（化名），长期担任企业高管，却尝试用毒品延长工作时间、扛住工作压力，结果变得偏执易怒，最终不但工作受影响，更是天天在考虑如何躲尿检。
经历两年的强戒之后，他回归家庭和社会，与家人、同事重新建立信任。有时，他仍会梦到吸毒，醒来深感懊悔和恐惧。
在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新京报记者对话李良。他讲述了自己吸毒、戒毒、回归的经历，并表示，为了女儿的成长中不再缺失父爱，不能再去碰毒品了。
试图通过吸食毒品提高工作效率
新京报：你是怎么染上毒瘾的？
李良：大概6年前，我进入一个新行业从事管理工作，工作压力巨大。因为我对新行业不熟悉，在高强度工作之外还需要大量时间学习，同时因为家里长辈都很优秀，我迫切想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一段时间后，我感觉身体受不了了，就想找个东西能帮我熬夜。于是就在网上找渠道买了冰毒（甲基苯丙胺）吸食，支撑自己持续工作。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吸食冰毒？
李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喝醉酒后，一个在场的朋友说有一种东西很解酒，我就吸食了，后来才知道那是冰毒。抽完之后，我兴奋得两个晚上没睡觉。但是当时我并不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也没有再继续吸食。后来，当我压力特别大、需要熬夜时，就又想到了冰毒。
新京报：吸食毒品提高了你的效率吗？
李良：刚开始时，随着工作时长的提升，确实完成了更多工作，同时我也控制吸食频次，隔周一次、周末补觉。但是随着吸食时间的延长，我变得越来越依赖毒品，从一周一次到一周两次，最后几乎每天都会吸食。当时也感觉身体状态变差，但我以为是熬夜引起的疲劳。
吸毒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候，我感觉工作效率明显降低了，大脑运行速度变慢了，讲话都不流利了。现在想来，当时大脑已经受到了毒品的影响。
此外，吸毒让我不自知地变得偏执，情绪控制变得很难，跟家人、同事相处很容易激动。
受制于毒瘾，偏执易怒、天天躲尿检
新京报：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李良：这时候，我已经没有自信了，我尝试控制，但已经做不到了。虽然有意识，但是客观上没办法实现。
后来我反思，自己过于投入工作，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种真空，明明有父母、妻子、女儿、朋友，我却全然不顾，走上了错误的路。如果我像现在这样在乎家人、朋友，就不会去吸毒。
毒瘾变强之后，我变得自私了，只在乎自己的感受，放弃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另外，还有侥幸心理，把心思用在了如何防止被抓上。
新京报：你后来戒毒，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的？
李良：是被动的。因为吸毒，我先后被拘留过三次。第一次是大概吸毒一年多之后，一个周末，我在家，民警上门，问我有没有吸毒，说要尿检，我承认了，拘留15天。
然后我消停了半年。有一个周末，我要开车去外省办事，凌晨五点出发，前一天晚上干活到很晚。想到睡不到两个小时就又要出去，我就忍不住要“精神精神”，其实就是给自己吸毒找一个理由。办完事回来，在高速检查站遇上尿检，又被拘留15天。
这期间，即便是半年没碰毒品，体力、精力也并没有提升，当时还是受到毒品的影响，内心并没有觉醒，每天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躲过尿检。
后来，我来到天堂河强戒所强制隔离戒毒，当时我就感觉自己完了。
有负罪感，将努力弥补造成的伤害
新京报：强制戒毒期间，你的身体、精神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良：强戒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会失去人身自由，受到的限制也很多，经常会处在压抑和惶恐之中。好处是，每天作息固定，环境中不可能接触到毒品，强戒所的民警也告诉我很多戒毒的知识，以及调节心理的方法，尤其是与保持良好操守有关的理念和方法，有助于长期戒毒。
情绪上，我解除强制戒毒出来之后，身边的人说我“更释然了”。以前，我与别人意见不同，非常愿意去争，现在有不同意见的话，我可能不认同你的观点，但也能理解你的坚持。主要原因是，在强戒所里，民警通过谈话、教育，以及各种课程，让我有了很大的改变，学会了调整自己。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过去这6年多的经历？
李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毒品造成的伤害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失去两年自由、肉体和精神的损伤，这个代价太大了。我意识到，个人能力是有边界的，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去提升能力不可行，不能什么方法都去用。
我有一种负罪感，这会伴随我终生，让我自律、自省。吸毒不仅影响了自身，还给亲人、家庭、工作团队造成影响，其中很多影响是无法弥补的。
新京报：你如何面对这种伴随终生的负罪感？
李良：我的个性还算比较积极，不管是什么境遇，总觉得应该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对不起大家，所以我会更好地管理自己，不让错误再次发生，同时，还要努力弥补给大家造成的伤害。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犯错了就改正，遇到困难就解决它，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价值。
至今仍会梦见吸毒，深感恐惧
新京报：都说心瘾是最难克服的，你有什么体会？
李良：我偶尔还会梦到吸毒的过程，内容一般都是着急找毒品，或者是当初吸毒时的一些片段。梦醒了，就感到懊悔和恐惧。因为吸毒会伤害大脑，前额叶、海马区等会留下类似疤痕的东西。
心瘾是要用一辈子与之做斗争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在变得强大。对家人、朋友、工作团队，我有深深的愧疚，我要尽到责任，补偿他们。
新京报：家庭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良：家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信任，这特别重要。比如，我回来后说要出门一下，家人没说要跟着我，或让我随时报定位。
我女儿不到10岁，她的成长中，有两年我是缺席的。而在进强戒所之前，我忙于工作，很少陪伴家人。我跟爱人、孩子都很疏远。
从强戒所出来的前半年，我每天送孩子去学校、接她回来、在家洗碗，可以说是完全回归家庭，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其间，我也获得了家人更多的支持。就算是为了女儿的成长中不再缺失父爱，我也不能再去碰毒品了。
远离毒品，给戒毒者切实帮助
新京报：离开强戒所后，重返家庭、社会的过程顺利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李良：刚回归家庭时，我感觉跟这个世界有点脱节，比如不知道怎么用最新的APP。而且，跟家里人沟通很不自在。大约半年后，我才逐渐重返职场。
最大的困扰是有吸食毒品记录后，出行会受到限制，乘火车、住酒店，会有警察上门做尿检。我一个人没问题，但是和不知情的朋友一起就比较困扰。
在强戒所期间，我了解到，很多吸毒者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被家人放弃、工作找不到，想离开毒友圈却无法离开。
我也在想，万一吸毒的事被孩子知道了，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新京报：有毒的朋友圈是戒毒的一大障碍，你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李良：我很幸运，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好多人面临这个问题。从强戒所出来之后，所有的经济来源、社交都依赖原来的圈子，想离开这个圈子，却没有勇气。社区康复民警会提供后续的跟踪和督导，但自己的决心和努力是最根本的。
新京报：为什么多数吸毒者会面临家庭、就业、交际等多重困境？
李良：吸毒对人的伤害特别大，生理上、精神上都有。人在吸毒中越陷越深，精神越来越空虚，也因此容易陷入困境。所以，一定不要尝试毒品。万一不幸碰上了，就要尽早悬崖勒马，要尽早去自愿戒毒机构，否则生理伤害、精神依赖就会加剧，到无法控制自己时就什么都晚了。
新京报：你觉得，社会对毒瘾戒除人员最理想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李良：吸毒是错误的选择，被毒品伤害的身体和精神是一种病态。我希望社会对他们给予同情和帮助，而不是一味歧视、排斥。
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远离毒品是必要的，但对于已经染毒的人，应该给予更实际的帮助，比如办低保、让他们学习工作技能、帮助介绍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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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强戒所诊断评估中心主任：禁毒戒毒教育要从青少年开始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吸毒总与老板、暴发户等特定人群相关，在李娜眼里，这是一种偏见。“毒品是全社会共同的敌人，造成吸毒的原因很多，吸毒人员的身份构成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我们反对给任何一类人群贴上‘标签’，吸毒者也不例外。”
作为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诊断评估中心主任，李娜已从事戒毒工作16年，用她的话说，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戒毒人员的那本书都很厚，而李娜和同事们的工作，就是从他们的成长史里挖掘吸毒原因，寻找戒毒“处方”。
“在工作实践里，吸毒人员因父母离异、教养不当、亲子关系紧张等吸毒的不在少数，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被毒品危害的风险，禁毒戒毒教育也要从青少年开始做起。”李娜强调。
▲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诊断评估中心主任李娜。受访者供图
吸毒者染毒，主观原因起决定性作用
新京报：人们会因为哪些原因吸毒？是被动染毒的多，还是主动寻求刺激的多？
李娜：吸毒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数吸毒人员对毒品缺乏正确认识，也倾向归因于他人的诱惑。但从我们的工作经验看，吸毒人员的主观原因还是起决定性作用，他们在第一次接触时，也知道毒品的危害性，但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眼前的需要用了毒品；即便被欺骗沾染毒品，如果主观上能悬崖勒马，尽早戒毒，也能把损害降到最小。
我接触到的吸毒人员有多种类型，有的是经历挫折时，没能以合适的方式摆脱痛苦，如遭遇家庭破裂、创业失败。前几年我有一个来访者，他经历过创业成功，又遇到低谷。他很烦恼，向“好朋友”诉苦，朋友拿出冰壶，告诉他吸一口就没有烦恼了，他当时知道这是毒品，但是趁着酒劲，就和朋友一起溜冰，最终成瘾。
此外，也有人为了玩得更“嗨”，追求刺激染毒，还有人为了减肥染毒、为了获取创作灵感染毒。
新京报：与其他人相比，吸毒者的人生经历有显著特殊性吗？
李娜：强戒人员进入强戒所后，我们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组织他们全面回顾、撰写自己的成长经历，包括成长史、吸毒史、戒毒史等。
我们发现，大多数戒毒人员的经历是比较复杂的，在我为戒毒人员授课或进行心理咨询时，我经常使用一个比喻：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有人比较简单顺利，就是一本薄薄的书，但是阅读戒毒人员的经历复杂坎坷，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厚厚的一本书。
我们也发现，他们与普通人一样，都希望被看到、被尊重、被欣赏、被赞美，这是他们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些需求往往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新型毒品迷惑性强，青少年更易受到侵害
新京报：你们很关注吸毒者的早期人生经历？
李娜：是的，这是一种工作方法，是从吸毒原因中寻找戒毒的“处方”，从他们的成长史里挖掘心理特点和行为应对模式，从而找到帮助他们戒毒的积极资源。
新京报：说到早期人生经历，青少年染毒的状况如何？
李娜：《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35岁及以下青少年在吸毒人群中占比为49%。涉毒行为低龄化的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出现了合成毒品，价格便宜、隐蔽性强、花样翻新，对青少年有很强的迷惑性，二是青少年对毒品的辨别力比较弱，法律意识相对淡薄、好奇心强、冲动性强，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毒品的侵害。
新京报：传统毒品、新型毒品，分别有什么特点？
李娜：传统毒品大多是麻醉剂，有镇静作用，使用后吸毒人员比较安静，享受毒品对中枢神经的麻痹作用。长时间食用对免疫系统、心脑血管、消化系统等都有危害，损害更多的是身体。
而以合成毒品为主的新型毒品，大多是兴奋剂，主要损害大脑的功能，对神经有一些毒性作用，对神经系统的损害比传统毒品大得多。使用后会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在这些症状下也会出现暴力、毒驾等危险行为。
两者戒断反应区别性也比较大，海洛因的戒断反应以身体反应为主，有戒毒人员形容这种痛苦如蚂蚁噬骨；合成毒品的戒断反应主要体现在情绪或精神症状方面。这也说明了新型毒品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
新京报：防止青少年染毒，你有什么建议？
李娜：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被毒品危害的风险。
在工作实践里，吸毒人员因父母离异、教养不当、亲子关系紧张等吸毒的不在少数。同时，家庭关系对戒毒人员能否保持良好操守也有很大影响，如果父母不接纳、健康朋友都远离他，他就可能破罐破摔了。所以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戒毒人员修复家庭和社会关系。
我们建议，作为家长或老师，要了解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层面的特点，接纳他们，肯定优点，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耐心疏导，陪伴青少年健康成长。
从社会层面，我们要加大禁毒宣传的力度，社会各个层面应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共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
戒毒难在戒心瘾，需开展多层面干预
新京报：戒毒人员的主观意愿，与戒毒能否成功有多大关系？
李娜：我们认为，一个人成功戒毒是个人主观意愿、戒毒技能以及家庭和社会支持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观愿望、戒毒动机水平起决定性作用。
天堂河强戒所基于行为改变的跨理论模型搭建了科学的戒治体系。行为改变的跨理论模型是在成瘾领域得到广泛认可应用的理论模型，就是要根据戒毒人员不同的戒毒动机水平来开展相应的戒治工作。
我们把戒毒过程分成4个阶段：懵懂期，戒毒人员不想戒毒、缺乏毒品危害的正确认识；思考期，对是否戒毒产生动摇；准备期，初步建立了戒毒愿望，想去戒毒；行动期，决心去戒毒，并且掌握了一些戒毒方法，并付诸行动。
戒毒人员处于不同的动机水平，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戒毒人员还没有做好准备时，我们重点通过利弊分析等帮助其培养戒毒动机；产生稳定的戒毒动机时，我们重点开展戒毒技能和方法的训练。这个干预是有层级顺序的，不能颠倒。
新京报：摆脱毒品造成的生理影响需要多久？
李娜：无论传统毒品还是合成毒品，急性生理脱毒，一般都需要一到两周，较长的约一个月。但是戒毒人员生理脱毒后还会在几个月内存在稽延性症状，这种不明原因的痛苦能延续很长时间。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稽延性症状能够延续存在两三年，甚至更长。其症状包括胃肠功能紊乱、情绪低落、失眠、身体酸痛等。
对于上述情况，强戒所建立了相应的干预措施，运用医疗、心理、运动方法帮助戒毒人员缓解稽延性症状。
新京报：心瘾的戒除需要多久？有什么应对方法？
李娜：戒毒，难就难在心瘾的戒除，这表现在对毒品渴求引发的心理和生理不适。即使保持操守多年，遇到刺激线索还会引起复发。比如看到冰糖、遇到毒友，甚至经过以前取毒品的地点，都会有吸毒渴求被唤起。
针对心瘾，需要多层面开展干预工作。比如戒毒人员会有很多负性情绪，我们会帮助他们学会情绪疏导技巧和应对压力；通过动机晤谈，激发戒毒动机；帮助他们识别吸毒风险，学习一些防毒、拒毒的应对方法；帮助他们修复家庭关系；从适应社会角度讲解法律知识、道德课程等，帮助他们提高社会生活能力；帮助他们开展职业技能和创业方面的训练和人生规划等。
我们希望戒毒人员既要认识到毒能戒，又要合理认识到毒难戒，要对复发风险有充分预判。在强戒所，我们教会戒毒人员识别和应对各种复吸风险点。比如，有人每次跟妻子吵架后会去酒吧借酒消愁，容易引起复吸，我们就为他开设情绪疏导、夫妻沟通课程等。同时，我们还会告诉他，对毒品的渴求程度是波浪式的，感到特别难受的时候，再坚持一会儿，渴求就会下来。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续照管很重要
新京报：作为心理咨询师，你如何找到强戒人员心理问题的症结并对症解决？
李娜：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通过倾听、积极关注等与戒毒人员建立信任关系，接着是给戒毒人员“画像”，在打开戒毒人员心扉的基础上，搜集戒毒人员的信息，对其问题形成准确诊断，明确干预靶点。然后是干预过程，针对靶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戒治项目训练或个体咨询。最后，还要对戒治干预的效果进行阶段性评估或终结性评估，确保干预按照正确方向开展。
我曾碰到一个60岁的戒毒人员，一到晚上剧烈咳嗽，经医生检查，这也不是由感冒、咽炎、肺部疾病引起的。我初步判断，他是典型的强迫性咳嗽，于是联系精神科医生介入，进行药物治疗。随后，我对他开展系统的个体咨询，得知他从小家教很严，有一次出事故后，因为口腔受伤时常咳嗽，父亲总是因此责骂他。结果外伤好了之后，就落下了咳嗽的毛病。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他开始原谅父亲，也接纳了自己的“不完美”，强迫咳嗽有了明显改善。
新京报：强制戒毒的理念和方法有什么新的发展？
李娜：目前，我们引入循证戒治工作思路、行为改变的跨理论模型，这些理念的引入提升了民警科学戒治的意识，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操作的工作方法。
同时，更加注重与高校和科研团队合作。2019年6月，天堂河强戒所成立物质成瘾干预与矫治实验室，搭建了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平台，从生理、心理、社会等维度共同研究成瘾问题机制、开出套餐式的戒治处方。
在戒治项目的研发和推广方面，先后开展正念防复发训练、动机技能脱敏心理能量戒毒干预（MSDE）等10余个戒治项目，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戒治项目体系，满足戒毒人员不同类别问题的“靶向治疗”。其中“基于正念的戒毒人员防复发训练”和“预防复吸的正念技术与实践”两个戒治项目获评司法部优势矫正项目，一些项目在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推广。
新京报：你们有什么方法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仍能远离毒品？
李娜：为降低复发风险，天堂河强戒所坚持对解除人员进行后续照管，与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力量合作共建，开展了“金盾引航”后续照管项目，建立形成“出所有效衔接、所外持续照管、就业帮扶指导”的流程体系。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时接触过一个人，出所后两三个月就回来了。他说自己出所时，家人没来接他，出门就上了“朋友”的车，在接风宴中，他趁着酒劲儿就又吸毒了。可见，回到原来的朋友圈中，复发风险非常大。
现在，我们在戒毒人员解除当天，邀请戒毒人员家属、所在街道社工、派出所民警、天康戒毒康复所民警共同参与解除戒毒人员“手递手”交接工作。签订联合帮助戒毒协议，戒毒所民警持续后续照管，派出所民警和社工予以正向引导和监督。
三年来，实现解除人员“手递手”无缝衔接全覆盖，通过持续后续照管和就业帮扶，戒毒人员操守保持率不断提高。根据跟踪调查，近三年北京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操守保持率持续攀升。
■档案
李娜，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诊断评估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戒毒工作16年，李娜和同事们运用“心理-生理-社会”等现代戒治模式，帮助数百强戒人员挣脱毒品桎梏，走向健康生活。
多年来，她撰写的十余篇学术论文在国家一级期刊发表，8篇案例入选全国司法行政案例库，先后获得二等功1次、三等功6次，获得第四届北京市政法系统优秀人才奖，被司法部授予首批教育戒治专家，荣获第四届北京榜样-首都监狱戒毒卫士称号。
责任编辑：朱学森 SN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