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孙雪梅创办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第九年。
四月，四川团队的一位讲师到距家100多公里外的村子授课，到达村委会后发现没有投影仪，团队只能将课件内容打印制作出来，几位家长用村里扫蜘蛛网的鸡毛掸子，把布制的课件撑住，举了一整堂课。
如今，“女童保护”的“防性侵”教育也开展到偏远地区。这个由2013年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单位发起的项目，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儿童性教育组织，拥有上万名志愿者，授课覆盖儿童超过610万。今年，团队开始研发涵盖从幼儿园到初三学生的分年龄段的性教育教案。
1988年，国家教委、计生委就曾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此后长达30多年，相关部门、社会各界多有呼吁和推动将性教育纳入长期常态教学。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落到实地的学校依然是少数。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将性教育纳入学校的义务教育内容。根据相关条款，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孙雪梅认为，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出台只是基础，性教育推进空间会明显改善，但法律的生命在于落地实施。“女童保护”的性教育从“防性侵”开始，但这仅是杯水车薪的第一步，真正综合的性教育，会对现有的一些社会文化进行重构。
“女童保护”创始人孙雪梅在给青春期学生讲授“拥抱青春期”性教育课程。受访者供图
“我相信到下一代，就不会再是这样了。”
新京报：在投身儿童性教育工作的九年中，你觉得中国儿童性教育的发展如何？
孙雪梅：防性侵教育是性教育的一部分。过去这些年，我感受到，首先从意识层面上讲，大家的观念和意识已经在发生改变了，因为需求的不断增多，投身性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从法律层面上讲，2021年性教育已经被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国务院印发《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也已经将性教育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和质量监测体系，这都是近几年来显著的进步。但即使有了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当下依然存在师资力量不足，授课内容有争议等种种问题，从政策的出台到落地实施，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可能比较漫长。
新京报：现在主要存在的儿童性教育形式有哪些？
孙雪梅：我了解到的主要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收费模式的性教育夏令营，家长主动付费让孩子去学习；一种是依托网络、多媒体平台进行传播的儿童性教育，以线上为主；还有一种类型是计生协会、妇联、公益组织等组织的线下讲座；也有通过绘本等方式进行；另外，少数学校已经有师资力量，把性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中。
但覆盖面还是远远不够，对全国两亿多儿童来说，杯水车薪。就“女童保护”的“拥抱青春期”课程来说，从2018年推出到现在，面对面覆盖到的人数只有15万，但你想，中国有多少青春期的孩子？
新京报：应该如何推动性教育终身化？
孙雪梅：“性教育终身化”其实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文化的重构，将“谈性色变”的观念从文化潜意识里纠正过来，但这种演化是需要过程的，并不能一下子就打破重新立起来。
以前大家觉得没有性教育，但其实与性相关的很多东西，在生活细节中就常常体现出来。就好比以前的男尊女卑，到现代社会逐渐推动性别平等，这些都属于性教育的内容。
推动性教育终身化，我觉得最重要的方式，是从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开始做起，我们很多家长连防性侵安全教育都不会讲，但是我相信到下一代，就不会再是这样了。
今年有案例，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有些受害者小时候被侵犯过，现在意识到了出来维权。这是大家自我意识、维权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文化重构的一部分。性教育普及、个案推动、法律完善、执法到位等等，性教育终身化需要的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合作，不是某一方就能完成的，但一定是每一方都要去发挥自身的能量，付诸行动。路可能会很长，艰难险阻也很多。
“在没有牛奶鸡蛋时，先给一个馒头”
新京报：在儿童性教育方面，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差距如何？应该如何填补两者的差距？
孙雪梅：差距是很大的。首先城市里的父母接受程度就会好很多，一般来说做性教育，父母直接给孩子讲相对还是要容易一点，肯定比隔代的要强，但乡村有很多是隔代的留守儿童，还有很多老人的观念里，孩子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了，并不会把性教育当成一个重要的事情。
让城乡孩子都能接受性教育的最好方法，当然是把性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学校强制性排课，对学校和老师考核，而不是倡导性的一句话说“必须要上”。我自己是农村长大的，我了解到，像我们小时候涉及生理卫生的课，因为是副科，很多乡村学校要么被别的主课占用，要么没有老师讲，让学生自学。
我们的公益组织，会主动向农村去倾斜资源，优先给农村的学校授课。但真正填补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要建立体系化的机制，逐级逐步的去培养出讲师，弥补师资资源的不足。
新京报：培养一位教师需要多久？
孙雪梅：讲师队伍的建立可以说是团队建立最难的部分，我们会花非常多的精力在讲师的培训考核上。因为如果一位老师本身在性教育方面有认知的误区，比如认为女生月经期不能洗澡，然后教给孩子，是不是不合适？
以“女童保护”团队2018年推出的“拥抱青春期”性教育课程的讲师培训为例，我们在原有的儿童防性侵教育的一万多名志愿者里，让他们报名，我们筛选，签订承诺书，然后电话面试、安排培训、面试、抽查试讲……第一次上课必须全程录音，由专家审核没有问题后，才能正式成为讲师。总体来看，培养一个讲师需要约半年时间，到现在我们在全国只培养出60多名青春期性教育讲师。因为教育这件事真的太重要了，性教育又敏感，我们真的怕讲错。
新京报：你觉得怎么样的性教育教材是最适合普及的？
孙雪梅：其实现在性教育领域有不同的“流派”。有很多前辈做了很多探索，不过每一种“流派”的出发点，又会有些不同。比如是否应该把所有的知识都告诉孩子？还是应该更加本土化，贴近中国社会？当然也有一些糟粕性教育，包括守贞、禁欲、女德等等，要警惕这种思想以各种名义进校园。
我觉得，如果有一本普及的教材，它应该是综合性的，既能科学地教育人的成长和发展，又要考虑中国本土的政策法规与大众接受度。在不踩线的前提下，以大众相对可以接受的度逐步推广。
我们团队也知道，有人认为牛奶、鸡蛋搭配的早餐更有营养，对孩子成长更好，但在没有牛奶鸡蛋时，先给一个馒头解决最基础的温饱问题，也是可以的。所以性教育还不完善时，先解决基础的防性侵安全，也不应该算错。防性侵教育的普及，客观上还提高了大家对性教育的接受度。
“女童保护”创始人孙雪梅参加两会座谈会，她同时也是凤凰网副总编辑。受访者供图
“性教育从孩子一出生就应该开始了”
新京报：你觉得作为家长，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孙雪梅：我觉得作为家长，应该把对孩子的性教育融入生活细节中，而不是把孩子拉过来，非要一本正经地说，“来，今天给你上节课”。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孩子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告诉她，这是肛门，这是会阴，这是乳房。她也会问比如“妈妈，为什么你的胸是鼓起来的，我的没有？”这种问题，我就会跟她解释。不管孩子在什么年龄阶段，问跟性有关的问题，我们别回避，坦然地交流，如果遇到不会回答的，甚至可以说，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这样未来孩子也不会谈性色变。
当然，我也会告诉孩子，我现在告诉你阴蒂、阴道、乳房等这些名词，都是身体正常的一个部分，但在公共场合一般不要随便说。这些地方属于我们的隐私部位，是有私密性的。否则，万一孩子出去说到这些词，被别人嘲笑，就会感到困惑，“妈妈，你不是说这是正常的身体部位吗？为什么我一说别人就会笑我？”
所以家长首要是一个爱学习的姿态，如果实在不能讲的，可以跟学校沟通，让学校邀请专业的人士去讲。
新京报：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有什么对孩子家长想说的话吗？
孙雪梅：我想说，你觉得性教育太早了，但是坏人不会。希望家长朋友们先从改变自己的意识做起，认识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重要性，除了保护安全，还能够让孩子的生理、心理都能够更健康地成长。
第二点就是性教育不能总是“等”，自己也要成为一名学习者，它是改变人观念、认知和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之前给北京的一所中学上课，因为怕家长有顾虑，校长就让家长也来听，家长听完很感激，“我这辈子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听这样的课，太好了”。
第三点要跟家长说，性教育是终身的教育，贯穿一生的，从孩子一出生就已经开始了，不要觉得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了解了。当然，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也不必懊恼，现在开始突破自我，不再谈性色变，为时不晚。
新京报记者侯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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