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你看我婆（方言，指奶奶）的手咋了，能给包扎下不？”
两个年轻人带着一位手受伤的奶奶走进诊所，章耀庆熟练地取出消毒用品，3分钟内就完成了消毒与包扎。结账时，章耀庆收取了1元钱。
“这包扎的材料费用不算吗？”年轻人问道。
“都乡里乡亲的，没多少钱。”章耀庆答。
章耀庆是陕西省某个行政村的村医，今年马上65岁。从15岁进入大队卫生室挣工分，到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的单干，再到本世纪初成为村上推举的乡村医生，章耀庆已经在村医这个岗位上做了整整50年。
章耀庆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
在以半个世纪为计算单位的跨度中，以章耀庆为代表的一批乡村医生，几乎见证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赤脚医生”“卫生院”“乡村医生”等称谓的改变；到九十年代疫苗冷链的使用，让曾一度在农村地区盛行的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等传染病几乎灭绝；再到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让看不起病、因病返贫的人大大减少……
“章耀庆们”像是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流动的村庄里，守住村民们的健康防线。
乡村医疗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乡村医疗条件也在逐渐改善。作为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的“网底”，乡村医生是中国医疗服务队最基础的一部分，被视作中国广阔农村地区亿万乡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乡村医生作为农村防疫的中坚力量，其重要性更加凸显。
但与此同时，乡村医生流失加速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全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2016年起至今，全国乡村医生数量分别为93.9万、90.1万、84.5万、79.2万，到2020年底下滑至74.7万。乡村医生正以平均每年近5万人的速度流失。
以章耀庆所在的乡镇为例，该镇目前在职的乡村医生仅有22人，最年轻的也已经40岁。眼见章耀庆快要退休，村卫生室至今还没找到接任的人。
章耀庆对时代财经感慨道，村里的娃娃越来越少，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在外务工，曾经卫生室里要忙到中午才可能吃上早饭，现在三五天才来一两位病人。
从国家到地方，近年来，与乡村医生相关的政策越来越完善，但具体执行的效果参差不齐。整体来看，如今的乡村医疗机构服务仍存在医生普遍老龄化、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待遇不稳定、大部分乡村医生诊疗水平有限等短板。
“目前，社会上对乡村医生这份职业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从业环境相对比较艰苦，还要能耐得住一定的寂寞，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强。”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分管基层卫生工作的相关人士告诉时代财经，要加强村医队伍建设，还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比如制定符合岗位实际的聘用条件、优化聘用机制、提高村医待遇、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和解决村医养老保障等。
在他看来，村医队伍很不容易，这个岗位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于保障农村人群的健康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也在尝试做更多的工作，希望能够随着国家出台更好的政策，并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为乡村医生发挥作用提供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能给咱们的乡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该人士说。
扎根农村的“消息树”
早上八点，是村卫生室的开门时间。章耀庆早早打开大门，拿出听诊器和测压仪，要对村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贫困户，做一遍巡诊工作。
章耀庆所在的村庄，位于省道边上，周边都是山。从省会出发，向西北行驶200余公里，才能到达。在这个人口将近1500人的村落，乡邻间多少都有些沾亲带故。时光流逝，章耀庆的称呼在村民口中，也从“小张”“张哥”，变成了“张伯”“大爷”。
山沟沟里的农民，不如平原或沿海地区的富裕。章耀庆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刚加入卫生室时，很多药都是按片卖，“一包药也就几分钱”。可即便如此，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付不起药钱，赊账的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一串。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看不起病或者赊账的人越来越少。以往不舍得花钱看病的村民，变得越来越“惜命”。章耀庆最大的感受是村民对生病吃药这事越来越重视，“尤其巡诊一些老年人家，谁家能没有个大药袋？”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章耀庆近些年在农村地区接触到的排名前三的慢性病。“人们吃得好了，运动少了，‘富贵病’也就多咧。”章耀庆对时代财经说。
相对应的，以前农村常见的流行病，譬如麻疹、天花、白喉、小儿麻痹等，则随着疫苗冷链的普及，从多发到逐渐消失不见。
疫苗分为活性疫苗和灭活疫苗，常见的活性疫苗有水痘疫苗、甲肝疫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章耀庆经常会给儿童接种这些疫苗，有些孩子打了好多次，但效果甚微。流行病时不时地出现，因卫生或观念等因素，在村中传播得更为猖獗。
直到疫苗冷链的投入使用，章耀庆和他的村医同事们发现，疫苗起到的作用变得特别明显。20世纪末那几年，麻疹、乙脑、小儿麻痹等病症在村里几乎不见。其中，麻疹引发的小儿肺炎一度是村里的“儿童杀手”，但现在，章耀庆已有20余年没跟这个“恶魔”见面了。
以前农村常见的流行病，譬如麻疹、天花、白喉、小儿麻痹等，则随着疫苗冷链的普及，从多发到逐渐消失不见。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章耀庆所在的村庄位于山下，村民居住较为集中。比章耀庆年长8岁的王海国曾是山上另一个村的村医，村民多为独立门户，居住比较分散。
王海国对时代财经回忆道，自己年轻时出诊，从家中走到卫生室要好几公里。有村民叫他出诊时，隔着山沟喊几声，听到声响的王海国便背上医包急忙出诊去。
有深更半夜敲门叫看病的，也有需要走上十几公里山路的，这些经历对村医们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家常便饭。
目前，乡村医生队伍里80%以上都是本村村民，长期和村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让他们更了解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这也是老村医们不可取代的优势。
“乡村医生是农村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上述宝鸡市卫健委分管基层卫生工作的相关人士对时代财经说，“近年来，我们大力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工作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全市广大乡村医生通过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解决了群众常见病、多发病的初诊治疗和慢病管理及预防保健问题，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健康有人管’，真正为农民群众筑起了一道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防线。”
他表示，特别是在疫情防控中，乡村医生更有“消息树”的功能，起到了早发现早报告的作用，为疫情防控筑牢了广泛的基础防线。
“幸好有你稳住病情”
2012年，原国家卫计委制定印发乡、村两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工方案。要求将40%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交由乡村医生承担，考核后按其实际工作量将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拨付给乡村医生。
随着村卫生室公共服务职能的增加，督促60岁以上的村民体检，也属于14项公卫记录的工作职能。是否能将人数全部叫齐去体检，成为考核村医的指标之一。
要改变村民们固有的生活习惯，难度颇大。
提起催促老人们去做体检，章耀庆叹了口气，他告诉时代财经，农村老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难改变，“他们觉得体检查不出病，也不发几粒药，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去做这种免费体检”。
面对村民们的不解，章耀庆耐心劝导，时不时会做些健康教育的宣传，提醒村民关注健康。再遇到催促村民做体检的工作时，他依旧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上门做动员。
村里有户姓郭的人家，被叫去做体检时还在务工。可能是章耀庆平日的健康宣传起了作用，这位村民第二天就去了卫生院，随后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因为诊治及时，这位村民原本会被耽误而不可挽救的病情，也因此被控制下来。
除了要承担更多公共服务职能，村医的专业素养也面临更高的要求。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曾要求，县级每年对村医开展免费培训2次，累积培训时间不少于2周，每年培训200学时。2013年，国务院出台政策严格乡村医生准入，按照规定新村医应当具备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定期开展考核，考核结果作为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和财政补助的主要依据。
章耀庆所在的村卫生室设有观察室，以便病人留观。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
多年的看病经验，加上相关培训次数的增加，章耀庆的诊断水平获得了上级医院专业医生的认可。
多年前的某个冬夜里，一位母亲趿着拖鞋穿着单衣，抱着高烧不退的孩子冲到章耀庆的卫生室求助，当时，孩子的身体已经出现抽搐。原本已经睡下的全家，都起来给章耀庆帮忙。在打了肌肉针、做了针灸后，终于等到了从市区来的救护车。
章耀庆记得，救护车来后，他将提前写下所用药品与救助措施的记录交给护士，又跟着一块到了市区医院，陪着家属熬了一夜。
接诊医生在了解处理措施后，当面夸赞章耀庆用药正确、处理得当。“幸好有你稳住病情，提前挂了液体，不然这个娃娃根本撑不到我们市区医院来。”
因为及时得到妥善的诊断救治，那位高烧的孩子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回村后活蹦乱跳，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
这是令章耀庆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也正是这样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支撑着他在村医岗位上辛勤坚守与不断精进业务水平。章耀庆对时代财经说：“现在看到那个娃娃健健康康长这么大，就觉得在村医岗位一辈子，值得！”
接班人培养难
随着移民搬迁和进城务工的人数增多，农村人口逐渐流失。村民少了，村医也后继乏人，“谁来接班”问题突出。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18年底，从年龄结构看，45岁以上村医超过63%，55岁以上村医超过32%，34岁以下年龄村医仅占6.9%。
“老得走不动的，病得不能挪的，就都留了下来。”王海国对时代财经说。他曾经所在的村庄，与附近人数多些的另一个村合二为一。年纪大了的他选择退休，村上推举他考过资格证的儿子接了村医这个班。
与王海国同样由子女继承衣钵的，还有邻村的村医周鹏。他的女儿在经年累月的帮忙中，耳濡目染学习到不少医疗知识，在考下乡村医生职业证后，接棒父亲成为一名守在“健康扶贫”第一线的村医。
在这行里，有不少是因为祖辈在村中行医，承下家学渊源。但也有些例外，村医队伍中较年轻的胡小军，年轻时学过医，后外出打工。在2009年村中实在没人能接任村医时，村干部三番五请把他叫了回来。这一干，也马上有十来年。
村医补贴并不高，满打满算，一年下来也就两三万元。与在外务工的同龄人相比，胡小军的收入差得相当远。
“哪有村医不种地啊？”胡小军笑着对时代财经说。为了补贴家用，现在家中不仅种了地，他还兼任着村委会的一些事务。时不时就有电话找他，手机铃声响个不断。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戴秀英在调研中发现，各地村医年平均年收人大多仅2万~3万元，远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收入。在她对宁夏地区南部山区部分村庄的问卷调研中，大部分村医对收入并不满意。很多地方的村医都没有基本工资或定额补助，只能依靠公卫经费、基药补助、诊疗费和务农来维持生计。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文件将基本药品补助人均补助标准由8元提高至10元，将202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79元。
据了解，胡小军所在的乡镇，做建筑小工的日薪是180元/天，若是会些技能的大工，收入更可达到300元/天。村医平均每月1600~2500多元的收入，比起打零工的人，都少了一大截。
章耀庆所在的村卫生室门口，挂着与听力健康宣传有关的横幅。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
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的“章耀庆们”来说，即便待遇不算高，但马马虎虎，一辈子已经这样过下来。但对于在外读过书、看过外面的世界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待遇的吸引力显然不高。
吸引年轻人加入村医队伍难的问题，不仅是章耀庆和王海国等所在村庄面临的状况，西北西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都面临着相同的困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关提高待遇、村医入编等声音，也出现在多项提案议案中。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在建议中指出，解决编制问题，完善乡村医生的退出机制，提高基本工资待遇，要建立工资随工龄同步增长机制，解决乡村医生养老待遇保障问题。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大代表、普安县龙吟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龙兴林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他表示，待遇低、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村级医疗人才缺失和在职村医辞职现象。建议州级每年拿出一定的编制，对优秀的村医实行定向招录，让扎根基层的医技人才有奔头、有盼头。
戴秀英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年轻人普遍不愿待在农村艰苦的环境，或者很难长期留驻岗位，吸引年轻人来当村医“不现实”，并非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当务之急还是解决现有村医的养老等各项问题。
她建议，首先要完善村医的补贴机制。各地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真正确保各项补贴实实在在地发放到村医手中。其次解决各类村医养老难题。一方面推进有执业医师资格的村医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对于年满60周岁的乡村医生，进一步提高她们的养老待遇，并逐步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而对于已退休的村医，建议将固定养老补助和年限补助相结合，不仅保障所有退出村医都有领取补助的资格，还要让那些工作年限更高的村医获得更多补助。
对于村医队伍的未来，章耀庆觉得会越来越好。作为政策受益者，随着村医在“两会”中出现频次的增加与关注度的提高，2015年起，他的收入中增加了基本医疗服务补助1万元，还有基本公共服务卫生项目的补助。金额根据服务村落的人口数与考核来算，一年也有小一万元。
这比起之前，多了不少钱。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章耀庆、王海国、周鹏、胡小军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