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要募捐先配捐，谁在收割救命钱？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配捐为何屡出问题？
2018年10月，河北燕郊，白血病患儿康康（化名）坐在床上，这里因租住了众多来河北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看病的白血病患者，被人们称作“小白村”。摄影/本刊记者张旭
4年前，河北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100多名白血病患者家庭遭遇了“慈善配捐”骗局，上千万元被骗走。
4年后，悲剧再次上演，来自广西、河北、湖北、浙江等地的数十个白血病等重症患儿家庭遭遇同样的事情，数百万元转给“爱心人士”后不知去向。
追不回的救命钱
3年前，河南刘先生的儿子被确诊为神经母细胞瘤，治疗费对他而言就像无底洞。2019年9月份，一位病友问他：“有一位筹款的老师，要不要试试？”
随后，这位病友介绍刘先生认识了王亚男。双方沟通后，王亚男帮刘先生对接了腾讯公益的筹款项目，最终筹得捐款1.5万元。此外，王亚男还通过某筹款平台为刘先生的儿子筹得9000元爱心款项。
几天之后，王亚男告诉刘先生，“支付宝公益”有一个筹款项目，“筹得多、打钱快”，但需要先自筹8万元。
为什么要先自筹？刘先生对此有些疑惑。王亚男解释说，网友看到项目里有人捐钱，才会激发他们的爱心，继续往里捐，“否则，别人一看筹款项目里没多少钱，自然也不会捐给你”。
基于前两次筹款建立起来的信任，加上急需用钱，刘先生把为孩子看病准备的8万元“救命钱”给了王亚男。
其后，刘先生催促王亚男将筹款链接发给他，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辞。再三催问后，王亚男只转给了他2万元，说这是“已筹款项”。
刘先生也曾怀疑自己被骗了，但最终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这些都是给孩子看病的救命钱，她不会骗我的，早晚她肯定会打给我，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没过多久，王亚男又告诉刘先生，有一个机会难得的配捐项目，配捐比例高达1：1，20天可以回款。
所谓配捐，通常由公益组织、基金会发起，根据社会公众为某公益项目捐款数额，按照一定比例配合捐款。例如配捐比例为2∶1，意味着公众捐款2万元，慈善机构会配捐1万元。而王亚男所称的1∶1配捐比例，就是说公众捐款2万元，慈善机构就捐出2万元。
为了给孩子看病，刘先生已经欠下大量的外债，但他还是不敢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四处向亲友借钱，凑齐了23万元，转给了王亚男。
王亚男承诺，先做一个筹款链接，之后会将23万本金、配捐额，连同之前的8万及配捐额，在20天内一起以捐款的方式打到链接里。“随时都可以提现。”王亚男说，“这个项目周期最多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无论如何都会给你打钱。”
刘先生对王亚男的信任，一方面也是出于对其公职人员身份的认可。王亚男在大病救助圈子里小有名气，众所周知，她是河南桐柏县医保中心门诊工作人员。
《中国慈善家》向河南桐柏县医保中心核实过王亚男的身份，对方回复称，王亚男是该单位的正式员工，“她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与单位无关。”
2020年4月，刘先生的孩子结束一个疗程的治疗，王亚男承诺的“回款期”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但仍然没有见到“回款”的踪影。更不幸的是，两个月后孩子的病情复发，刘先生不得不再次来到北京给孩子继续治疗。走投无路的他多次找王亚男要钱。“很快，很快……”王亚男一直这样推诿。
有一次，刘先生站在楼顶给王亚男打电话：“如果你再不把钱打给我，我就跳下去了。”对方说，“你跳下去我也会跳下去。”
白血病患者家属向王亚男转帐的账单。图/受访者提供
面对刘先生的逼问，王亚男不耐烦地抱怨：“我在卖房子”“项目都有很多的不定因素在里面”“帮别人落个这样的下场”……
截至记者发稿时，刘先生的儿子仍在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孩子的病情已属于神经膜细胞瘤四期高位（癌症晚期）。一年多以来，刘先生陆续给了王亚男共31.3万元，却只收到4万元“回款”。
刘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中国慈善家》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广西、河北、湖北、浙江均有重病患儿家长将数百万元给了王亚男，结果都是“血本无归”。
是配捐还是骗局？
在武汉病友圈里，熊先生是较早认识王亚男的。熊先生5岁的女儿两年前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随后来到武汉儿童医院治疗。
女儿住院不久，经武汉筹款志愿者刘某介绍，熊先生认识了王亚男。她向熊先生承诺，可获得郑州市慈善总会2：1的配捐，急需用钱的熊先生第一次将2万元转给了王亚男，约两周后，果然收到了郑州市慈善总会的1万元善款。
根据熊先生提供的其女儿姓名，《中国慈善家》在郑州市慈善总会官网上查到了相关汇款记录，并注明为“支付宝公益”。
这次成功的配捐无疑加深了熊先生对王亚男的信任，他陆续将多位病友总计80余万元转交给王亚男，或汇入其指定的筹款链接里。
有一次，王亚男给熊先生和其他两位病友提供了三个不同的筹款链接，都是陌生人的筹款项目，让每人“捐”4.6万元进去。
4.6万，有零有整，这个金额有何讲究？
一位不具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为了发挥公益组织的主观能动性，每个筹款平台会制定相应规则，包括会要求公益组织自筹一部分善款，平台根据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强弱分配流量。以支付宝公益为例，只要自筹满筹款金额20%，以及捐赠人数达到1%（总筹款额的1%），就有机会获得流量位。例如，筹款目标金额为20万元，自筹金额需4万元，且需2000个不同的捐赠人。
上述人士表示，一些做大病救助的公益组织钻了平台的漏洞，甚至出现让筹款人先自已掏钱应对平台规则，从而获得平台更多流量，严重违背了公益的初衷。
王亚男的说法印证了上述观点：开通支付宝公益链接需要前期自筹4万元（几乎都是自已掏钱或让亲戚朋友“假捐”），4万元“捐款”中至少来自2000个不同的支付宝账号，只有这样，支付宝公益平台才会推链接，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捐款；而找2000个不同支付宝账号，另需6000元费用——这就是4.6万元这一金额背后的逻辑。
“平台的流量是有限的，大病救助都这么干时必然会导致筹款不足。根据新规，捐赠无正当理由不能撤销。”上述业内人士分析，病友将钱给到志愿者私人账户，志愿者拿着钱分散法律风险（找不同ID），变成了基金会和N个捐赠人之间的捐赠关系，很难被追回。
6年前，广西的韦先生的儿子被诊断为“急性淋巴B细胞白血病”，治疗费花掉130余万元，当时一些筹款平台成为救命的稻草，韦先生通过这些平台得到不少爱心人士和慈善基金会的帮助。
2020年7月，在病友微信群里，王亚男主动添加韦先生为好友，并告诉他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曙光计划”项目，家属每筹得2元钱，就能获得1元的配捐，但一个前提是需要自己先筹集部分资金，最多45天之内能收回本金和配捐额。
王亚男提供给韦先生的链接显示，“曙光计划”项目100万封顶（即捐款50万配捐50万，达到100万项目就结束），由北京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发起，并由河南省慈善总会认领。
看到项目有民政部备案号，又有不少人捐款并获相应配捐额，韦先生没有犹豫，当天不光自己往里“捐款”6.54万元，还动员身边亲戚朋友“捐款”近8万元。但王亚男说这些钱不够，需要凑齐20万元。
韦先生第二天又通过微信转给王亚男6万元。之后，王亚男以同样的说辞，让韦先生私下转给她共计约27万元。
到了2020年底，说好一个月回款的配捐，还是杳无音讯。韦先生致电河南省慈善总会，却被告知该机构与王亚男无任何关系，而该项目也因为“异常”被冻结。
多次和工作人员交涉后，韦先生和亲戚朋友在曙光计划项目中的“捐款”追回来了，但韦先生私下转给王亚男的27万元，依然不知去向。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国科认为，如果是把自己以及家庭的钱款作为“本金”进行配捐，就不属于捐赠，违反了《慈善法》关于慈善捐赠的规定。而如果自筹行为是发动朋友来捐赠，这种类型的配捐目前法律没有禁止。
对于一个经济条件相对普通的家庭来说，医治白血病的医药费用是个无底洞。摄影/本刊记者张旭
多位患儿家长反映，王亚男在其桐柏县老家身陷多起民间借贷官司。根据他们提供给记者的身份信息显示，王亚男生于1984年，是南阳桐柏县人。
《中国慈善家》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多份判决书中，涉案人“王亚男”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所在地，都与王亚男身份证信息一致，其中有多份为执行裁定，被执行人都是“王亚男”。
2020年年底，王亚男曾面对河南电视台记者的镜头，称自己“也是好心想帮他们，谁知道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自己也在积极处理”。
在家长的再三要求下，王亚男给记者看了手机里显示的捐款项目，包括“关爱女童生理健康”“为困难家庭播种希望”“为血液病家庭送温暖”“防控疫情、共克时艰”“急救5岁禁食男童”等。这些项目中，捐款金额从1元到数万元不等，均获得1次以上的配捐次数。
正是因为此次媒体报道，让王亚男短暂停职。桐柏县医保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今年年初，王亚男因涉及“慈善纠纷”被单位停职，但没过多久，她又“正常上班”了。
今年4月8日，来自全国多省市的数名患儿家长再次来到桐柏县找王亚男要钱。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患儿家长，王亚男去菜市场买菜，卖菜的摊主都要求她用现金付款，不能手机扫码，“因为不相信她”。
当天，数名家长来到桐柏县医保中心，将正在上班的王亚男带回宾馆质问。多名家长情绪激动，为了防止发生冲突，双方都报了警，当地警方将他们带到公安局做了笔录。
“她几天没有来上班了，有人说是被抓了，具体我们也不知道。”4月20日，桐柏县医保中心门诊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王亚男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根据刑法规定，诈骗罪需满足四点：“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受害人因为行为人的行为陷入一个错误的认识”“受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行为人获益”。
何国科分析，王亚男是否在这个行为中获益，她把钱据为已有还是通过个人账户打入筹款链接，是本案的关键。目前，王亚男私收患儿家长到其个人账户的钱，最终是否由她捐出，暂不明朗。
谁之过？
《中国慈善家》调查得知，最早将王亚男介绍给武汉儿童医院病友的刘某是轻松筹的志愿者，平时活跃于武汉儿童医院帮患儿筹款。
在获取家长信任后，王亚男告诉他们刘某是“骗子”。当时，正好刘某为熊先生运作的支付宝公益项目失败，熊先生相信了王亚男的说法。
随后，王亚男让熊先生在武汉儿童医院做其项目的“志愿者”，每月有2000元的基本工资，每介绍成功做一次“配捐”，还可获2%的返点。熊先生随后动员其他病友通过王亚男筹款。
刘某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和王亚男不熟，只见过两次面，是郑州市慈善总会志愿者曹文武介绍他们认识。
2020年12月23日，疑似被王亚男以配捐名义骗取钱财的当事人，向媒体介绍受骗经过。图/视频截图
曹文斌承认自己是郑州慈善总会志愿者，也认识王亚男，但否认和她有瓜葛：“她也是爱心人士，之前帮助过一些人，我们是在一个病友圈里，她加的我的微信，一直也没有联系过。”
熊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和家人并没有申请郑州慈善总会的相应项目，也没有和郑州慈善总会发生过任何关系，只是把钱交给了王亚男，而收到的郑州市慈善总款项金额和2：1配捐相吻合。根据相关信息，他得知项目执行人正是郑州市慈善总会曹某。
熊先生为此询问了郑州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对方回复说，“这些钱（配捐款）和王亚男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认识谁是王亚男，这些钱是基金会对你们的正常救助，因为我们收到你们的资料了。”
何国科认为，郑州市慈善总会给予受助者捐赠资金，一定要对救助对象进行审核，不能在没有审核的情况下就给予资助，这不符合慈善组织的财产使用规则。
“要么中间人造假了，要么就是慈善总会没有尽到审核义务。”何国科说。
郑州市慈善总会网络众筹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些汇给患者的钱属于正常拨付，该单位有筹款资格，经过核实后，可以对符合要求的大病患者进行救助。
“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配捐项目，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我们也是有家长给我们打电话时才知道（王亚男告诉患儿家庭说我们有配捐）这件事。”郑州市慈善总会网络众筹负责人说，家长如果收到郑州慈善总会的救助款，只有一种情况，即正常项目的救助拨付。
不过，也有患儿家长向记者反映，王亚男要求他们填写过一个关于郑州慈善总会项目的申请表，并提供证明孩子病情的相关资料。
郑州市慈善总会网络众筹负责人表示，郑州慈善总会对大病患者的救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患者直接邮寄材料，申请由郑州慈善总会直接发起的项目，经审核符合标准的可定向拨付救助款项；另一种是由患者授权委托第三方机构发起，再由郑州慈善总会认领，委托的手续需要提供包括委托和受委托两方的身份材料。
“任何慈善组织都是禁止工作人员或志愿者私下收钱的，家长将钱私下转给相关人员，已经超出慈善组织能监管的范围。如果家长或亲朋好友将钱确实捐到我们的项目里了，如果他们觉得这笔钱有疑问不想捐了，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申请善款返回。”该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还透露，目前警方已就此事已找过郑州慈善总会核实相关情况。
记者近日多次拨打王亚男的电话，均处于无人接听或关机状态。而多名患儿仍然躺在医院冰冷的病床上，等待昂贵的药物续命。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