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光明日报刊文：“婚姻推迟”背后是社会学命题
日前，民政部公布了我国去年的结婚登记数据。全年813.1万对的结婚登记数量，比2019年减少了112.9万对，创下了17年来的历史新低。这固然受到了疫情期间全国多地婚姻登记处长时间关闭的影响，但也基本上延续了2013年之后结婚登记数量不断下降的趋势。一时间，“中国正成为单身大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言论又开始在舆论场中持续发酵。如何解读这些统计数据？中国的婚姻状况究竟在发生什么变化？
2013年以来婚姻登记数量的逐年下降，既源于主要适婚人口（20至39岁）数量减少的客观原因，也受到“婚姻推迟”乃至不婚等因素的影响。“婚姻推迟”是指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根据截至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至1984年出生的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相比于1940年至1944年出生者，分别推迟了1.9岁和3.3岁。可以推测，随着85后与90后初婚年龄的公布，这一趋势将更加凸显，并且会在未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为中国婚姻状况的一大显著特征。
“婚姻推迟”现象的出现，与这些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社会更加重视年轻人的教育投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不可避免地使个体结婚成家的时间点向后推迟。而且，经济水平的提高也相应地提高了人们对于结婚条件的要求。在“房子、车子、票子”成为21世纪结婚“三大件”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与养育成本，使得很多适龄青年不得不选择推迟结婚的时间。比如，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最好的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地区的“婚姻推迟”幅度更大。这4个城市中，出生于1980年至1984年的男性与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分别为27.6岁与25.7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推迟了2岁以上。另外，经济发展区域性与结构性不平衡所产生的城市“剩女”与农村“剩男”问题，也对推迟初婚年龄造成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个体化趋势，促进了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随着个体化程度的提高，年轻人对于自己何时缔结婚姻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在“996”工作制度与狭小的社交圈内，如果不依靠更多外在助力，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在“婚姻推迟”的整体趋势中，女性的推迟幅度更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收入水平等方面与男性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某些方面出现了反超。这使得她们更期望在职场上有所成就，获得经济独立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而非早早进入婚姻、生育子女。不过，她们在拥有自主选择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婚姻推迟”带来更多的生育风险与健康代价。在一个“婚姻推迟”“生育推迟”趋势不断增强的社会中，如何保障高龄产妇和胎儿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未来一段时期，“婚姻推迟”的趋势仍将持续。对于这一趋势，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去评价。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并将带来进一步的挑战。比如，面对结婚的经济压力、社交焦虑；高龄女性生育风险的增加；潜在的不婚不育对生育水平下降趋势的强化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为此，我们需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回应“婚姻推迟”背后的问题与挑战。需要鼓励和提倡适龄婚育，进一步推进婚育支持性政策的出台；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满足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加强对企业加班现象的监管，提倡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保障孕产妇群体的特殊权益及母婴安全，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婚育问题关系到适婚人群及其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我国婚姻家庭的整体发展，需要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来源：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贾楠 SN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