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银霞:“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主角

日期:02-05

原标题:苏银霞:“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主角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20年11月,苏银霞接到司法所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刻去高速路口。路口就在她家工厂身后,一公里远。等苏银霞和女儿于家乐接上所有人,包括于欢的姑姑于荣秀、姑父,还有一个叔叔和舅舅,已是半个小时后。六七个人,两辆车,开到了高速路口。

这是全家人迎接于欢出狱的阵仗。电话那头别的啥也没说,不过几天前也打过电话,让他们去监狱给于欢送过一趟衣服,这一般就是出狱前兆。一家人就静静地等着通知他们去监狱接人,没想到人被径直送到了高速路口。于欢看到路边站着的亲人们,嘴边盘旋一句话:“我回家了。”一下车,大家围上来,开场白被于家乐抢了,她喊:“弟弟你可回来了。”

姑姑于荣秀说于欢刚出狱时“更憨了”(王旭华摄)

姑姑于荣秀说于欢刚出狱时“更憨了”(王旭华摄)

于欢,25岁,结束4年零7个月服刑,回到家乡山东省聊城市冠县。2016年4月14日,因无法偿还高利贷,于欢和他的母亲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围困在自家公司的接待室,极端侮辱之下,于欢用一把水果刀,刺伤4人,其中1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为此,于欢以“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媒体报道以“刺死辱母者”为题,直指“量刑过重”。“辱母”作为关键词,天理、国法、人情,引发各界对“正当防卫”的讨论,犹如一堂全社会的法制公开课。2017年6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欢案进行二审,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于欢和“于欢案”,成为那一年中国法制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于欢

出狱后的于欢,讲话慢条斯理,逻辑顺畅,张嘴前,话语先在头脑里过一遍。逢人喊哥喊姐。事发前,高中毕业生于欢没出过山东省。出狱后两个月,他已经跑了一趟青岛、一趟河北、两趟常州、一趟北京。去常州是见他妈妈原来的客户,第一次由妈妈领着,第二次就独自前往,替妈妈讨回两笔陈年货款。他主动见记者,见律师,见远方的长辈,像一条章鱼,广伸触角,尽力接触社会。

他现在长了不少白头发,混在黑发里,很醒目。他整个人在冠县都挺醒目。跟我在奶茶店里坐一会儿,有位婶婶认出他来,喊他“欢欢”。走在街上,会有人过来问:“你是于欢吗?”在冠县的饭馆里,背后的过道里一有动静,他都不自觉地回头看。冠县太小了。他已经出狱,却仍活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原来是个挺不起眼的男生。从小在妈妈开的工厂长大,高考考上大专,没去读,就地到妈妈的工厂干活,尽早把厂里的生产流程都走一遍,工厂的活儿脏、乱、累,衣服包裹不到的地方全是黑的,指甲缝里也是。有时也不情愿,但一旦有工人请假,于欢就得顶上,不可能因为缺个人停下整条生产线。

如果不接厂里的活儿,他以为最理想的工作是有双休日的那种工作,稳稳当当过一生。出狱后,他知道小时候以为的那条路没有了,他得出去闯荡。

于欢属于“超生”,身份证上写“1994年”,实际出生在1996年,2016年事发时,他未满20岁。事发第二天,他被带去看守所,发现自己是里面年纪最小的。那会儿,他不知道看守所是什么。上小学时倒经常路过,大人说这是监狱,管它叫“西街大狱”,没想到自己会在“大狱”里过20岁生日。看守所有窗,但窗外延伸出去一大块儿窗沿,阳光只能在特别炽烈的时候照进来一点。经常吃咸菜,后来学会嘴里吃咸菜,自己脑补从前吃过的美味佳肴。偶尔站在阳光下,别人告诉他,他的脸是泛白的菜色。

于欢进看守所是2016年4月,开庭在12月。开庭当天早上,他妈妈赶到看守所,又陪他到法庭,然后也被警察带走了。因为另一桩案子——苏银霞做钢贸生意,资金最紧迫时除了借高利贷,还和丈夫、女儿在济南成立投资公司,面向社会融资,后来被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早一周姐姐于家乐就在济南被捕,当时罪名是“私刻公章”。

姐姐、妈妈都被关进看守所,爸爸还不知道下落,一家人落到了这种境地。于欢一审被判无期后,决定放弃上诉,他告诉律师:“你走吧,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如果家庭正常运营,或许能拿得出钱来给他打官司,现在这种状态,他认为不可能拿几十万块钱去打水漂、赌结果。

于欢的姑姑于荣秀(右),于家出事后她一人承担起找律师、探监等责任(王旭华摄)

于欢的姑姑于荣秀(右),于家出事后她一人承担起找律师、探监等责任(王旭华摄)

姑姑比他执着。于欢家出事后,主要靠她在外奔走。第二天一早,律师又来了。他告诉于欢,他姑姑就在外头。那是2月,天很冷,还下着雨夹雪。“你姑就在外头淋着,你不(在上诉书上)签字她就一直淋着,你姑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不走就绝对不走,她这个年龄就别让她遭这个罪了。”律师又说:“争取用最小的代价,换最好的结果。”这些场景,包括最后签字那个瞬间,都刻在于欢的脑中,“真的忘不掉了”。

厄运降临那一天

事发当晚的事,更加刻在脑海。案发细节,母子二人已向法庭多次讲述过。关注过这桩案子的人,经过当年媒体的报道,也都很难忘掉一些细节,尤其是这桩案件受人瞩目的核心元素——辱母。

2016年4月14日那天,天气不错,挺暖和,日头高照时于欢只穿了件条纹半袖,傍晚才把夹克套上,牛仔裤配运动鞋。他记得一清二楚,是因为后来这几件衣物成了证物。

那伙人是14日下午4点出现的。当时苏银霞在办公楼三楼,收拾东西。要收拾的东西太多,就在前一天,她的债主吴学占,拉来两车家具家什,都是从于家搬出来的,意思是房子归他了,东西还给你们。

来了四辆车,至少有两辆没牌照。没牌照的车,苏银霞从前也见过,地痞流氓,开个“豪车”,不挂牌照,乱闯红绿灯,这些事从前在冠县也有。四辆车、十几个人,露着胳膊,胳膊上露出文身,发型也挺悍的,也没人敢上去询问。他们不是空手来的,带来了做烧烤的家伙,一个烧烤架,半米长,10厘米高宽的立方体,上面开盖,街面烧烤摊常见的那种,烤串、蔬菜和啤酒,东西挺全,仿佛经验丰富的路边摊摊主,摊子就架在办公楼抱厦台,摆开架势,流露出长久驻扎的意思。那个烧烤架后来被人遗忘,现在还搁在院子里,生着锈,歪在一堆杂物里,跟一台掉了脑袋的电风扇挨着。

驳静摄

驳静摄

杜志浩晚上8点左右到的,30岁出头,1.75米左右,块头虽然不是很大,但练过武术。他是这伙要债人的头目。4月初,苏银霞就和他打过交道。那会儿他和债主撬锁进了她家,将苏银霞反手按住,脑袋按到马桶里,动弹不得。杜志浩还威胁说,要让人拉屎,所幸没有发生。

我问苏银霞,那时候哭过吗?她说,没有。又问她,那脑袋被按到马桶里,害怕吗?她说:“那个时候也不害怕,就是拉屎我也不害怕,他要是拉屎我就带着屎出来,他侮辱我,我也不丢人,我是欠他的钱,又不是别的。”

但是,于欢感到恐惧。案发那间接待室,一进办公楼就是,其中一整面是玻璃,很厚,里面的人说话外面完全听不到。如今于欢路过总是快步走过,不往里看一眼。

案发现场。现在出租给另一家公司,桌椅沙发全换了。(王旭华摄)

案发现场。现在出租给另一家公司,桌椅沙发全换了。(王旭华摄)

回想那天,画面清清楚楚。杜志浩先在外头吃烧烤,喝啤酒,一个小时后,进入接待室,跟于欢母子对峙。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于欢案的审判书上写得清清楚楚:“杜志浩用污秽语言辱骂苏银霞,弹烟头到她胸前,将裤子褪到大腿处,裸露下体,朝坐在沙发上的苏银霞等人左右转动身体。”这个行为随后遭人劝阻。“杜志浩穿好裤子,又脱下于欢的鞋,拿到苏银霞鼻子处,被苏银霞打掉。”

“那个画面我估计永远忘不了。”他说的画面,包括从拿起水果刀到最后被警察带走那几分钟。于欢头脑里曾来回播放那些画面,愿意或不愿意,它们都曾长期霸占他的头脑。一审与二审,又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反复回忆,现在,他实在不愿意再次述说,只说,“那天改变了我一生的走向”。

不止是他。继于欢被判刑后,其余家庭成员也受牢狱之灾,母亲苏银霞、姐姐于家乐和父亲于西明,都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刑,苏银霞3年,于家乐3年零6个月,于西明4年。一家四口,现在还剩于西明尚未出狱。

起家

一家人的厄运到底从何而来?每个家庭成员心里,起点或许各有不同,但一定都离不开苏银霞的生意。

苏银霞是冠县本地人,1986年初中毕业,到县里食品厂上班,一开始做包装,后来制作酥心糖、饼干,没干两年,厂子效益变差,她作为技术骨干,一个月都拿不到100块钱。那时苏银霞已经跟于西明结婚。于西明的父亲在他17岁那年过世,工作岗位就袭给长子,县里公职单位比工厂上档次,两人就把婚给结了。

怎么开始做生意的?苏银霞说是“穷怕了”,需要解决温饱。她最先发现的商机是卖化肥。娘家沿街有间门面房,在城乡接合处,经常有农民蹬着三轮车经过,苏银霞逐渐知道啥时节进化肥,啥时节卖合适,那个门面房就当仓库,通过囤货、赚差价,赚到第一笔钱。后来又开始买卖玉米和棉花。20世纪90年代,这些生产资料掌握在生资公司手里,一般来讲,只要拿到货,就不愁卖不出价钱。做买卖似乎也没太大技巧,看别人做什么,自己打听打听,跟着做就是。

到1995年底,苏银霞存1万块钱定期到邮政储蓄银行,再花600块钱买了一部电话机,成为他们院里继县委职员那家后,第二户安装电话的人。从此苏银霞的业务范围为之一阔,她可以打电话到河北等地找更实惠的货源。这样生意做了四五年,苏银霞又给自己家里添置了一辆奥拓,二手车,花掉3万多块,于、苏两家有七八口人都凭这部二手奥拓学会开车。如今车早就报废,但于西明主张留着,权作纪念,仿佛是当年光辉与荣耀的一个证明,苏银霞也同意。直到去年出狱,看看这辆旧车,刷过好几回漆,早已不是20年前的模样。苏银霞心有所感,折成废铁卖掉了事。

苏银霞生意做得最红火的时候,家里还有过一辆卡晏,虽然是债主抵债而来,可也是辆200多万元的豪车。追溯做贸易这20多年,苏银霞的确走了挺长时间的上坡路,2000年时她的贸易范围又拓展到棉花。与前头做化肥和玉米还有不同,棉花涉及生产,需要添置设备,筹建厂房,小有资本者才有能力投入,苏银霞花20万元买了些二手设备——这显然比过去倒买倒卖上升了一个台阶。

台阶之上还有台阶,苏银霞未止步于此,她又往上走,走到了钢材贸易这条路。

冠县所在的山东聊城是“轴承之乡”,冠县也多有锻造企业,这几年最好的生意是生产高速路防护栏(王旭华摄)

冠县所在的山东聊城是“轴承之乡”,冠县也多有锻造企业,这几年最好的生意是生产高速路防护栏(王旭华摄)

有个亲戚一直从事轴承钢生产,大约在2001年左右,亲戚找到苏银霞,说有个钢厂销售找上门。苏银霞挺动心,她打听了打听,认为这个事儿能干,甚至这生意看上去跟过去卖化肥没太大差别,靠一点消息、一点资金,就能做起来。

她找到几个亲戚朋友,筹款几十万元,从钢厂进货,再找客户。当然也栽过跟头。2008年,苏银霞从沈阳东洋制钢厂订4000吨货,价值1700万元。订货时市场价挺有利,而且眼瞅着还在往上涨,她盘算,这4000吨货到手一出,稳打稳赢能赚200万元。没料到钢厂迟迟不出货,在价格最高点,她的4000吨钢材还没生产出来。

苏银霞现在回忆,认为当时“意识也没那么高”,满以为订货后能立刻发货。后来才知道,她订货的前后脚,冠洲集团——冠县最大的企业也订了3000吨。他们要的这批货,炼完钢后,需要先做成方坯,再砸成圆钢。钢厂求效率,第一批方坯出来后,等了一等,等冠洲集团要的那3000吨方坯一起砸。因为多等的这一个星期,钢材价格回落,苏银霞眼看能挣着的钱飞了,煮熟的鸭子没吃着,一进一出,损失了400万元。

在惹上高利贷之前,这算是苏银霞印象中损失最惨重的一回。除此之外,生意起起落落,21世纪前10年,钢贸生意仍是顺风顺水,基本上是“只要有货就能挣到钱”,甚至很多时候买卖钢材跟买卖化肥确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生意经可以通用。

苏银霞原来做化肥经销,重要的一点是要“专营”,作为本地的独家代理,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同款复合肥没有竞价者,相当于小小的垄断。钢贸生意最体面的时候,苏银霞也做代理,跟不同的钢厂订货,虽然不都是独家代理,但林林总总,多的时候,一个月买卖的钢材价值上亿元。于家乐说,她妈妈一度是山东省最大的承轴钢总代理。

杠杆

武汉人丘辉(化名)2007年入行,做得不错,现在总共经营两家钢贸公司,每月从武钢走货5万吨,另外还有鄂钢的2万吨,这些钢材算下来价值将近3亿元。丘辉说,他刚入行那几年,钢贸生意确实不难,像苏银霞入行更早,赚钱就更简单,“说白了就是100块钱进,110块钱出,赚钱就行”。但卖钢材跟卖化肥还是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涉及的资金量。

2009年3月,线材和螺纹钢两种钢材品种正式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丘辉说,原来钢材市场价格判断很简单,今天下雨,就降价30块(每吨),道理很质朴,因为雨天影响开工;天晴了,当天就涨50块(每吨),说起来,也是看天吃饭。但现在不一样,钢材作为金融附属品,成为一些期货公司与机构的炒作对象。原先判断价格的质朴办法不再行之有效,而苏银霞多年来判断市场行情的主要信息来源除了“打听打听”,就是“我的钢材网”。在丘辉看来,这方法非常落后。

成为中国最大期货交易所的挂牌品种后,钢材贸易对从业者的资金要求更大了。以2021年1月的行情举例,出货1吨大约卖4400元,现在市场上,代理商一个月至少做5000吨。按这个数字假设,算下来一个月就需要2000万元资金。“比较健康的资金利用率是2,意思是一套资金转两圈。打个比方,你今天找我买货,是老客户,可能过个三四天才打款,算上这些周转时间,其实需要双倍的资金才能把买卖做远。”实际上,很多时候两倍也不够,苏银霞使用的资金杠杆也远超这个数字。

她最开始用银行贷款。“想发展必须上银行贷款,不借你也发展不了。”苏银霞说,也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是想进更多的货。于家乐回忆,“那时候其实我妈干到最后对数字都没概念。我当时在财务待了一段时间,她挣钱也没感觉,赔钱也没感觉,光知道把钢订进来,进多点,卖出去”。

“她就是想做大,结果确实做大了,赔得也更厉害。”

从全国来看,钢材价格下跌趋势从2011年就开始了。钢材贸易讲求“快进快出”,囤不起货,苏银霞当然没有资金支持她“只进不出”。价格持续下跌意味着月月亏损。2012年,苏银霞与钢厂签订的月任务是3000吨。她撑了一年,基本没亏损,心里想的是,不可能一直这样下跌吧。到年底,该签合同了,咬咬牙跟钢厂又签了一年。

到2014年,钢材价格竟然仍没有转暖迹象。那时流行一句话,“钢材跌到了白菜价。”“白菜价”不是比喻,而是从业者对现实的辛酸描述:最黑暗的时候,一吨钢材还没有一吨白菜卖得贵。难以置信的事成了现实。苏银霞手里的资金更紧张了,“基本上家里就没啥钱了,打款压力非常大,货发过来只想着赶紧卖掉,这么大的量,得循环起来”。这一年,她每月进货压力涨到5000吨。

没有资金,又必须给钢厂打款,她就找“托盘公司”垫付货款。这是放大金融杠杆的典型手段。她举例说,通常周五是个关卡,因为得在周末前打款给钢厂,托盘公司代为支付后,她能缓口气,周末两天准备提货款。这笔款通常是全数货款的15%~20%,剩余部分,她可以分批提货付款。当然,她需要支付利息给托盘公司,一般行规是一分二(即1万元一个月利息120元)。

瓦解

我问苏银霞,资金这么紧张,为什么不放弃?当时另一个贸易商激流勇退,弃钢厂,保全自己,而苏银霞从前挣到的钱,就在这两年里赔光殆尽。

苏银霞的回答倒是简单:“放弃就是毁约”。如果在危难的时候没跟钢厂站在一起,自逃生路,那以后还想重拾关系吗?

于欢记得“最缺钱”那几年,尤其是还不上银行贷款的日子,他妈妈一整天都在打电话借钱,有时第二天就到还款日了,今天还在借钱。于欢从小跟着妈妈,接触到当地企业的老板们,他对这些本土生意人最大的感受是“借钱还钱”,“所有人都是这样”,仿佛做生意就是这四个字。

“这是县城企业发展的通病。”于欢为妈妈开脱,企业之间互相拆借,非常普遍。起码在冠县,企业之间都会互相帮忙,大家在同一列快速行进的列车上,互相信任。于欢说,那段时间,在银行还款日前,假设他妈妈去跟本地企业借200万元,甚至借条都不用打。

但这种信任的基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监狱里边听边学,于欢对那两年妈妈做的一些现在看来错误的决定有了更多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贷款来得过于容易,他那时跟妈妈出去吃饭,听那些企业主们谈天说地,感觉所有企业都在贷款,并且得来毫不费力,甚至有时不需要钱,也会有银行主动提供利率合适的贷款。“每天只知道脚下看路,不知道抬头看天。”2015年,国家开始收缩银根,信任就地瓦解。

苏银霞的危机降临在2014年。这一年,也是钢贸风险大面积爆发的一年。

上海是全国钢贸最集中的区域,早在2011年底,上海银监会曾两度警示钢贸企业的贷款风险。长三角地区大部分银行对于钢贸企业贷款到期后,均采取不再新增授信的政策。2013年,上海共受理涉钢贸的金融商事纠纷案件约3700件,涉案金额230亿元。而到了2014年,第一季度该类案件就有1000多件,“风险已进入集中释放期”。几千公里外的冠县,钢贸商苏银霞也被危机追上,导致她资金链彻底断裂的原因,就是银行抽贷。

山东聊城人刘广志(化名)今年不到50岁,离职前曾在浦发银行的信贷部门工作多年,经常与中小企业打交道。2014年,他曾去冠县一家叫作“永信纺织”的公司做贷后管理,他发现,因为这家企业被济南一家银行抽贷,资金链断裂,与它有担保关系的20多家企业牵连其中,就像多米诺骨牌,对整个冠县的中小企业都造成了影响。他判断,源大工贸后来被抽贷,也是受此波及。“行业内部有个说法,外地商业银行都是小情人,看你行就跟你做一把业务,一看不行,跑得很快,抓紧就抽了。”

苏银霞还在“迎难而上”。2009年,在钢贸生意外,她花将近1000万元,买下冠县产业园的100多亩地(后来转卖出一部分),建起“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又陆续购入生产设备。本意是贸易与实业相互支持,结果是政府银根紧缩时,两门生意都陷入财政困境,但她一直都没舍得撒手。

苏银霞:“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主角

2015年初,她还了北京银行的500万元贷款。5月份,又还了潍坊银行的500万元,还欠工商银行1000万元,也要求还款。那时候已经没钱了,作为担保企业,当地的赛雅公司代她还上这一笔,再借出来就只有760万元,被抽掉了240万元。到了7月份,工商银行有笔300万元的贷款到期,她把钱还上后,只贷出来240万元,被抽掉了60万元。

根据《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于西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审刑事裁定书》,苏银霞曾向法庭供述,2014年6月,丈夫于西明、女儿于家乐和她商量,在济南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从社会上融资,用于源大公司经营。当时公司经营困难,每月支付利息就高达50万元,资金周转不过来,正好需要从社会上融资。按审判书,融资金额在2000万元。苏银霞、于家乐和于西明,一家三口都为此入狱。

冠县工业园区一位企业主评价说:“苏总当时,说到底是步子迈大了。”

梦想

源大工贸所在的冠县工业园区,距县城中心车程不到20分钟。园区内占地最大的赛雅公司有些楼修了一半,停了,空置好几年,整个园区也萧条不堪。

源大工贸厂区占地50多亩,光是生产厂房就有三大间,平地起的,钢筋搭骨架,三层楼高,棚子巨大,四面都有卷帘门。现在两间租出去,别人在里面生产高速护栏配件,冲床“叮咣叮咣”响,钢制品刷成红色、绿色,整整齐齐地摞在路边。得益于此,厂子没有彻底破败,每天仍有卡车出入,工人偶尔从车间出来,穿过办公楼,以及一截围墙的门洞,去吃工作餐。生机还在。

但这生机不属于苏银霞。她自己的机器设备尽数窝在最顶头那间厂房里,摩擦压力机、数控冲床,大大小小十多台。最高那台重4000吨,是台摩擦压力机,大概10年前花400万元从青岛一个机械厂买的。运来的时候气势恢弘,五六辆卡车组成车队,拉来部件,就地组装,像造房子,先打地基,27车混凝土做基底,将机器种在地上。一旦动起来,地面“突突突”,像小型地震。这是镇店之宝,整个冠县没有第二台,庞大的机器树立起信念,它意味着成本优势与长远未来,苏银霞曾对它寄予厚望。

苏银霞在她的生产车间(王旭华摄)

苏银霞在她的生产车间(王旭华摄)

讲起这些机器设备,当年三条生产线集体开动时的光景,她眼中有光,神采奕奕。车间里机器轰隆作响那些年,她常年累月在车间待着,看工人干活,“我就看着也觉得舒服”。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闲过。2019年底,苏银霞服完3年刑期,从山东省女子监狱回到冠县,接她的是她的老母亲,她丈夫于西明、儿子于欢、女儿于家乐,仍在服刑。她回到冠县,回到工厂,过去四五年,这一家四口第一次有了一个自由人。

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车间。好些机器的电缆被人绞了偷走,断口处灰暗无光,应是断裂已久。有个厂子当年跟她借了120万元,现在打电话过去要债,人家翻脸不认,第一次还给她1万元,第二次只给她2000元,情面不存。也有好消息。去常州拜访老客户,客户说没问题,只要生产起来,货他们能要。她又打听了打听,现在这个市场,生产锻件不错。

但没想到一年过去,工厂还没活起来。苏银霞站在车间里,仰望那台摩擦压力机,机器回以静默。车间棚顶几个排风扇“嗡嗡”作响,时间“哗哗”流逝,苏银霞从一头儿走到另一头儿,捡起一条锈迹斑斑的大铁钳,又放下,折返回来,甩甩手,走回办公楼去。

苏银霞:“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主角

她走进财务室,坐到电脑前,捣鼓两下,又打开抽屉,翻出一打票券收据,摆到桌上,厚厚一摞纸中夹了一张丈夫于西明的照片,但她看都没看就搁到一边,继续翻看两下,又塞回抽屉。目光回到旧电脑,叹一口气,转头跟女儿说,你来弄,“我真是躁得慌”。

重操旧业,东山再起,这两个词才能真正点亮苏银霞。她刚出狱时满头银发,其实不到50岁,看上去却有60多岁。她染黑头发,穿上皮鞋、牛仔裤,颜色温柔的毛衣,黑亮的皮外套,恢复当年的神采。她做好了重当“苏总”的准备,只是还没找到钱。

我问苏银霞,以后还干贸易吗?她眼前一亮,点头,“也想干,有钱就干”。又说:“但是再干的时候就有教训,没钱的时候不接活儿了,一看行情不好就撤。”

说到贸易,苏银霞谈兴大增,谈起生意能“嘿嘿”地笑,冒出双下巴,憨态让人想到两个词,万事平和,心无挂碍。她兴致勃勃地举例说:“只要手里有钱,你好比说现在我手里有500万,车间生产能用300万元,剩下那200万元就想做点贸易。我又不想做零售这种特别小的,我还想在钢厂拿货。只能等着行情差不多了,我再找一下托盘公司。”于家乐接过话茬儿说:“有种赌博的感觉,你知道,输光了,但还想再试一把。”但于欢更谨慎,他轻轻拦住姐姐和妈妈的谈兴,评论说:“当时就是杠杆用得太多。”

苏银霞仍然跃跃欲试。不久前,来了一个男人,自称老家在衡水,南下去广东,路过此地,听说冠县有个女企业家苏银霞,特来拜会,如果愿意,邀她去广东湛江一聚。那边有个老板,姓王,能给她的厂投钱,还不参与管理,非常美好。男人走后,一直微信联系,力邀苏银霞南下。苏银霞让女儿赶紧给她订票,去广东,“疯了似的”,说要抓住这个投资机会。

于家乐劝她不要去,一来被限制高消费,不能坐高铁、乘飞机,要去只能坐绿皮火车,两天两夜才能到;二来一般人要投资工厂,怎么不得上车间看看设备,此人来到厂里,光在办公室跟苏银霞聊,兜售美好愿景,像个梦想家——也是典型的传销话术。于欢在监狱里跟搞传销的人聊过,他妈妈的故事——一个曾经成功过的女企业家,后来失败了,又被媒体大肆报道过——这是传销学员课上的完美讲师人选。

骗局被揭穿时,男人说,我也不是成心骗你,我和王总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考虑用什么样的理由说服。想来想去,说给你投资,其实是为你好。男人最后给苏银霞手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这确实是一个好项目,我们能打造一个中国梦。”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7-8期,实习记者申三和孙小野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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