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体化赋予新使命②|三大新的使命
现在让我们从历史回到现实。现实告诉我们，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从而需要长三角承担起全新的历史使命。
1、通过经济增长转型实现生产率边界的扩张
经济增长的秘密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尽管经济核算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资本积累，但各国的经济增长则更多地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投资率的差别。根据有关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对收入水平的提高之影响力或解释力是教育的两倍以上，是资本密集度的五倍以上，而且从因果关系上来看，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也不会有资本积累，这是因为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单纯增加资本密集度会带来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的效应。
如果构建一个简单的直角坐标系，那么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横轴上的人口与纵轴上的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的边界。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J·戈登教授的研究，目前全世界的生产率边界都有收紧的趋势（即向上述直角坐标系的原点慢慢回归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无非是以下两个：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与技术进步的停滞。
现在的问题是，由戈登观察到的这种世界性的增长趋势是否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尽管世界面临生产率边界收紧的趋势，但中国的生产率边界仍有扩张的空间。
首先，从横轴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穷尽；再从纵轴来看，中国创新的闸门也并未真正打开。
与世界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也已出现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一定会质疑，凭什么说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未消失。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不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人口红利可以区分为流量的和存量的。流量人口红利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存量人口红利则取决于农业剩余劳动的占比。存量人口红利是否消失，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是否到达了刘易斯拐点。
近年来，关于中国已到刘易斯拐点的观点对中国管理层的决策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人口占比还在40%以上，农村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工业相比又存在巨大的落差（这是关键），劳动力从乡村农业部门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套利空间巨大（实际套利空间小，导致农民不愿进城打工套利，既与制度因素有关，比如现行土地和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的制度性成本过高，又与城市房价过高导致的城市就业的生活成本过高等因素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只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城市又能提供给低收入劳动者足够的公租房或廉租房，中国农村仍可释放数量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已到刘易斯拐点的观点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把流量人口红利与存量人口红利混淆了；第二，把因为政策因素造成的工资上涨视同于劳动力供给的下降，进而误以为刘易斯拐点已到。
除了因为不发达而造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之外，中国还面临着体制改革所造成的“下岗”问题，虽然占比不高，但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据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与世界一样，也出现了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生产率边界已经完全收紧。
再从纵轴来看，中国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仍然存在巨大的空间：第一，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在技术水平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也是一种优势，因为差距越大，学习的机会就越多，技术进步的速率就越快；第二，中国技术原创的闸门基本上还没有打开，目前更多的是对发达工业化国家原创的应用，如果能够为原创提供合适的社会环境，那么从简单的应用到更为复杂的原创，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生产率的边界。
既然中国的生产率边界还有继续扩张的可能，那么长三角又应该做些什么呢？长三角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程度最高，从禀赋上看，长三角知识要素的拥有量也很高。因此，长三角的使命就是率先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型，变以人口和投资为主要推动力的“索洛增长”为主要以知识与技术为推动力的“罗默增长”，在上述模型的纵轴上推动中国生产率边界继续向外扩张。
2、实现从出口导向向贸易自由化的转型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出口来推动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需要依靠出口来推动，原因当然在于内部需求不足，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农村人口占比过高。农民是非工薪劳动者，倾向于自给自足，中国的农业到目前为止还是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产业，所以农业本身也无法提升农民的收入来达到增加消费的目的。
从逻辑上来讲，想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必须要把农民变成城市产业工人，要把农民变成城市产业工人，就需要增加工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在没有足够内部消费的情况下，就需要依靠出口来出清产能。如果把以上的逻辑转换成经济学的语言，那么就可表述如下：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这个逻辑告诉我们，在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相对偏低的情况下，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出口与消费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替代关系，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用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既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逻辑，也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也缺乏消费的基因。因果逻辑不再赘述。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告诉我们，人们的消费支出是由他们的恒久性收入所决定的，恒久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工资，工资是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在劳动生产率不变、工资率既定的情况下，任何人为刺激消费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中国的文化是鼓励储蓄而不是消费的，中国的税收历来很高，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通常都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相对落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人们的消费增长。因此，中国靠的是生产立国，而不是消费立国，中国是一个属于缺乏消费能力或者“基因”的国家。归根到底，中国的消费问题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解决中国消费问题的关键不在消费技术，而在宏观的经济管理体制。
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必定造成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除了农村人口占比过高这个最为基本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以下两个结构性的原因而不断攀升：第一，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从事的是加工制造，制造业通常都有最小盈利规模约束，因此产量规模必须足够大，一定是本国居民所消费不了的，所以高度依赖于对外部市场的出口；第二，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中，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是高度不对称的。制造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很高，而服务业与农业部门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则相对较低，其后果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获得了大规模出口的机会，而发达工业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和现代化农业的产出则因中国相对较高的贸易壁垒（包括关税与非关税的）而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导致了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
结构性的贸易失衡（中国长期贸易顺差，中国贸易伙伴国长期贸易逆差），是不可能通过价格调整，即汇率调整来平衡的。这样，就只剩下两种可供选择的调整方法：要么走向全面的贸易自由化；要么走向贸易保护或者作为贸易保护之极端形式的“贸易战”。毫无疑问，贸易自由化会带来“正和效应”，而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都将带来“零和”、甚至是“负和”效应。
从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贸易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关税上升、贸易流量下降、产能过剩、世界经济增长衰退，以及经济全球化的逆转，等等。因此，面对贸易失衡的理性应对只能是用贸易自由化来替代贸易保护。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以来，我们已经选择用自由贸易来替代贸易保护。但是，自贸区与贸易自由化还是有重大区别的：自贸区是主权国家对其下属省区开展自由贸易的一种行政授权，而贸易自由化则涉及到主权国家相互之间的关于自由贸易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议；自贸区是政策下沉，而贸易自由化则需让渡国家的贸易主权。自贸区与贸易自由化两者之间的区别再也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自贸区或许可以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但它肯定不是贸易自由化本身。为了走向真正的贸易自由化，由自贸区的试验起步是可取的，然而自贸区不过是从贸易保护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跳板而已。设立自贸区的目的是为了测试贸易自由化的压力，并积极创造走向贸易自由化的条件。长三角的自贸区数量最多，长三角的对外开放度也是最高的，因此，长三角必须承担起从出口导向到自由贸易的历史使命。
3、把长三角从中国的一个增长极提升为世界的一个增长极
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并不会随机地或者均衡地出现所有的空间上。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界定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产业部门而组织起来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够迅速增长，而且还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者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者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根据增长极理论，长三角是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呢？就经济活动的规模总量与空间密集程度而言，算得上是中国的一个增长极。但从更为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长三角还不能说是中国的一个经济增长极，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区域而已。因为一个经济活动空间区域是不是增长极，还要看其是否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其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第二，必须存在推进性的主导产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第三，具有扩散和回流效应。长三角符合增长极的第一个特征，但不太符合增长极的后两个特征：
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推进性产业；因为没有十分明确的推进性产业，因而其扩散效应就不显著，相反，文献里所说的“回流”效应却相对较大，以致形成了时下所说的“虹吸”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长三角来说，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第一步是要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极，第二步则是要在此基础上再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极。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增长极的理论依然有效，但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增长极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世界经济处在产业内贸易占主导的发展时期，当时的主导产业是汽车工业。世界因此而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增长极：美国、德国与日本。它们的禀赋基本相似，各自通过生产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的汽车，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半导体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特别是中间品生产的标准化和可贸易，导致国际分工由产业内走向产品内，全球产业链分工与贸易取代产业内分工与贸易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国际分工与贸易的这种格局变化，造成了世界经济增长极的结构变化，美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组织和领导者，日本下沉为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参与者，德国则被边缘化（这也是导致整个欧洲经济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一个国家或者经济区域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或者一个主权国家的增长极，关键在于它能否创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并根据研发“竞优”（靠近知识生产中心）与加工制造“竞次”（寻找低成本生产地）的原则，将该产业链合理地进行空间配置。增长极的这种结构变化给长三角带来的启示就是：长三角只有通过创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有可能成为中国或者世界经济的一个增长极。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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