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旗峰雅韵|莞草：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莞邑“珍宝”
莞草，东莞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因占据“粤海第一门户”的独特地理区位，东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航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国家海外贸易的重要区域。而生长于咸淡水交汇处的莞草，则堪称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莞邑“珍宝”。
自鸦片战争以来，东莞草织品备受国外市场青睐，源源不断销往东南亚与欧美各地，在广东的大宗出口商品中不逊于蚕丝，无形中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媒介，同时也是东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重要见证物。
东莞因莞草而得名
东莞地名，由来悠久。东晋咸和六年（331年），东莞立县，初名宝安，隶属东官郡。唐至德二年（757年）更名东莞，县治置于到涌（今莞城）。至于得名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炳球在《东莞建置沿革漫谈》一文中，简要梳理了一些学者关于东莞得名的观点。其中，最被认可的当属“莞草说”。
对此，李炳球在文中有着清晰的阐述：现存最早的《东莞县志》作者卢祥（明正统七年进士），其《莞草》诗为后人熟知：菀彼莞草，其色芃芃；厥土之宜，南海之东；菀彼莞草，芃芃其色；不蔓不枝，宜簟宜席；宜簟宜席，资民之食；邑之攸名，实维伊昔。诗中直接道出了“东莞”得名的来源。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六《器语》中云：莞音完，又音官，盖其为用最古。东莞人多以作莞席为业，县因以名。县在广州之东，故曰东莞，亦曰东官。同时，屈大均还引用了卢祥的《莞草》诗。可见屈大均非常认同卢祥的观点。莞籍名人陈伯陶（清末探花）编纂的《东莞县志·舆地略·物产》亦提及此。
据[嘉庆]《东莞县志·特产》载：“莞草出厚街、桥头近海诸乡，潮田所种，土人以织席，或染作五色如罽（音[jì]，毛毡之意），县之得名以此。”
因莞草而得名，足见莞草之于东莞的特殊地位。
绵延千年的编织技艺
莞草，古称“咸草”，因野生于咸淡交汇水域故名。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东江下游，沿线水域交汇，滩涂连片衍生莞草这种草本植物，碧绿、柔软、粗壮、高挑，无边无际，宛似一道绿色围篱环绕东莞西南部。这一地区，包括厚街、虎门、长安等，优质莞草产量高。
莞草繁盛乃一大自然资源，古代社会人烟稀薄，莞草成了沿海先民就地取材的薪火燃料，其质润滑、柔韧，又是先民棚居遮雨挡风、捕鱼捉蟹、缚物吊重之生活生产物料。后来先民用刀把它剖开晒干，人工织成手笼、地席、草袋等，随着日用广泛，引起工具改革，创造木制织机，草席渐成为床上用品，运销外地，乡村妇女手工业渐趋兴盛。
关于莞草的历史，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潮到西周时期，《诗经·小雅·斯干》云：上莞下簟，乃安斯寝。东莞作家詹谷丰在散文摄影集《莞草，隐者的地图》中，对此曾有过感性表达：“十七年前，我从遥远的江西辗转而来，在无边的高楼中艰难寻找进入东莞的路径，是一种陌生的草，为我指引了一处人生的通道。后来我在古老的《诗经》中触摸到了这种草的柔滑和坚韧。在中华民族文明的晨曦中，我们祖先的诗歌经典就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它的风雅出场：‘上莞下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在自然界的无数草类中，没有一种草像莞草这样古老而又沾满了王气。从《诗经》出发，我找到了莞草的故乡。”
莞草的实物最早可追溯到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墓出土的座席，历史学家清晰地考证注明“莞席，以麻线为经，莞草为纬编成，素娟包缘”，说明东莞的草织品在汉朝已经受到王室青睐。而在东城柏洲边出土的战国墓砖，上有清楚的席纹，工整细致，同样表明莞草编织技艺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又据宋《起居注》载：“广州刺史韦朗，作白莞席三百二十领。”这说明在南北朝的刘宋时期，东莞人已大量生产草席。
据[康熙]《东莞县志》记载：“自双冈、沙头，出咸西，接新安，迤逦数十里，皆海岸……其产卤草，其人捕鱼之外，日相采莞以为生。”
重要节点城市的见证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莞独特的地理位置，给了莞草优良的生长环境，而莞草也一直滋养着这片沃土上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前,在广东出口产品中，东莞草织品不逊于蚕丝，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曾畅销国外的草织品，也是东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的见证物。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汉代，繁盛于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因海禁而衰落，中国境内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
得益于毗邻广州、扼守珠江出海口的地理区位优势，东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航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在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畅通、促进商贸往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重要地区。东莞早在汉代就已参与海贸活动，东城柏洲边东汉墓出土有舶来品琉璃耳铛，便是明证。唐宋元时期，东莞是岭南沟通海洋的门户。明清时期，东莞海贸地位更为凸显。明正统以后，东莞南部地区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区域，被外商称为“贸易岛”；嘉靖年间，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是广州府夷船的主要泊口。清代“一口通商”后，虎门是“广州十三行”中外商船的必经之道，虎门、镇口、石龙成为粤海关重要税口，石龙成为“广东四大镇”之一。
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东莞以出产的莞香、莞草和烟花爆竹，形成了不同于珠三角西岸以蚕桑丝织为主的国际贸易角色，在全球贸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中，莞草织品自清代至民国畅销欧美及东南亚，其中草席总输出量在1913年约占粤海关同类商品的3/4。
从野生水草到人工种植水草
东莞草织业起源于何时？刘炳奎、方玉成撰写的《东莞草织业简史》一文有记载。虽“难以考证”，但比较主流的说法是鸦片战争之后。
鸦片战争以前，东莞还没有人工种植水草。虽然滨海的劳动人民早就知道利用滩边田外的野生水草编织一些供生活用品（《东莞新志》载：县西南沿海，则织草席，编麦辫、织草帽，制绒伞。），但局限于就地取材，且野生水草，纤维疏松，容易吸潮，韧度不强，色泽暗淡，编织工艺又单调粗糙，经济价值不大，没有什么市场，彼时尚处于野生水草制品的年代，还不能列入行业体系。
据邓慕尧《草织——虎门近代外贸的领军商品》一文载：进入清代，人口攀升，草织品普及民居，因日用广泛，引起了工具改良、工艺更新，至鸦片战争前，民间已出现“鱼荐席”的制作工具，手工业生产趋兴，随着木制织机使用，扭绳、草席等多样加工渐为零散商品在市场上交流。
真正能够称得上行业，是在人工种植水草之后，即鸦片战争后。1840年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国门逐渐被打开。草织品引起洋人注目并为其国内欢迎，尤其是郁南连滩的产品，但该地受地理条件限制，草源缺乏，于是洋商和国内商人便把目光投向东莞厚街。
厚街初期的主要产品是绳席，即把野生的水草加工成为穿鼻绳，再织成地席，但成品的质量远不如人工水草洁白明亮。人工水草的移植和扩展，奠定了厚街草织业的基础。
东莞的人工水草种植从厚街上下石角围、三屯开始，后延至双冈、涌口、新塘、溪头、沙塘、宝塘、下汴、白濠等镇村。
道滘草织业最初就是替厚街加工穿鼻绳这一草织半成品。各家各户在农闲时自行生产，由中介商人收购销往厚街，厚街制成绳席，再通过香港洋行销向海外。据记载，道滘1873年有“黄祥记”、1885年有“国顺”字号的手工作坊，专做生产及收发穿鼻绳生意。
草织业的蓬勃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当时，有一万人左右的厚街，仍觉劳动力不足，而向邻乡发展，足见彼时草织业的繁荣。据[宣统]《东莞县志》记载：“莞席近销行外洋，靖康濒海诸乡种植愈伙，制作愈工，每一度庄用男、妇百数十人，获利甚巨，实出产一大宗”，又言：“花席产东莞，以销美国为最多。此外，通商各埠，均有行销。”
曾为新中国赚取大量外汇
东莞草织品源源不断销往海外市场的同时，也不断从国内外引进先进技术，加速草织品生产技术技艺革新，进一步促进草织业繁荣发展。如化学染料的引进，使从前单一性的红色漂染，变为多种色素的图案花席；从日本传来的印花技术，曾让印花席畅销一时。
清后期，东莞草席生产发展至虎门、道滘、莞城、望牛墩、石龙，草织品远销欧、美、澳及南洋各地。品牌最早的是厚街镇涌口圩的五昌店席，后有“新虎门牌”“宝山牌”“黄岐山牌”“莲花山牌”“摩登牌”“新生牌”“凤鸣牌”“荷花牌”等花席，蜚声海外。东莞草织品主要分为水草类、草绳类、草辫类、绳席类、辫席类、草席类。
民国初年，东莞草织工人已达一万多名，连同水草种植、加工人员多达112000人，占东莞人口十分之一以上。草织技术更是突飞猛进。1930年开始有草绳车，1937年东莞即有草绳机1500台。1933年蛋园席从广州传入道滘。不久，即取代广州，年销量平均22000包。
新中国成立后，东莞草织品仍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为新中国赚取大量外汇。从1960至1969年，东莞平均每年出口草织品创汇142.13万美元；1970年至1979年，平均每年出口创汇406.74万美元；1980至1985年，平均每年出口创汇573.39万美元。其中1982年出口创汇709.99万美元，占当年东莞外汇总额的7%，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
道滘是新中国成立后东莞草织业发展的主要镇区。1949年，道滘共有草织厂26间，工人1290多人，占当时道滘居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1952年，道滘有大小草织厂43家，1956年3月参加公私合营有18间大小草织厂、股东52人，共有园席机550部，草绳车698部。1957年工人增至2047人。1960年，道滘草织厂职工人数为2119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草织厂的黄金时代，草织品有草篮、草盒、提花席、方席、蒲团席等。1976年工业产值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利润最高年。
作为东莞曾经最重要的一个行业，草织业曾是地方经济的轴心，和许多行业血脉相连（如交通运输、建筑工程等），联成经济网，草织业的繁荣发展，解决了数十万人口生计。
历经衰落又焕发新活力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面对新材料、新环境的冲击，曾经“一线动、万线牵”的东莞草织业无奈停下了前行的脚步。1979年开始，原材料短缺价格上升，造成草织行业走下坡路。1983年起，东莞推行引淡驱咸，扩大水稻种植面积，莞草生存空间被极大压缩，又因国际水草市场滞销，东莞草织行业逐渐消失。后来，塑料制品的发展完全取代了原来草织产品的市场，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东莞草织业，被逼停产。
对此，詹谷丰如是说道：“现代性以一种眼花缭乱的姿态向人们展示物质文明的进步，它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世俗功利者，它对过往的一切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曾经高贵的莞草，也被它冰冷地抛弃在历史的路上。我们无法确切认证一个具体的日期，莞草是如何悄悄地退出历史的浮华和高贵，成为文化的追悼对象。”
虽然莞草在东莞几近绝迹，但詹谷丰不相信“一种从《诗经》中走出来的古老物种顽强的生命会被风随意吹走”，“只要有空气和水，古老的莞草就不会消亡，从《诗经》时代开始编织的历史和时代图景就会再现在莞人的心灵中。”
现实没有让詹谷丰失望。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思想引领下，在东莞文化部门、相关镇街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几经兴衰的东莞草织业如今又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沙田恢复莞草种植，并开展莞草编织手工艺传承工作，把美术、时尚等元素注入莞草编织技艺中，组织沙田“白玉兰”社工开发莞草编织品，成立莞草“妇创坊”，广受关注。
道滘则致力于莞草编织技艺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不断开发莞草编织新产品，努力让莞草回归生活。传统的莞草织品主要有草席、草篮、草垫三大类，各种类下又细分多种产品，每种产品花色各异。经过一代又一代手工艺人不断地传承创造，目前产品已从圆席、炉底席、方席、果篮、提包、餐垫、坐垫、茶垫等传统织品，演变为时尚手提包、杯具垫、椅子、地毯、花盘、笔筒、装饰灯具、屏风、玩具等现代生活用品。创新打造的莞草包，更是获得2019年度广东十佳“非遗新造物”。
莞城步步高小学的“莞文化寻根之非遗莞草”课程自2017年开展以来，发展成为学校的特色课程，成为学校校园文化表达的一张名片。
“莞草编织技艺”项目还曾多次受邀参加广东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展示活动，并多次受邀参加国内外展会，如2015年首届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2016年第四届中国（济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2017年阿斯塔纳世界博览会广东周专场展览等。
一幅关于莞草的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主要参考文献】
1.刘炳奎、方玉成《东莞草织业简史》；
2.邓慕尧《草织——虎门近代外贸的领军商品》；
3.詹谷丰著文、胡克嘉摄影《莞草，隐者的地图》；
4.感谢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炳球，以及市文化馆，沙田、厚街、道滘文广中心为本文提供大量帮助支持。
全媒体记者赵水平/文记者郑琳东/图
全媒体编辑贾庆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