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城遗址外发现一处绵延近5000年的考古遗址

日期:07-29
三星堆古城遗址考古

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近日,在距离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处,发现一处绵延近5000年的考古遗址。

7月2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考古成果,这座被命名为广汉联合遗址的地方,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

并且,其中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其中包括一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龙凤呈祥”之意满满,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阴线刻龙凤纹盘

阴线刻龙凤纹盘

三星堆古城遗址外8公里

广汉联合遗址时代遗存绵延近5000年

据介绍,广汉联合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新平镇(现南丰镇)联合村1组,地处鸭子河北岸约1.5公里处,南距三星堆古城遗址约8公里,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14′54.84″,北纬31°1′1.24″,海拔高度458米,面积约17000平方米。

为配合天府大道北延线(广汉段)工程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广汉市文物管理所等从2019年10月开始对联合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计划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

现场考古负责人辛中华介绍,截止2020年7月底,已完成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发现了极其丰富的新石器、商周、秦汉、魏晋、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遗存,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揭露各个时期的灰坑、墓葬、窑址等遗迹数以千计,同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石器等,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出土新石器遗存与成都平原器物有较大差异与姜维城、营盘山遗址更相似

辛中华说,新石器遗存包含了早于宝墩文化的因素,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也有一定数量,绳纹占绝大多数,其余为附加堆纹。

三星堆古城遗址外发现一处绵延近5000年的考古遗址

典型的器物组合为:宽折沿高领鼓腹罐、折沿深腹盆、折沿鼓腹罐、折沿折腹深腹盆、细泥敛口钵、侈口花边口罐等,均为平底器,不见圈足器。石器有磨制石斧、锛等,也有一定数量的小石器(细石器)。

“无论器类还是陶质、陶色和纹饰风格,都与桂圆桥遗址和宝墩文化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岷江上游以姜维城、营盘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有更大的相似度。”辛中华说,此次出土的部分器物与成都平原同一时期的器物并不相似,说明其受到的文化影响比较多元。

出土大量陶器

遗址与三星堆文化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遗址同样发现了丰富的三星堆一期遗存(宝墩文化),主要以灰坑遗迹为主,夹砂陶占绝大多数,器形主要有折沿粗绳纹花边口罐、镂空圈足豆、高圈足盘、圈足器、泥质敛口罐等,夹砂陶罐口沿压印绳纹呈花边口状是比较典型的风格,器身多饰粗绳纹、平行线划纹、齿状附加堆纹、凸棱纹等,与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序列紧密衔接。

三星堆主体文化因素在联合遗址最为丰富,出土和复原了大量的高柄豆、镂空圈足豆(盘)、小平底罐、器盖(杯状、鸡冠状、八字形、宝塔状)、直口缸、厚唇敛口罐、簋形器、圈足罐、觚形器、瓶状杯、小底尊形壶、字母口壶、带耳壶、纺轮等,这一时期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豆、器盖等最为盛行。

三星堆古城遗址外发现一处绵延近5000年的考古遗址

“这属于三星堆都城之外的一个京畿地区。”辛中华介绍,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三星堆的来源,建立其发展序列,还原当时的文化风貌具有一定意义。

出土龙凤纹盘

为商周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其中出土的泥塑陶猪尤其值得称道,形象呆萌可爱,栩栩生动,堪称一绝;出土的阴线刻龙凤纹盘,生动形象,“龙凤呈祥”之意满满,则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

在这件被考古工作人员拼接还原后的陶盖上,一只带有羽冠的凤鸟昂首挺立,盖顶边缘清晰可见一条游龙盘旋在鸟的周围。“这个图像上的龙是很飘逸、成熟的,以往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上龙的形象还没有它成熟。”辛中华说,这种“龙配凤”的布局清晰诠释了中华文明“龙凤呈祥”的寓意及源远流长的历史。

此外,出土的石器包括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打制的以盘状石器最多,有的十几件集中出现,磨制石器则更为丰富,有大量的石璧、石斧、锛、凿等,也有少量的牙璋出土。“牙璋发现得较少,但也能从侧面说明联合遗址也许有一定的规格,在京畿地区算是比较好的。”辛中华说。

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

对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该遗址中,汉代遗存以灰坑和沟为主,多瓦砾堆积。出土器物有釜、罐、盆、钵、纺轮和“大富吉”铭文瓦当等。

三星堆古城遗址外发现一处绵延近5000年的考古遗址

唐宋时期则以墓葬为主,多砖室墓,大部分为二次骨灰葬,有双室、三室合葬墓,另有小部分瓮棺葬。出土器物主要有双耳罐、四系、六系盘口罐、盆、瓮、双耳小杯、铜镜和开元通宝铜钱(个别伴出五铢钱)等。

“联合遗址涵盖了近5000年来连续不间断的区域发展史,堪称成都平原通史型遗址,对于揭示区域考古学文化面貌、建立完整的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以及研究古蜀文明的起源、发展、演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辛中华说。

责任编辑:武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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