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新发地谋生的人：活着不容易啊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雒少龙
6月13日，新发地批发市场关闭的那天早上，陈宝生（化名）正开着面包车打算去进货。
过去二十多年，他几乎每天如此：三点多起床，四五点到果品批发市场，再把货拉回到他租住的街道便民市场。
三十来箱水果，每箱四五十斤，他搬起来越来越吃力——毕竟52岁了。当他只有这个年纪的一半时，他带着一身力气，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谋生。妻子刚刚生产，家中空空。
这些年，他租的平房拆了，换到现在租的地下室。摆的小摊也换了几波，终于在现在的市场稍稍站稳了脚跟。
他一天也不敢歇息，妻子怀孕时没停过，过年更不敢停，就连这次新冠疫情，他也没有停业过。停一天，就是一天的摊位费，就有几个老主顾走到别人家去。
水果摊养大了他的两个女儿。但日日劳碌，他跟孩子们很是疏远，小女儿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只能继续拼命地干活，支付女儿昂贵的住院费。
这次，是他难得的休息。新发地关了，他作为每日进出的人，要居家隔离14天。如今，他每天喝四两二锅头，在家睡上大半天。然后，继续忧心他的生计。
这是北京疫情中，一个普通的水果摊贩的故事。
生鲜超市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陈宝生的口述：
01
12号，是我最后一次在新发地进货。
每天凌晨四五点左右，我都会开面包车到那的果品批发市场去，我现在的家在东城区的一个街道，开车快的话15分钟就能到。进货回来后六点多，就在我家附近一个新发地菜篮子市场里卖，晚上七八点收摊。
那天下午，我正和媳妇在市场里忙活，听着市场里的顾客和商户在传，说因为发现疫情，新发地的海鲜城和肉食区都封了。我心里有点慌，但是不太担心会影响自己，因为水果区和海鲜城肉食区是分着的，我平时都没去过那边。
13号凌晨3点多，我照常起来去进货，走京开高速，快到了的时候发现辅路堵车严重，该下高速时发现京良路出口被交警封闭了，我心想，不好。
一看交警举着的牌子，新发地所有市场都封闭了。我只能从下一个出口下高速，往回走。路上临时决定到东边的大梁路市场进货，到那里发现，比新发地堵得还厉害，全是上那进货的。
当天货没进成，卖的剩货。我开始心不在焉，觉得有点郁闷——没了新发地，就只能挤着到其他小市场进货。
上午，我从手机新闻里看到了新发地关闭的官方消息。我经常从那进货的卖桃的一家，两三千斤的货被扣了，人也隔离起来了。下午三点多，市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到市场调查，和市场老板挨个摊位问，谁是从新发地进货，说如果瞒报后果很严重。我没犹豫直接汇报了，填了基本信息。
晚上10点，我都上床睡觉了，居委会来电话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到天坛体育场里检测，准备好身份证。11点，居委会突然到我家敲门，问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然后在我家门上贴了居家隔离十四天的通知。本来平时早早就睡了，那天夜里半宿没睡着。第二天三点多像往常一样醒了，躺在床上干呆着，熬到七点，出门了。
到了天坛体育场检测站，发现来检测的全是我们街道的，有像我一样卖东西的，但更多的是到过新发地买菜的居民。排队时候聊天，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自己坐免费公交车到新发地买菜，就为了便宜那么几毛钱，哎呀真是。
天坛体育场检测点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就轮到我了。我走进帐篷，一开始有点紧张，结果人家拿个长条（棒）往液体里沾一下，伸到喉咙里搅和一下，就行了（注：取咽拭子）。听工作人员说，当天就有五六百人来这检测。他们告诉我两天以后出结果，回家等着吧，我就回去了。
我和媳妇、母亲住在一块。在家隔离这几天，我们家里吃的都是13号那天储备的一些菜。家在楼房的地下室，照不着太阳。我媳妇最近精神很差，情绪容易失控，没少吵架哭闹。昨天，市场组织我媳妇也去做检测了，也还没出结果。
生意上我只能求旁边卖菜的帮我看着摊，尽量把剩下的水果卖了，品相不好的就降价卖。我们的摊位一年的租金是20万，一天光摊位成本就损失五六百。
我们市场属于社区便民的小市场，总共才二三十个摊位，我们是唯一卖水果的摊，其他的还有蔬菜、熟食和小饭馆。市场里还有一家卖蔬菜的摊是从新发地进货，也要回家隔离。附近已经有市场关了，我们这个市场可能也够呛。
02
我来北京卖蔬菜水果有二十多年了。我今年52岁，老家在山东济南长清县。
1994年，我媳妇怀大女儿，我想多挣钱，老家也没什么机会，就来北京了。一开始几年在路边卖，也没有摊位费，生意不错。2005年前后进入早市卖。
2017年我们这片拆迁，我家租了很多年的平房也被拆了，就在河北省和北京交界的固安买了房子，每天来回往返。进一趟货要花的时间，从不到一个小时变成了将近两个小时，所以要早起一点。
2018年，我们一直摆摊的大早市也拆了，一时找不到新的市场，只能停一阵。突然闲下来觉得有点不适应，索性休息休息。后来大女儿在济南结婚，我们就回济南盯着新房的装修。
去年11月，我们来到了现在的市场，还属于原来的街道。因为在小路上，客流量小，周边又有其他超市竞争，再加上市场是新开的，一开始生意很不好，进的货卖不出去，第一个月赔了一万。过了两个月，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但是还远远赶不上之前在早市的盈利，也就原来的一半吧。
陈宝生所在的市场入口
原来一车货一上午就能卖完，现在虽然每天都会根据前一天的量控制上货的量，但是一天都可能卖不完，剩下的只能第二天降价继续卖。不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年前进了好多货，有草莓、苹果、香蕉、梨、柚子、橙子、橘子，准备多卖年货。然后，疫情突然暴发了。
年前就听说有新冠肺炎这么个病，但是腊月二十九听说武汉封城才意识到严重性。初一初二，很多周边居民到市场抢菜，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市场里有那么多人。但是水果不是必需品，而且不让串门年货又送不出去，所以卖得很差。好多箱草莓都烂了，我看着干着急。后面一段时间勉强撑着，不赔也不赚。
2月10号左右，北京的小区陆续全封闭管理，我就又开始特别担心。听说有的社区想定点向商户买食品蔬果，保证居民供应，我还报名了。后来因为允许居民出门买菜，这个计划就没实施。正月十五以后，北京和河北进出管控严格了，我就让媳妇留在固安的家里，我自己留在市场卖水果，好在进货的新发地没受影响。
当时市场执勤的保安是湖北人，年前回去后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像市场老板申请兼任保安，晚上我也可以留在保安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这时候市场里边只有两家买菜的和我这个水果摊留着，其他人都回不来。
市场值班室
直到阳历三月份，才陆续回来一些人。我一个人看摊很累，因为是一圈摊，照顾这边，那边可能就照顾不过来，尤其是每天上午九十点钟客流比较多的时候。原来中午会歇一歇，因为买的人少，我就让媳妇看会儿摊，我眯一会。现在就不行了，陆陆续续有人来，得不停地招呼着。
一开始特别累，有时候在摊上犯困，早上搬货的时候感觉比原来更累了，其实量都差不多——三十来箱水果，每箱三四十斤——可能是因为自己精力不够了，后来慢慢也适应了。
因为市场里饭馆都关了，吃饭也成了难事，就凑合着在办公室的小灶做一口对付一下。晚上八点收摊，吃完晚饭九十点钟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看看女儿、母亲、媳妇，沾枕头就着了。第二天起来进货要比平常晚一些，因为要等其他摊位来齐，我才能去进货，所以能稍微多睡一会儿。
那几个月累得顾不上有啥感觉，有劲干活就不错了。慢慢随着疫情好转，天气热起来，生意渐渐恢复，但还是不如之前，毕竟一个人干嘛。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直到我媳妇五月回北京来。
03
她回来以后，疫情基本没事了。天气也热了，就开始上夏天货了。
我家卖的都是大路货，夏天像桃、西瓜、香蕉、苹果、葡萄、香瓜什么的。精品货进口货，虽然比大路货更挣钱，但是根本不敢进，因为我们这里缺少流动客人。都是小区里的居民来买，岁数大的比较多，消费水平又低。上回试着进了几箱榴莲、百香果和牛油果，买的人很少。但无论如何，生意慢慢恢复过来了，五月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三四千块的水果。
我们在市场附近的老楼租了一间地下室，一个月的房租是4800元。我把我妈、小女儿也接过来了。
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在北京长大。大女儿在山东工作。小的还在上高中，之前在保定上学，后来因为和学校同学老师相处不好，就不上了。回到家也闹得很厉害，还尝试吃药自杀，把我们吓坏了，她妈急得哭，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5月份，到安定医院一瞧发现是心理出了问题，大夫诊断说是“青春期精神分裂症”。我觉得她这个病可能和这些年长期独自在外上学，受过委屈有关系。
从出生以来，我们都没什么时间陪她，但是我们这么拼命干就是为了能供她出来啊，所以没办法啊。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已经花了6万，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先治好。所以，我们家现在生活尽量简省着点，玩命干活争取把钱挣够。
我没什么爱好，平时好喝点酒，在市场中午会喝一瓶啤酒，解乏呗。现在自己每天都喝四两二锅头，算是个消遣吧。在北京这么多年，我没有啥朋友能出去喝酒打牌，自己偶尔在手机上下下棋，玩会儿斗地主。虽然有亲戚是北京人，但是这对于我们，就是个谋生和住的地方吧，融入不了，隔着一层啥。
赶上这波疫情，唯一的好处是我白天倒是能补觉了，今天就睡了一天。平时不可能有这种休息的机会，哪怕是一天也不行。
做买卖不是上班，你休息一天摊位费就损失一天，而且原来的老客人就走几个，上别人家买了，所以停不下来。我媳妇怀孩子的时候都没停，她也是生完过了满月就回来了。非典的时候，小女儿刚一岁，我们也没停，后来街道办事处让必须停，才停了三个月，过年更是一天也不会停。
今年疫情暴发以来，我一天也没歇过。这么多年，我每天的生活就只有家、新发地和市场。
人活着不容易啊。
（澎湃新闻记者张小莲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