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中的黑色肌肤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她生活在抗疫“异类”的瑞典，她却有着黑色的肌肤，她是一位穆斯林，她不允许自己所属的群体成为抗疫防控中的弱势群体。
阿玛尔坐在厨房餐桌旁浏览网上的信息。
4月最后一天，傍晚7点，斯德哥尔摩的街头。夕阳的余晖冷冷地映射在空旷的街道，还未入夜，已是凉意习习，稀稀落落的人群都步履匆匆，完全没有往年的热闹景象。
这一天是瑞典的传统节日——沃尔帕吉斯之夜（也可译作“春火节”）。若是往年，黄昏来临时，每个社区的居民便会聚在一起，点燃篝火，用歌声和火焰来迎接春天的到来。北欧的春天不像东亚的那般温暖，围绕在燃烧的篝火旁，脸颊和胸膛迎接着熊熊火苗的热浪，而后背却要感受着北欧春夜的料峭寒意。
通常，举行完这些庆祝活动之后，政治活跃分子们还会接着参加第二天的五一劳动节。不过，今年的新冠疫情毁掉了所有的庆祝活动，即便是在这个被称为全球抗疫国家中的“异类”——瑞典，几乎所有的公共活动也都被取消了。
一
好在餐饮店没有被强制停止营业。我和阿玛尔的见面定在了4月30日——春火节的下午四点，离市中心不远的一家咖啡馆。
阿玛尔比我想象的要高大许多，将近一米八的个头，淡黑色的皮肤，一头略显蓬松的长发，还能看到些许挑染的痕迹。她的视觉年龄也就二十上下，全然不像是个大学毕业后已工作数年的二十七岁女孩。
阿玛尔留有一头长发，对于自然卷的非洲裔而言，要拥有一头直发是件相当耗时耗力且耗钱的事。
问她想喝点什么，她礼貌地谢绝了，“现在是斋月，我在白天是不能吃东西和喝水的。”我有些尴尬地表示歉意，因为虽然我知道她的穆斯林身份，之前在电话沟通时她也提到了自己正在斋月的这回事，但我还是就这么自然而冒昧地顺嘴问了。（2020年伊斯兰教的斋月从4月25日开始，到5月24日结束，在此期间，从日出到日落都不能进食及喝水）。
但我心里也泛起了小嘀咕：“既然你是个虔诚的穆斯林，那为啥没有戴头巾？你的衣着打扮也太世俗了吧？和我印象中的穆斯林女孩完全不一样”。
除此之外，阿玛尔身上还有很多特别之处。
她是个“移二代”——索马里裔的瑞典人，父母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但她在瑞典出生和长大。她是四个大男孩的姐姐，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我是他们的boss”。她的母语是瑞典语和索马里语，同时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她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她说自己出生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长大后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在公共场合，她不用头巾包裹头发，也不会用长袍遮住身体的曲线和皮肤。她像一个普通的瑞典女孩一样穿衣打扮，但这并不妨碍她内心的信仰。
她是警察局的文职人员，现在在一个隶属于欧盟的跨国项目——“仇恨犯罪”（瑞典语：Hatbrott——指的是由针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歧视性或偏见性的犯罪行为）中从事调查和联络的工作。
她还是个网络上的索马里社群里的活跃分子。2019年下半年，她在Ins上创建了一个名为“瑞典—索马里同窗会”（Swedish-Somali Alumni Association）的线上社群，这个社群现在成了社交媒体上活跃度最高的索马里裔瑞典人社群之一。在新冠疫情在瑞典暴发的初期，她和社群里的小伙伴们，将瑞典语的有关新冠病毒及个人防疫的视频翻译成索马里语，借助网络和手机，在索马里社群里推广和传播防疫的相关资讯。
二
瑞典自爆发新冠疫情起，就成为了全球抗疫国家中的“一条独特的风景线”。瑞典一直在坚定地走一条独一无二、又适合自身国情的宽松防疫之路——不关闭边境，也不停工停课封城。
但“宽松”不代表不闻不问的所谓“佛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一点引起了很多误解。因为瑞典的大多数公共卫生政策都是以“建议”，而不是“命令”的形式发出的，比如：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避免不必要的家庭旅行；避免与70岁以上的人群不必要的接触；尽可能在家工作；有疑似症状的在家自主隔离等等。
但与此同时，也有强制性的政策在执行。比如，禁止五十人以上的集会；关闭幼儿园小学初中之外的学校；禁止探访养老院。
简而言之，瑞典一直坚持的就是：我们无法完全消灭病毒，在疫苗出现之前，我们只能与之共存。因此，我们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需要考虑“让大多数人在尽可能长的时间段内能够忍受”。与此同时，需要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减缓疫情的扩散速度，压低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风险，进而达到更多人可以得到救治的目的。5月20日，瑞典公共卫生局（Folkhälsomyndigheten）表示，斯德哥尔摩超过20%的民众据信已有新型冠状病毒抗体。
阿玛尔完全认同瑞典卫生局的防疫策略和各项具体的公共卫生政策，也对政府充满了信任。不过，她还是对政府在疫情初期没有给予少数族群足够的关注和帮助，而感到不快。
阿玛尔住在斯德哥尔摩市里，而斯德哥尔摩从疫情初期开始就一直是瑞典的重灾区。截止5月21日，瑞典的新冠确诊病例累计达到31523例，其中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病例占1/3以上。
瑞典疫情初期的3月22日，斯德哥尔摩有9人因为新冠病毒离世，其中有6人是索马里裔，而这6人并没有去过疫区或有海外旅行的经历。
这一新闻在瑞典社会引起了很大的波澜。当时的媒体分析认为，这些索马里裔居民很可能没有做足够的防疫措施，并且存在信息沟通和传达不畅的可能性，因为很多索马里裔居民的瑞典语或英语的水平有限。再者，斯德哥尔摩的索马里社区内，人口居住密度过大，在生病时相互探望的习惯，也可能是提高感染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之一。
在网络上，也有许多人将这6名索马里裔的死亡，归咎于他们没有学好瑞典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声音：
“又少了一个领福利的人。哈哈！”
“希望更多相同的事情也正在发生。”
“今天最好的消息。”
这些评论来自亲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的Facebook群——“瑞典民主党和伊米的忠实朋友”，这是个超过16，000名成员的群。而瑞典民主党是一个以反移民和反伊斯兰为主要政治纲领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现已是瑞典国会的第三大党，伊米（Per JimmieÅkesson）则是现任党首的名字。
三
突如其来的疫情，众说纷纭的舆论，成了阿玛尔将瑞典语的相关资讯翻译成索马里语的一个重要契机。
“刚开始的时候，听到新冠病毒在中国蔓延，我还感觉它离我的生活很遥远。但很快就是意大利，然后很多到意大利度假的瑞典人把病毒带回了瑞典。紧接着，斯德哥尔摩发现了老人院和好几个索马里家庭中出现的感染者。再后来，就突然出现了死亡”。
“我们在群里分享着各种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资讯，包括那些在广州的非洲人的遭遇。但我们看到斯德哥尔摩的索马里社群里出现集体感染时，我和另一个朋友觉得是时候做些什么了。我的朋友在视频制作公司工作，所以我们挑选了一个视频，我负责内容的翻译，她负责技术方面的事情”。
阿玛尔在看手机，手机屏保是她妈妈的照片。
翻译完后，她们把视频上传到Ins和Facebook上，并让社群里的朋友转发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因视频的翻译和分享，阿玛尔收到了很多感谢和赞扬。
“后来有朋友告诉我们，他们用手机把视频放给他们的家人看，因为很多年长的家人平时是不太用社交媒体的”。
不过阿玛尔很快发现，也许问题并不在于信息不畅。对于索马里裔居民瑞典语能力太差，无法即时接收和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指责，完全是无端的揣测。
“2月中下旬的时候，意大利已经开始出现疫情，瑞典的媒体也每天都有报道，但还是有很多家庭去那边滑雪，并把新冠病毒带回了这里。还有那些在3月份瑞典国内开始出现疫情后，仍然居家前往北部度假和滑雪的人。他们毫无疑问都有很好的瑞典语能力，他们能第一时间掌握政府和媒体的关于新冠病毒的资讯，可他们仍然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至少没在行动上有什么表示”。
“是这些爱旅行和度假的人把病毒带到了瑞典，并把它散布到全国不同的地方，而不是那些被集体感染的索马里人，他们什么也没干”。
四
瑞典是欧盟最前沿的数字经济体之一。瑞典互联网基金会的数据显示，早在2018年，就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瑞典人，有过至少某一时间段的居家在线办公的经历；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每天或每周都在家办公。高速宽带网络的高普及度，加之瑞典的社会和公司政策都鼓励灵活办公及远程办公——这是瑞典人保持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以及性别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疫情来临，居家办公成为一种新常态时，很多人对此并没有表现出陌生和不适感。
另一方面，瑞典50%以上的家庭只有一名成员，这在欧洲所有国家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在瑞典，年轻人高中毕业后就会从父母的家里搬出来住。比如我的妻子在她18岁生日时，她父亲给她的祝福语就是：“从今天起，你就是这个家庭里最受欢迎的客人。”
而在南欧诸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新冠疫情的重灾区，成年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情况更普遍些。乌普萨拉大学传染病学教授比约恩·乌尔森（Björn Olsen）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如果你家里有好几代人住在一起，那当然会传播得很快。有很多单身人士住在瑞典的大城市，例如斯德哥尔摩，这就可能会稍微降低传播速度。”
阿玛尔和她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独居在自己的公寓里。这是一套三十多平方的公寓，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和门厅，离地铁站只需步行五分钟，坐13分钟的地铁就能到达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中央火车站。
公寓所处的地区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仲夏节的花环”（Midsommarkransen），是斯德哥尔摩最有人气的中产阶级社区之一。
并且，这里不是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斯德哥尔摩的新冠重灾区，都是那些有很多移民（准确地说，应该是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居住的区域。比如，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耶尔瓦（Järva）地区。
耶尔瓦地区的很多公寓里都住着两代或三代人，因为在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都市，无论是租房还是买房，都是一笔可观的开销，尤其是对于移民而言。虽然耶尔瓦区的高速宽度网络的普及度也很高，但对于很多居民而言，在家远程办公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法提玛（Fatima Mohamed）是一位居住在耶尔瓦地区的索马里裔居民，她在接受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的采访时表示：“我听从公共卫生局的所有建议。但问题是，如果一家七口人住在一个72平方米的公寓里，那怎么可能按照有关部门的建议去做呢？如果家庭中有一人属于高危群体，那情况就会更糟。事实上，即便你想遵守，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护士助理、家庭护工、公交车司机、商店员工、家政工，很多从事这些工作的人都住在这里（耶尔瓦）。但他们无法在家工作，必须出门上班。然后，病毒被他们带回家中，并在家里面或探视时感染他们的父母。”
疫情开始后不久，斯德哥尔摩市就实施了一项惠民政策——向老年人和高危人群提供疫情期间的疏散公寓。但由于法律的规定，政府无法提供免税的免费住房，所以每套公寓每月需付5000瑞典克朗。但在耶尔瓦地区，疏散公寓到了五月底还有三分之二是空的，因为对于很多有老年人的家庭而言，这个价格还是太贵了。
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可以看到。比如，法国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五六个人生活在六十平方的公寓的家庭，被感染病毒的人数大大超过居住在有花园阳台的高收入家庭。在纽约，感染率最高的5个区的人均年收入低于2.7万美元，略高于美国贫困线；感染率最低的5个区的年人均收入则超过11.8万美元。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英国贫穷地区新冠的死亡人数是非贫穷地区的两倍。
贫富差距、社会阶层间的鸿沟、移民的社会融入，这些平日里只在严肃讨论里出现的社会问题，在新冠疫情疾风骤雨般的催化下，迅速被量化成一组组对照分明的数据。只不过，这些数据所指代的名称有些过于冰冷和残酷，被感染新冠病毒者、重症患者、新冠病毒致死人数……
五
面对疫情，阿玛尔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焦虑和担忧，她每天都会乘20分钟的地铁去办公室。不过，自疫情暴发起，她就没有去探望过住在瑞典南部的父母，也没有和她的弟弟们见过面。
为了躲避战乱，阿玛尔的父母在90年代初先后从索马里偷渡到了瑞典。如今，阿玛尔的父亲是名公交车司机，母亲则一直从事家政工作。
居住在瑞典的索马里第一代移民，由于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大多处在瑞典社会的中下层，多从事蓝领或服务行业的工作。当然，不单是索马里，几乎所有来自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代移民，都有着相同的境遇，在所移居的国度里长时间处于社会的“弱势群体”——经济上的弱势、文化和语言上的弱势、社会资源上的弱势。
但和很多海外的中国移民一样，阿玛尔的父母也坚信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的五个孩子都接受了（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瑞典的高中和大学教育是免费的）。这也许看似寻常，但实际上，在2014年，瑞典25~34岁的人口中，受过大学4年或4年以上教育的人，占同年龄段人口的比例仅为35%。
到了移民的第二代，文化和语言上的弱势地位基本消失了。加上瑞典长期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国民间的贫富差距小，瑞典社会的阶级观念已非常弱化，移民二代们从小就能接受到均值和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这无疑能让像阿玛尔这样努力工作、认真生活的移民二代大概率地提升自己的阶层，得到比父辈们更多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虽然疫情打乱了阿玛尔的很多日常的生活，但并没有打乱她的精神生活。她从4月25日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封斋，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不喝。平日下班回家后，也会谨守拜功——逊尼派的穆斯林每天要做五次祈祷。每次祈祷前，阿玛尔都会穿上长袍，戴上头巾，并在浴室的镜子前仔细查看头巾是否覆盖住了每一根头发。
不过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阿玛尔一般不做礼拜。那里没有专门的祷告室，再者，每次穿戴长袍和头巾也有些麻烦。这也算是她与世俗生活之间的一个小妥协。在阿玛尔看来，除了祷告外，包裹全身的长袍和头巾，并不是一个穆斯林女性的必须品，信仰更多的来自内心的选择。
午后的家中，穿戴整齐的阿玛尔正要开始祷告。
阿玛尔的青少年时期在瑞典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度过。她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每周五，阿玛尔的爸爸都会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去附近的清真寺，而阿玛尔和她的妈妈则会留在家里做祷告。小城里的穆斯林不太多，但她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过任何种族或文化上的歧视，她的好朋友也多是当地的女孩。
之后，她去了另一个城市上大学，专业是政治学。因为她对各种公共议题和组团结社充满了兴趣，这也是她在Ins和facebook上创立网络社群的原因之一。在这个以索马里裔“移二代”为主的社群里，大家有着相似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背景。每周都有一个新的代理群主管理社群，大家会上传或分享照片，也会不时地针对各类热点话题展开讨论，类似于一个活跃的微信群，不过社群的开放度更接近微博。
阿玛尔目前还是单身，她还没有碰上心仪的对象。对此，她没有什么具体的量化要求，只希望未来的另一半也是个穆斯林。要知道，在索马里，绝大多数她的同龄人早已为人父母了——索马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0.4岁（2006，世界银行）。在这一点上，阿玛尔更接近她的瑞典同龄人，瑞典女性有着全球最晚的平均结婚年龄，33.8岁（2014，世界银行）。
社会对于性别平权的高接受度，无疑是女性晚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意味着像阿玛尔这样的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社会空间，来找寻和搭建自己的亲密关系，以及规划未来的职业发展。
阿玛尔现在属于政府的公务员，可以说体面且稳定，但她却希望能有所突破。现在的工作项目结束后，她打算能够离开瑞典，到某个国际机构或组织里工作。
不过，至少在当下，阿玛尔更关注的还是新冠疫情下索马里裔社群的境遇，她和她那些志同道合的社群伙伴们，运用她们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知识，为她们”需要更多关注和支持”的同胞们发声。
2018年，阿玛尔全家参加她最小弟弟的高中毕业仪式，图中戴白帽的是她弟弟。图/受访者提供
除此之外，阿玛尔也期待着斋月结束时的开斋节的到来。
“我真的很希望能和父母，还有我的弟弟们一起庆祝开斋节，但是我不知道今年我能不能回去。我真的很想吃我妈妈做的菜，虽然她把所有的菜谱和做法都告诉了我，但你知道，那真的很不一样”。
图片来源：摄影/武玉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