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追踪“新冠”的人
北京市疾控中心，512室，田祎和同事在查看流调信息。
北京市疾控中心，赵芳红在仓库清点医疗物资。
王小莉手机中的北京新发病例数据图，像是一个多彩的“M”。
北京市疾控中心库房中的流调箱，反复消毒让箱体变得斑驳。
这里或许是北京最懂“新冠”的地方。
东城区和平里中街的北京市疾控中心，两个院落隔一条马路相望。院子里的建筑大多只有四五层，低矮、简陋、不太打眼。过去三个月，北京每一条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信息，都被第一时间汇集、保存于此：感染者档案、密接者信息、传染源“族谱”乃至境内外各地疫情态势……这些信息，是人类截堵新冠病毒的珍贵情报，为北京不断调整的防控策略提供技术与数据支撑。
疾病防控，有别于临床施治。当临床医生们在病床前挽救倒下的患者时，“疾控人”则像特殊的病毒捕手，在每一个新冠病毒出现过的场所“掘地”溯源。从单个感染者到最初的传染源、从现有感染者到密切接触者，他们要绘制出新冠病毒在人类社会的“流窜图”，找出每一个风险点，阻止疫情的种子在人类社会生根发芽。
追踪看不见的病毒，不太容易。有时，他们要客串侦探、心理医生、翻译、数据分析师等等角色，才能得到足够真实有效的信息。这个过程中，有时还会伴随着调查对象的不解、拒绝与谩骂。
战“疫”已持续4个多月。当北京本土新发病例降至0时，这支特殊的队伍还在战斗着。
抗疫
“H7N9小分队”7年后再集合
1月20日凌晨3点，北京市大兴区卫健委公布消息：该区接诊两名有武汉旅行史发热患者。经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北京的“新冠”抗击战自此开启。
自“SARS卷土重来”等消息从武汉传来，民间对于疫情的担忧持续累积。在亲历过SARS的北京，伤痛记忆易被勾起。首批“新冠”肺炎患者的消息公布后，有市民连夜网购了几大盒外科口罩，到1月20日早上10点，同一店铺的同一款商品已抢购一空。
对普通人来说，“新冠”袭来的消息，像一颗突然引爆的炸弹。但在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两个院子里，战备状态已持续20天，人们早已搁置了“今冬平安无事”的期盼，投入到昼夜不分的加班中。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布27人感染“病毒性肺炎”，这一通报在一千公里外的北京迅速引发震动。这一天，光就“病毒性肺炎”的应对，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贾蕾开了一天的会。她同时怀抱两个预期：悲观估计，可能是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乐观估计，未必像SARS那么严重，或许更像传染力更弱的MERS呢？主管医师田祎预感，这次恐怕不是小打小闹；全球健康中心研究员杨鹏在会上“补刀”：做最坏的打算，说不定会全球大流行。
不管个人预期如何，会议定下的任务是务实的。当时，人类对这一“肺炎”知之甚少——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支原体抑或衣原体导致的？如果要进行控制，如何界定病例？潜伏期多久？隔离期应定为多久？迷雾中，工作人员参考既往疫情的经验，制定出了第一版疫情防控应对的“北京方案”，标准从严，比如隔离期被设定为14天。
那一天是2020年1月1日。此后，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两个小院子，成为北京追踪“新冠”的根据地。
北京第一批输入性病例出现后不久，田祎回到了512室，推门进入，眼前是5张熟悉的面孔。2013年，同一班人马在同一个房间迎战H7N9。6人心里都有感慨，但谁也没来得及说，一大堆工作在等着他们：整理此前的病例信息，为之后的新冠信息收集、疫情处理等工作设计好框架。
工作到凌晨2点，办公室留下3个人，田祎和另一位女同事实在顶不住，拉开行军床决定眯一会儿。入睡之前，她想起什么，迷迷瞪瞪地摸出手机拍了张合影。
3人穿着睡衣，蓬头垢面、满眼疲惫、“不堪入目”，和7年前一模一样；整个晚上，办公室一直有人匆忙出入，两人就像睡在大街上，和7年前一模一样。
不过这一次，战况要严峻得多。
流调
解码新冠病毒“流窜图”
北京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职责顾名思义：阻击与控制疾病。提到疾病，普通人第一个联想是医院和医生，“疾控人”，往往活跃于公众视线之外。
贾蕾这样理解自己的职业：医生工作的目标是救死扶伤，“疾控人”的立足点则是维护公众健康。当传染病袭来，疾控中心的首要任务是掌握疾病特征，给出疫情应对的方案，阻止疾病的脚步继续侵染人类社会。
“医院就像是接水的盆子，疾控要做的是把水龙头拧紧。否则再多的医疗资源，也无法承受源源不断的新发病例。”贾蕾说。
拧紧水龙头是一个小动作，可疫情防控没有这么容易。当一位患者出现，他同时兼具“被感染者”和“传播者”的身份。是谁传染了他？他又能传染给谁？如果找不到前者，意味着人群中还藏着一位“传播者”；如果找不到后者，意味着还有另一群不为人知的“被感染者”和“传播者”。
一传十，十传百，不管哪一端失去控制，疫情都将以N次方的速度扩散和蔓延，然而，这些信息如同海面下的冰山，庞大却隐蔽。每当“新冠”确诊者出现，流行病学调查紧随其后，这个业内简称“流调”的过程，就是对病毒“流窜图”的解码。
“我市2名男性患者，分别于1月7日和1月9日去过武汉，并短暂逗留，两人分别于1月13日和1月14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1名老年女性患者，从武汉来京探亲，于1月13日出现发热和呼吸道症状……我市已对所有23名密切接触者开展医学观察，目前无发热等异常情况。”
1月20日至今，北京市卫生部门每天发布的疫情通报，就来源于疾控人员对病例的流调。这些通报或长或短，但都会交代患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初，在北京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均有武汉旅居史，慢慢的，出现了其他省份旅居史、境外旅居史。一份份单独的流调报告，也可管窥整个疫情发展蔓延的态势。
要得出这样一份报告，并非易事。杨鹏介绍，每一份流调报告，包含庞大的数据，从患者确诊隔离往前，一直追溯到发病前14天，每个小时在哪里、做什么、见了哪些人，都要收录在报告中。其中，患者发病时间的判定是难点所在，典型症状未必是首发症状，还有人早期没有任何症状，只是肺部出现影像学改变，在判断时，流调人员不能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有时，患者自己也不清楚感染原因。一位女性患者是北京本地病例，一开始，流调员问不出感染源，在患者居住的小区，曾有过既往病例，但患者一口咬定那一天自己没有出过门、没有见过任何人。
“流调对患者的记忆力的确有考验，调查中，流调员需要借助其他的线索，或者掌握一些谈话技巧。”田祎说。这位女患者年事已高，记忆力不佳，流调员完成首轮调查后，仍觉得不能就此放过线索，于是把电话打进隔离病房，与她继续交谈。在漫长的对话中，流调员试图给她更多的提示，提及当日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患者猛地想起来，那天自己的确出过门，并遇到了一位邻居，还和她说了几句话，至此，“案情”水落石出。
“一个地区，哪怕有一百个确诊者，只要来源清晰，那么疫情就是可控的。只有十个确诊者，但都不知在何处、何时、如何感染，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杨鹏说。流调，是后续一系列防控举措的基石。
破案
找出“密接者”
在流调中，相比追溯感染源，寻找密切接触者是难度更大的任务。
名为密接者，实际上不乏陌生人。田祎介绍，曾有一位患者离开隔离点，在居家观察期间感染了家人，疾病潜伏期时，患者家人曾去过超市、商场、健身房、单位，在一同购物、排队、锻炼的过程中，与不少陌生人接触。
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感染者无法帮助流调员指认密接者，这时，流调员要扮演侦探的角色，感染者的票据、手机中的支付记录、超市的录像，都成为“破案”线索。
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和同事有时还要前往现场，像福尔摩斯一样演绎患者的行踪、绘制小区与附近人流密集点的地图。
“我们要还原患者整个行动路线，找出哪些人与他们发生过密切接触，列出名单，以便第一时间进行医学隔离观察。”赵芳红介绍。不同的病例，密接者数量不同，如果确诊者行动轨迹复杂，在多个城市活动、与大量人群交往，密接者可能超过百人。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根据方案，确诊者如果乘坐飞机，那么座位同排以及前三排、后三排的乘客均为密接者，然而，流调员时常遇见乘客调换座位的情况，一个位子上到底坐着谁，往往很难说清，这时，全机舱的乘客信息都要翻出来，挨个儿打电话确认；有时，作为线索的健康卡也不好用，除了各国语言带来的障碍，有的乘客还习惯连笔，一行字就是“一溜儿圆”，一屋子的流调员盯着猜，到底写的啥？
在流调队员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对密接者的管理，开始显示出直观的防控效果。
到3月18日，北京市各级疾控部门共找出3975名密接者。不少人在隔离观察期间发病。2月2日，北京新增32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16人为此前确诊者的密接者；2月17日到2月20日，新增的15个病例，全部为密接者。
研判
M形的新发病例曲线
流调员们在前方寻找和“拦截”密接者，王小莉和同事们则在后方埋头于大量的疫情相关情报，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
“过去，我们关注疫情防控，对政策参与较少，这次，对数据的解读和评估，全程都在发挥作用。早期，我们利用模型预测疫情发展趋势，评估北京需要配备多少医疗资源；后期，通过对全国各地疫情监控，小范围、动态调整防控举措。将数据转化为策略，为政府提供支持，是科学、精准防控的基础。”杨鹏介绍。
王小莉记得，自从北京出现首例患者，他们便开始预判北京的疫情态势。
“当时，市卫健委着手筹备床位。出于谨慎考虑，他们想知道如果不采取任何防控措施，单日最大病例数会达到多少。我们基于武汉的数据进行推测，日最大新增量可能达到300，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王小莉说，之后，北京部分定点医院开始准备病区、配备床位，并开始考虑重建小汤山医院。一个月后，小汤山医院启用。
在宏观层面，数据研判也发挥着作用。
3月23日，第一入境城市启用，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等12个指定入境点入境，检疫符合登机条件的旅客，方可搭乘原航班入京。
这一政策的背景，是疫情在全球层面的扩散。杨鹏的担忧成真了：“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会有全球大流行。这个病毒是全新的，能有效人传人，人群普遍缺乏免疫力，R0比流感更高。”
如果将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整理出来，可以看到一条类似M形的曲线。M的前部分由外省输入病例和本地感染病例组成，后半部分则几乎全是境外输入病例。
2月29日，北京报告首批2例境外输入病例，之后，陆续有来自伊朗、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的入境者确诊。一开始是个位数，到3月18日，一天增加了21人。王小莉有种看到希望又绝望的感觉：“本来病例数是在减少的，突然又多了起来。我们分析了北京的容纳能力。如果不加以控制，是没有足够地方隔离所有人的，也没有能力对全员开展核酸检测。”
疾控中心随即提出建议，重视境外输入风险，加强关口检测；酌情削减抵京国际航班数量，降低航班密度。后来，国际航班的入境停靠点变更为京外城市，这一建议事后得以落地。
3月23日，北京报告新增病例数为32人，达到了境外输入新增数的峰值。伴随着第一入境城市启用，次日开始，数字回落至5、6、4、3……到3月31日，新增病例数降至0。
第一入境城市的启用，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坚持
“战时氛围”仍未散去
4月30日，田祎终于接回了儿子。1月中旬，田祎和丈夫各自奋战在一线，无人照顾的小家伙被送回姥姥家，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过妈妈。
相比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疾控中心的工作者们像是一群“隐形人”，罕为公众所知。与“新冠”搏斗的日日夜夜，酸甜苦辣，唯有自己知道。
一张巨大的桌子，码满了电脑和电话，像一个奇特的网吧。在北京市疾控中心，这样的会议室有很多间。疾控数据不可外传，不去现场的时候，赵芳红和同事们在这里办公。他们习惯了一个电话要四五次才能打通，习惯了被当作诈骗电话挂掉，习惯了说出“我们是疾控中心，向您核实一些个人信息”后，被电话那头的人张口就骂。
“你要去理解他们。要核实的信息都是个人隐私，具体住址、身份证号，非常敏感。对方可能会怀疑你的意图，可能担心信息泄露，害怕影响自己的生活工作。”赵芳红说。电话打不通，就重拨到接通为止；聊不下去，就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人接着聊；对方情绪崩溃时，工作人员还要当起心理辅导员。他们曾试图联系一位国外的密接者，他留的电话是自己的中国员工，听到“您的老板是密接者”，对方就害怕得号啕大哭。赵芳红的同事一直在倾听和安慰，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打一个电话，告诉对方‘你是密接者，3点下楼，有车接你去隔离点’。事实上从没有这么简单。”贾蕾说：“这是一份和不同的人接触的工作，要承受不解和攻击，要付出理解和安慰，还要有很多人文关怀。”
她记得，曾有一位7岁的小朋友，被确诊的家人感染，出院后又复阳了。“如果只按流程，这个孩子就会被单独送去医院继续治疗。但我们考虑到孩子的年龄，一个人在医院这么久，没有父母，心理发育会受到什么影响？最后我们和医院沟通，开通绿色通道，想办法在降低风险的同时，让一名家长陪伴孩子。这是做人的原则，不光是工作的原则。”
对田祎来说，这份工作需要对细节无限执着。
她像一个把关人一样仔细地审视手中每一份流调报告，必须保证每一条信息的准确。最常挂在嘴边的台词是“这段时间他在干吗？没说清楚，再去查”“这里不符合逻辑，再问问”“上一份报告和这一份报告，同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人，究竟是谁？”
她是流调组、密接组、信息组、分析组之间的中枢神经，每一个病例都要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码放在大脑中，一天要打无数个电话。2月，北京曾迎来一次输入性病例大爆发，一天报告32例，她忙于联系各方，一天一口水都没喝上。有时，组长来工位前找她，一句话也插不进，想说点儿什么，得提前跟她预约。
在工作面前，亲情成了被搁置的部分。徐金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疫情一来，她不再有时间陪伴孩子，而孩子变得前所未有地黏人。一见她打开房门，孩子就会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你抱抱我。有时，她离开家太早，7岁的老大会叮嘱她，上班前叫醒我，让我看妈妈一眼。有时，她走到了小区门口，孩子还开着窗户望着她，喊着妈妈早点回来。
杨鹏、田祎和徐金平成为了“室友”，两个办公室间只隔着一条走廊。田祎、徐金平所在的512室24小时都有人值班，折叠床堆在墙角，没电话就赶紧眯一会儿。杨鹏的办公室也有同款折叠床，褥子上盖着被子，没有床单也没有被套，凑合着用了几个月。他比512室睡得更晚、醒得更早，常常5点不到就去敲门核实数据、安排工作。
“当疾控发挥的作用越大，疾病带来的冲击越微弱，公众对这份工作的了解也越少，甚至毫无觉察，但每个‘0’的背后，我们一直都在。这份工作辛苦、默默无闻，但同时也很有价值，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有时终于弄清一个病例的传染来源，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开心得跳起来。”田祎说。
北京市卫健委新冠疫情通报的专栏中，开始出现一整页的“0”。4月16日开始，北京再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到5月9日，已经持续了24天。
北京的街头，逐渐出现了不戴口罩的市民。但在疾控中心，战时的氛围仍未散去。
“本土病例多，我们重点做流调和报告；输入性病例增加了，开始重视航空密接的分配管理；病例没了，被动性的工作减少，主动性的工作增多，比如核酸检测，以前给病人做，现在给健康人筛查，工作量比以前要翻数倍。”贾蕾说。
杨鹏办公室的折叠床一直打开着。床的旁边就是办公桌，电脑里不断更新保存着“新冠”相关的英语论文，为他提供最新的专业信息。
“疫情的变化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现阶段，社会开始复工复产，但在人群缺乏免疫力、疫苗也没有面世的当下，疫情随时可能变化，非药物干预措施非常重要。”杨鹏说。他仍处于“应激状态”，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
“从去年鼠疫开始，我们这帮人就没歇过。鼠疫15天就过去了，有盼头，‘新冠’几个月了，现在也没看到盼头。”田祎无奈地笑道，“但是，持续作战也是我们的作风。”
新京报记者戴轩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