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独家|赫拉利：Covid-19会改变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吗？
人类能够战胜死亡的信念塑造了当今的世界。这是革命性的新态度。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人类对死亡都逆来顺受。直到晚期现代（late modern age），大多数宗教和意识形态不仅将死亡视为我们不可避免的宿命，实际上还将其视为人生意义的主要来源。人生最重要的事件在你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后才会发生。只有等到那时，你才能理解有关生命的真正奥秘。直到那时，你才能获得永恒的救赎——或遭受永恒的诅咒。在一个没有死亡，因此也没有天堂、地狱和转世轮回的世界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宗教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最智慧的人类头脑都在忙着给死亡赋予意义，而不是试图战胜它。
《吉尔伽美什史诗》《俄耳浦斯与欧律狄刻的神话》《圣经》《古兰经》《吠陀经》和无数的神圣典籍向忧虑的人类耐心解释说，我们的死亡是上帝、宇宙或大自然的旨意，我们最好心怀谦卑并感恩戴德地接受。也许有朝一日上帝会通过一种宏伟的、形而上学的姿态（比如基督二次降临）废除死亡。但是精心策划如此形而上学的灾变显然超越了人类血肉之躯的能耐。
随后科学革命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对于科学家来说，死亡不是神的旨意，而只是个技术性问题。人会死不是因为上帝让人死，而是因为一些技术性故障。心脏停止泵血；癌症摧毁肝脏；病毒在肺部繁殖。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技术性问题？是其他的技术性问题——心脏停止泵血是因为供给心肌的氧气不足；癌细胞在肝部扩散是因为某些偶然的基因突变；我的肺部感染了病毒是因为有人在公交车上打喷嚏。没什么形而上学的解释，都是技术性问题。
科学认为每个技术性问题都有一个技术性解决方案。想要战胜死亡，我们不需要等待基督的二次降临，几个实验室中的极客就能做到这点。传统上，死亡是身披黑袍的牧师和神学家的专长，而现在，这个专长已由身穿白大褂的人们接管了。如果心脏乱跳，我们可以用起搏器加以刺激，甚至进行心脏移植。如果癌症肆虐，我们可以用放疗杀死它；如果病毒在肺部扩散，我们可以用新药进行抑制。
诚然，目前我们无法解决所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最智慧的人类头脑不再花时间试图给死亡赋予意义；而是忙着延长寿命。他们研究导致疾病和衰老的微生物学、生理学和基因学机理，并研发全新药物和革命性疗法来战胜死亡。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
女性主义者死后会怎样？
在延长寿命的斗争中，人类已经非常成功。当然，我们最终还是会死，不过不像以前那么快。近两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不到40岁跃升到72岁，在某些发达国家超过了80岁。特别是儿童成功逃脱了死亡的魔掌。直到二十世纪，至少三分之一的儿童无法活到成年。年轻人通常会罹患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儿童疾病。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150名熬不过第一年，只有700名能活到15岁¹。如今，每1000名英格兰新生儿中只有5名在第一年夭折，有993名能成功庆祝15岁生日²。放眼全球，儿童死亡率已跌至5%以下。
人类捍卫和延长生命的尝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使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深远的改变。虽然传统宗教将来世视为意义的主要来源，但从十八世纪开始，诸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来世的兴趣。共产主义者死后究竟会怎样？资本主义者死后呢？女性主义者死后呢？在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和西蒙·德·波伏娃的著作中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无意义的。
唯一一个仍将死亡置于中心的现代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诗意的、绝望的时刻，承诺为国捐躯的人将永远活在集体记忆中。但这承诺太过模糊，以至于大多数民族主义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如何真正“活”在记忆中？如果你死了，你怎么知道人们是否记得你呢？伍迪·艾伦曾被问及是否希望永远活在影迷的记忆中。艾伦答道：“我宁可活在我的公寓里。”甚至很多传统宗教也已转移焦点，不再许诺死后的天堂，而是开始更加重视在现世能为你做点什么。
Covid-19登场
当前的疫情会改变人类对死亡的态度吗？可能不会。恰恰相反，Covid-19只可能使我们加倍努力保护生命。主导文化对Covid-19的反应不是放弃，而是愤怒和希望的混合。
当流行病在前现代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爆发时，人们当然担心自己的性命，并为痛失所爱而悲痛欲绝，但主要的文化反应是放弃。心理学家也许会称之为“习得的无能为力”。人们对自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或者是神因人类的罪孽而降下的惩罚。“上帝通晓一切。我们邪恶的人类罪有应得。你们会看到一切最终会否极泰来。不用担心，好人会在天堂得到好报。别浪费时间寻找解药。这种疾病是由上帝降到人间惩罚我们的。那些认为可以靠凡人智慧攻克流行病的人，只是在自己原有的罪恶中加上了虚荣之罪。我们是谁胆敢阻碍上帝的计划呢？”
当今人们的态度截然相反。每当有造成多人死亡的灾难发生（比如火车事故、高层火灾甚至是飓风），我们倾向于将这些视为可以避免的人为疏失，而不是神的惩罚或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如果火车公司没有缩减安全预算、如果市政府采取更好的消防措施、如果政府早点派出救援，这些死难者就可以得救。在二十一世纪，大规模死亡已经自动成为诉讼和调查的理由。“他们怎么会死呢？肯定是某个机构的某个人把事情搞砸了。”
这也是我们对待瘟疫的态度。虽然某些宗教人士将艾滋病描述成上帝对同性恋者的惩罚，但现代社会仍仁慈地把这种观点归咎为极端主义团体。现代社会普遍认为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最近的流行病都是因为人类不可原谅的过错。我们认为人类有预防这类瘟疫的知识和必要工具。但是如果传染病失控，那是因为人类的失职而非神明的愤怒。Covid-19也不例外。危机远远没有结束，但推卸责任的行为已经开始。显然有人把事情搞得糟糕透顶。唯一有待解答的问题是责任在谁。不同国家之间互相指责。责任如同拉掉安全栓的手雷，被相互敌对的政客丢来丢去。有人会因此遭殃的。
与愤怒并存的还有无限的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崇敬医生和护士——他们是那条细细的白色防线，遏制住死神的猛攻。我们的英雄不是那些埋葬尸体并为灾难申辩的牧师，而是那些治病救人的医务人员。我们的超级英雄是那些奋战在实验室里的极客。正如影迷知道蜘蛛侠和神奇女侠终将打败坏蛋并拯救世界一样，我们也可以确定，在几个月或者一年内，实验室里的人们将找到治疗Covid-19的有效方案，甚至疫苗。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向可恶的冠状病毒证明，谁才是这个星球的头号生物！从白宫穿越到华尔街，再一路穿越到意大利的阳台上，每天人们嘴边挂着的首要问题是：“疫苗何时能面市？”我们问的是“何时”，而不是“能否”。
余波
等到疫苗就绪，疫情结束之后，人类的主要收获会是什么？很有可能是，我们需要投入更多努力捍卫生命。我们需要更多的医院、医生和护士。我们需要储备更多的呼吸机、防护装备和试剂盒。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去研究未知病原体并研发全新疗法。我们不能再被打个措手不及了。
有些人会辩解说这教训不对——危机应该教会我们谦卑。我们不该如此确信自己的能力足以征服自然的力量。这些唱反调的人中有许多是中世纪的拒不合作者，他们宣扬谦卑，同时百分百确定自己深谙所有正确答案。不过，幸运的是，Covid-19不会把人类送回中世纪。有些偏执的人难以自持——一位每周主持特朗普内阁圣经学习的牧师声称，流行病是神对同性恋者的惩罚。虽然有这些极端分子存在，但是大部分传统楷模如今都改信科学而非典籍了。
天主教会命令信徒远离教堂；以色列关闭了犹太教堂；伊朗劝阻人们不要去清真寺。各教各派都暂停了公共仪式。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几个科学家做了计算，建议关停这些宗教场所³。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人类狂妄提出警告的人都梦想着回到中世纪。甚至科学家都同意，我们应该让期望符合现实，并且我们不应该盲目相信医生有能力为我们抵挡所有的生命威胁。虽然人类作为整体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个体仍然需要面对自身的脆弱。也许一两个世纪后，科学将无限期地延长人类寿命，但现在还做不到。除了少数几个亿万富翁宝宝可能是例外，我们所有人都迟早会死，也迟早会痛失所爱。我们得承认自己生命的短暂无常。
很多世纪以来，人们习惯把宗教当做一种防御机制，相信死亡不是真的，人在来世将得到永生。现在，人们有时会把科学当作替代防御机制，相信医生能永远救活病人，人们将永远在家里活得好好的。即使有理智的人都明白这不可能，但是当面对垂死的亲戚或自己的死亡时，他们还是会转移视线，指望医生能做点什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一个平衡的方法。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可以对抗流行病，但我们仍应肩负起处理个人死亡和无常生命的重担。
当前的危机的确会让很多个体更加意识到：在本质上人类的生命和成就都是暂时的。尽管如此，我们的整个当代文明最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前进。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之后，当代文明将通过建立更强大的防御系统来作出反应。当眼前的危机过去，我不指望哲学系的财政预算会有显著增长。但是我敢说医学院和医疗系统的预算会大幅增加。
也许那是我们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了。政府不太擅长哲学，这不是它们的领域。各国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建设更好的医疗体系上。思考哲学问题是每个个体的任务。医生无法为我们解开存在主义的谜题，但是他们为我们解开谜题争取了时间。该如何善用争取来的时间，这取决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