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抓后称“还有两年可偷”，陕西神木一伙涉盗少年之患
店主回忆，他去派出所认人时，一个孩子说，他还有两年可偷。这位店主听了大为吃惊，“真这么一直偷下去，到18岁他能停下来”？
新京报记者卢通编辑赵凯迪王洪春校对李世辉
▲监控视频中，两名少年正在一家商店的前台行窃。受访者供图
监控视频记录了6名未成年人盗窃的场景。3月7日凌晨2点40分左右，陕西神木市一家耐克服装店的玻璃门被砸碎，男孩们打着手机闪光灯，进入漆黑店铺，将货架上的部分衣服、鞋子偷走。
这并不是一起个案。2019年下半年至今年3月，一群不满16岁的少年，在陕西省神木市周边连续行窃，由于是未成年人，他们不能承担刑事责任。被抓后，往往由民警教育，再交由父母管理。
但在家庭失序的情况下，问题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进入循环状态，部分少年被抓后再犯的情况普遍。密集的盗窃引发受害商户的不满，商户们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当地官方的重视。
2020年3月20日前后，7位问题少年被送入临时设立的管教学校。神木市委一名领导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地临时改制了一所健康教育管理学校，专门配备了厨师、管理员、医务人员和“一对一”的生活辅导员，负责几个涉案少年的管理教育。
目前，管教学校已经取得了初期效果。神木官方公布学校近况时提到，学校开展了课堂教学、体能锻炼、生活技能、心理疏导等培训，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孩子进行综合教育。
“扫街”
地处陕西、内蒙古边界的神木市气候干燥，多风沙，金属制的卷帘门极易锈蚀，多数商铺只用锁具锁住玻璃门的把手。这为行窃提供了方便——只需猛力将金属把手踹松，锁具就能从空隙中拿下。
受害商户提供的视频显示，黑白画面中，几个稚气未脱的男孩砸坏了门锁或玻璃，进入店铺后，他们直奔店铺收银台，翻腾一阵，拿走现金和遗留的手机，走时还会胡乱拿一些商品。如果是运动服饰店，他们会随手拿几件合身的衣服穿上；如果是玩具店，丢失的很可能是几辆玩具汽车。
今年3月7日，6个孩子盗窃了神木市铧山路一家耐克专卖店，店中电线被剪断，库房被翻乱，桌子也被砸烂。专卖店负责人寇女士告诉记者，店铺损失的货品价值达3.3万余元。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与耐克店一同被盗的，还有铧山路至少7家店铺。
在商户们自行制作的受害商铺统计表中，从2019年10月份以来，被盗的店铺有26家。受访的店主均认为，被盗数量远不止这些，因为商户们组成的两个维权群就超过了60人。
有了监控视频，辨认作案人并不困难。一位商户透露，他去报案时，一位民警在看完监控后说，“还是那几个小孩”。
作案人确认后，一个尴尬的问题出现了。“他们是未成年人，受法律保护，我们多关他一个小时都不行。”一位商户回忆，办案民警在向他解释时，语气颇带着无奈。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强奸等8种严重犯罪时，才能负刑事责任。而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即使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系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或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情形之一的，仍可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一名少年在一家服装店行窃。受访者供图
作案的少年中，多数连16岁都不满，因此在具体的处理中，只能由民警批评教育后，让家长领回。这引起了多数商户的不解。“我们是合法经营，为什么权益得不到保障？”
受损商户自行制作的统计表中，有18位商户显示处理“未果”。即使少数案件破案抓到了人，与之相关的商户也声称，未得到完整的赔偿。
受害商户雷永回忆，去年12月1日凌晨，与朋友聚会晚归的他，发现自己的奶茶店门被砸坏，店内被翻得凌乱不堪，事后清点损失了3000多元财物。案子破获后，民警叫他去认人。
当得知对方是未成年无法处理后，他的情绪有些失控。他对几个孩子威胁说，出了派出所就要教训他们。“民警马上警告我，说我打这些小孩就是违法，他们就得抓我。”
雷永坦言，当时说的也是气话，他不会“以暴制暴”。他只是希望少年行窃的问题能得到重视。
边缘少年
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过早离开学校，这些混迹社会的未成年人，大多有相似的人生轨迹。新京报记者与多名少年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常在游戏和赌博中打发时间。
3月19日晚间，在神木市一家宾馆的房间，林明和赵宏的手机赌博游戏，又一次开始了。“哗哗”的筹码声从他们手机传出来。林明不断点击屏幕下注，胳膊上一尊形象威武的二郎神，随之抖动起来。赵宏也有文身，那是一个包裹右臂、面目狰狞的孙悟空。
林明不肯透露他每天在这款游戏上花多少钱，只说有位朋友前一晚充值80元，第二天就赢了600元。在脱离学校后，家庭并未完全断绝林明的经济来源，但他总抱怨钱不够花。有时没钱了，他就向朋友借钱，“这边借10块，那边借20块”。朋友问他是不是又输光了，林明连连否认，说是想买包烟。
15岁的林明承认，在没钱的时候，他经不住几个朋友的“带坏”，不知不觉就参与了盗窃。他对去年冬天参与的第一场行窃记忆犹新。这天凌晨，15岁的同伴严刚，让林明骑摩托车送他到指定地点，但没交代要去做什么。到达目的地，严刚和同行的四五名少年，走到几十米外的一条商业街。
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林明听到远处传来连续踹门的声响——远处的伙伴正在破坏商店的大门，准备行窃。事后几天，严刚将1000元塞给林明，“说让我保管，用的时候他再拿走”。林明知道这是偷来的，但他没有拒绝。
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次他与赵宏正在网吧打游戏，严刚过来丢给他们几辆玩具汽车。走了没多久，民警就找了过来。
一周前，几个大个子找到林明，拿着监控视频质问他是不是参与了盗窃。林明意识到这是“仇家”来找麻烦。他告诉对方自己曾经确实参与过盗窃，但这次实属冤枉，监控里的人只是有些像他。虽然连连解释，林明还是挨了几个耳光。“他们偷的店太多了，抓到一个就牵连其他人。”林明告诉新京报记者。
16岁的孙康与林明是一起长大的玩伴，更早辍学的林明，常常带着孙康一起玩，去网吧、去游乐园，甚至离开家乡神木跑去西安。孙康说，“不上学的日子很自由，认识的人也很多。”但由于与家里闹崩，他经常面临缺钱的窘境。
在一次聚会中，孙康通过林明结识了严刚。孙康意识到严刚有些不一样，“胆子大，少言寡语，经常夜里出去”。
▲15岁的严刚用ps软件，给自己的照片加上了翅膀。受访者供图
2019年的一个夏日，严刚打电话给孙康，让他过来。孙康与严刚会合后，骑摩托车带着他，到达一片街区。同行的六七名少年走向街区的店铺，孙康则等在原地。随后，他听到了连续的砸门声。
孙康称，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行窃。之后，面对同伴递来的现金，孙康没有守住最后的底线。在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孙康参与了多次盗窃，并三次被抓。
去年10月，孙康因盗窃被带进了刑警队。孙康有些怕，因为他知道去刑警队比派出所严重得多，也更丢人。随后他由民警教育后，被父亲领回。“警察叔叔跟我说，他们抓我是为了把我从犯罪的边缘往回拉。”
失守的家庭
部分受害店主认为，把问题少年从犯罪边缘往回拉，首先应该是家庭的责任。但他们找到这些问题少年的家庭后，发现难题才刚刚开始。
去年12月，受害店主王桃被盗后，两张合计30余万的欠条不知去向。警方查看监控，辨认出作案人是严刚等人，随后，向王桃等人表达了处理此类问题的无奈。在王桃的一再要求下，警方提供了两名涉案少年的信息。很快，王桃找到了严刚的母亲。
王桃找到严刚家的时候才知道，严刚的父母早已离婚，其父亲入狱多年，34的母亲带着严刚兄妹，与现任男友一起居住。租住的房间约20平方米，是与人合租的一居室的其中一间，里面的租户要出门，得从他家经过。
王桃见到严刚妈妈时，对方称她无力管教处于叛逆期的儿子。她甚至不知道儿子在哪，也联系不上。每次想让严刚回家，她只能在儿子的玩伴中挨个打听，之后，靠哄骗才能把严刚叫回来。但严刚妈妈答应，只要找到儿子，会让他想办法找回欠条。
家庭这一关失守后，王桃决定自己寻找这些孩子。他试着接近“胳膊上文着身的半大孩子”，请他们吃饭，说好话，然后再通过一个孩子“钓”另外一个。接触多了，他觉得有些孩子还挺懂礼貌，“见了面叫叔叔，问话有甚说甚，也愿意帮忙”。
20多天后的一个午夜，王桃在朋友的大排档，看到三个孩子在吃饭，其中就有严刚。王桃掏出监控视频，问偷窃的人是不是他们。两个男孩看到视频后当即承认。
王桃回忆，严刚妈妈到场后，一边哭一边训斥，责令儿子找回欠条，严刚也当场答应。此后，王桃又与严刚见过几次。最后一次，刑警带着严刚来店里了解情况。但最终，王桃的欠条没有找回。
店主刘雄被盗后，也跟严刚妈妈接触过，“他妈妈说曾给民警下跪，求他们把儿子关起来管一管，她实在管不了”。得知严刚家的情况，刘雄也犯了难。一位朋友建议他起诉监护人追回赔偿，刘雄说算了，“他们家这个情况，起诉了有啥用”？
孙康认为自己家也没好到哪里去。他常听父亲埋怨，早年不该从新疆返回神木，养下他和弟弟，导致事业、生活的种种不顺。孙康认为，父亲把生活的不顺归结于自己和弟弟，这对自己打击很大。
随着年龄增长，孙康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读书，在学校也常惹祸，这招致母亲的暴打。孙康自称不想再看到叹气的父亲和蛮横的母亲，更不想读书。他开始不回家。
去年3月，母亲负气出走广州，孙康认为是自己气走了她，而父母的婚姻也已名存实亡。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脱离学校，父亲能见到他，只有在派出所。
孙康回忆，去年10月，父亲从刑警队把他领回。路上，父亲感叹，“我活了40多年，脸都被你丢光了”。
家长们的困境
在未解决其他生活难题之前，这些少年的父母发现，让处于叛逆期的孩子听话，是众多生活难题中最难的一个。
孙康的父亲说，儿子从小便很调皮。经常在学校惹祸。为此，从小学到初二，他为儿子换了5所学校。
在孩子的教育上，孙父看不惯妻子动不动就打孩子，为此夫妻二人常常争吵。儿子渐渐不回家，他发动家人到处找，但儿子见了家人就跑。孙父归因于妻子打得太多，“打皮了，越打越不听话”。
儿子辍学后，夫妻感情也濒于崩溃。雪上加霜的是，儿子已经开始学坏。为此孙父苦口婆心劝儿子，“不读书就算了，只要不学坏”。
他想让儿子学门手艺，但儿子学理发两月后就逃学不干了。经历了几次从派出所领回孙康，孙父已经从崩溃变成近于麻木。连孙康都感觉到，父亲快要放弃他了，“我爸最近跟我说，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涉案少年在临时管教学校的场景。神木市委宣传部供图
严刚妈妈已经不想再给儿子机会，她幻想着有一所严厉管制的学校，能把儿子关进去。
严母否认儿子从骨子里就坏。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说，她曾哭着求儿子不要再偷窃，儿子也跟着哭起来，说一定会改。但仅仅过半小时，儿子就找不见踪影了。过了几天，她又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严母很纳闷，“儿子为什么从小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为此，她和孩子的父亲没少“管教”。一次，严刚偷拿了同学的东西，父亲拿手机充电线狠狠抽打，抽得全身血印；她也曾为此狠揍过儿子，打得“一星期下不了楼梯”。
2013年，严父沾上赌博输光家产，工作停滞后，开始不务正业。不久，严父因盗窃入狱，获刑7年10个月。重大变故之下，严母察觉到年幼儿子的变化，“成绩从九十多分降到个位数”。
成绩降到冰点，严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打，“所有怨气就发在他身上，只要做错了就用暴力”。打到儿子一见她就躲，母子关系越来越远。等到儿子十二岁，干脆成天不回家，她废了好大劲找回儿子，又是一顿打。
直至意识到暴力的副作用，一切为时已晚。儿子年龄渐长，有了反抗能力，严母发现她打不动，也不敢打了。在无数次经历从派出所领人、向受害店主赔偿求情后，绝望的严母曾试图喝农药自杀。最近一年，她改为好言相劝，但毫无作用。
“如果现在给我机会，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回到学校”
法规、家庭暂时宣告无效之后，受害店主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上述店主回忆，他去派出所认人时，一个孩子说，他还有两年可偷。这位店主听了大为吃惊，“真这么一直偷下去，到18岁他能停下来”？
在众多店主反映之后，事件引起了神木官方的重视。一名店主告诉记者，3月19日，神木警方召集部分受害店主召开座谈会，了解他们的诉求，商讨解决办法。
神木市委一位现任领导告诉记者，目前，政府临时改制了一所健康教育管理学校，专门配备了厨师、管理员、医务人员和“一对一”的生活辅导员，负责几个涉案少年的管理教育。
这位领导坦承，类似的管理教育学校在陕西省内都很少，他们也在探索当中。接下来，神木市准备与国内有资质的办学方合作，并申请上级部门审批，办一所正规、全面的管理教育学校。
▲涉案少年在临时管教学校的场景。神木市委宣传部供图
3月23日，神木市委书记杨成林实地查看了神木市未成年人健康教育管理学校，就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
会上他表示，要立即成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未成年人保护的专门机构，迅速出台《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研究落实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构筑起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系统性关心关爱工程。
严刚也在7位被送入管教学校的孩子中。严母告诉记者，3月18日上午，儿子被送入管教学校。“希望他在学校锤炼一段时间，慢慢变好。”
目前，管教学校已经取得了初期效果。神木官方公布学校近况时提到，学校开展了课堂教学、体能锻炼、生活技能、心理疏导等培训，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孩子进行综合教育。
“对我最好的人就是我的爸爸，他上班很辛苦，每次下井回来就像个‘水泥人’一样。”在管教学校中，一位此前屡次盗窃被抓的少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孙康庆幸从去年进过刑警队以后，就没敢再参与盗窃。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离开学校，“如果现在给我机会，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回头，回到学校”。
神木市委一位领导向记者介绍，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但目前相关法规中并未标明接受教育的时限。
该领导提到，目前看来，应当根据相关的未成年人在此类学校中接受教育的效果，从适合其未来长远教育的角度出发，综合判断接受矫治教育的时限。待教育效果达到后，再让其回归正常学校。目前，7位涉案少年在管理教育学校表现良好，表现出了明确的悔过意愿，管理教育取得了初步成效。
这位领导还透露，神木市设立管理教育学校后，在当地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很多有类似问题的家长主动找相关部门了解学校情况。但是，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质，相关部门将严格限定学校的准入机制，将教育对象严格限定为“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在此过程中，再综合考量学校、家长及孩子本人的意愿。
（为保护未成年人，林明、严刚、赵宏、孙康为化名）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