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老实人”梅仲明：疫情中殉职的眼科医生
转入金银潭后，梅仲明的爱人曾和丈夫视频通话，她说，他听，并眨眼表示回应。视频结束后，爱人觉得他“情绪很不好，而且很痛苦。”后来，视频通话的请求不再被医院允许，那成为梅仲明和爱人的最后一面。
梅仲明在做眼科手术。图片来源：长江日报
文|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得知梅仲明感染新冠肺炎后，大学、高中同学群里每天都有人发消息：早日康复、早日归来。直到3月3日上午还有人问：“仲明兄弟你现在好些了吗？”没有回音，其他同学紧跟着说：“梅仲明加油，等你平安回家。”
但当天11点44分起，祈祷和流泪的表情开始在群里刷屏，其间穿插着三两问句：怎么了？真的假的？不是一直在救治还有好转了吗？
几小时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发布公告：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梅仲明同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染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3月3日中午12时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享年57岁。
在医院同事们印象里，梅仲明个子不高、朴实，长相也憨厚老成，大家都叫他“老梅”。他曾是院里的最高学历，也曾一度成为全院最年轻的主任；他的一生，精力大都用在了接诊病人上——从1986年到2020年，他把全部34年职业生涯全放在了那儿。
同学群里的求助信
3月3日10点52分，贺玲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发来的消息：梅主任在抢救中，医院领导已经赶往金银潭医院。祈祷祈祷……
贺玲是中心医院眼科的退休医生，和梅仲明做了近三十年同事，也是梅和妻子的介绍人。从得知梅仲明感染了新冠肺炎后，贺玲便一直关注着这位“像自己兄弟一样”的同事的状况。中午，新的消息跳出来：梅主任刚刚走了。
讣闻中记录：梅仲明同志1962年11月29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1986年7月从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工作。去世时，享年57岁。
早在1月13日，梅仲明便出现了发热症状。他曾对同学讲述：“1月13日开始发37.5度低热，15日开始用抗生素抗病毒、球蛋白，40毫克甲强龙BD等药物治疗。”
贺玲从梅仲明爱人处得知，1月16日星期四，下了专家门诊后，梅仲明去拍了胸部CT，当天下午确诊后，在本院住院隔离治疗。
1月22日起，武汉市内的新冠肺炎感染者由定点医院集中收治，重症患者被转往金银潭医院，轻症患者则转入汉口医院。那一天，梅仲明被转到了汉口医院。
贺玲回忆，到了25日，她和梅仲明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也“被征用”为定点医院。当天凌晨两点多，在汉口医院隔离治疗的中心医院医护人员被转回本院的后湖院区，同一天，“仲明上了无创呼吸机，那个时候他就加重了”，贺玲说，“那之前他还会偶尔回复微信消息，之后便再也没有回复了。”
起初，梅仲明的很多朋友并不知道他“中招”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始终是这样的性格，“不喜欢麻烦别人，不愿意打扰别人”，但后来，老同学们开始注意到他越来越少地在群里发言，很多人在群里@他，却许久得不到回复。
2月8日，同学群里突然出现了梅仲明的求助：“现在我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监护室，上着胃管和尿管，自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了，安静状态呼吸机面罩氧饱和度可达90%以上，但完全不能动，稍微动一下身体，说几句话、护士擦把脸氧饱和度就掉下来，可达70%下，憋气、难受，只有赶紧再戴上面罩呼吸几分钟氧饱和度才能慢慢上来……”他希望得到校友们的帮助，转往金银潭医院接受治疗，求助信的结尾写：“我想不上肺膜我可能顶不住了，拜托各位小伙伴了，打扰了。”
发出求助信后，梅仲明去安慰爱人，轻描淡写：只是找找同学，我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夫人不是搞医的，可能不知道这个的厉害，但当时我就觉得肯定是蛮严重了。”贺玲说。
收到求助信后，贺玲和同事们负责和中心医院的领导取得联系，校友们则通过各种渠道联系金银潭医院的专家团队，8日傍晚，梅仲明从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转往金银潭医院。
转入金银潭后，梅仲明的爱人曾在护士长的建议和帮助下和丈夫视频通话，她说，他听，并眨眼表示回应。视频结束后，梅仲明的爱人和贺玲说，“我觉得他情绪很不好，而且很痛苦。”后来，视频通话的请求不再被医院允许，那成为梅仲明和爱人的最后一面。
那段时间，始终四处探问梅仲明治疗进展的贺玲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们都是医务人员，从那些血象、耐药之类的信息里，能感觉到病情在恶化，后来就不敢问了，真的不敢问了，怕有坏消息。”
3月3日，还是收到了最坏的消息。
“他始终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人”
梅仲明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张双船正准备吃午饭。他是梅仲明的高中同学，几十年的挚友，如今是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任。
当天下午，张双船请了假，在家里呆坐着。有人在同学群里发了一段梅仲明的小视频，起初，张双船一直不敢点开看，又忍不住想看，但看了不到三分之一“就不行了，赶紧去服用了镇定剂和降低心率的药”。直到晚上，一段几十秒的小视频才看完。
在武汉市第十九中学读高中时，梅仲明和张双船是同桌。梅性格内敛，话不多，永远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成绩中上，是班长；张则比较“跳”，爱玩爱闹，凭借天分经常考取班里的第一名。
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男孩，因为都正直、理想主义、喜欢打抱不平，建立起了友谊。
梅仲明和张双船等朋友在一起，右一为梅仲明。受访者供图
时值“文革”末期，梅仲明被中断的学业得以恢复，每个人都像被捏扁的海绵扔进海里，迅速吸收水分，利用仅有的两年时间筹备高考。
高考结束后，班主任把大家召集到学校，通知成绩。梅仲明觉得自己考不上，干脆缺席了；张双船则嘻嘻哈哈地跑去开会。班主任批评他：“你看你，平时这么跳，结果高考考得不好。”
“那算了，反正我也没考上，就去开个修理店，修收音机去。”张双船说。刚转身就被班主任拽了回来，抓着他的手臂：“你跑什么跑，考上了。”
一张窄窄的白色纸条递到张双船手里，高于录取线的分数印在上面。
拿到自己的成绩后，他被班主任指派了任务：给梅仲明送成绩单。
同样的小纸条被递到手里，张双船看到，平日里稳扎稳打但很少名列前茅的梅仲明，在高考中拿下了全校第一名，比自己高出二十几分。
“他永远很用功，很沉稳，我还是很佩服的。”许多年后，张双船回忆，“他始终不是一个机会主义的人，踏踏实实地，更容易获得成功。”
拿着状元的成绩单，张双船去汉寿里的老弄堂找状元本人。江城的盛夏闷热，梅正赤膊躺在竹床上，若有所思，似睡非睡。
张双船跑过去踢他屁股：“你还在家睡觉干吗？不去开会。”
对方嘟囔：“我现在的想法难以名状啊。”
“你考了第一！”张双船说。
梅仲明没有立刻坐起来，睁眼看着同桌：“别开玩笑了。”
直到看了成绩单，他才最终相信，并“慢慢地高兴起来”。
那一年，全班的57人中，只有7人过了录取线，其中4人过了本科线，梅仲明和张双船是幸运的四分之二。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十九中作为重点高中，600余位考生里也仅有47位考上了大学，张双船回忆：“八零年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点几。”
后来，学校把这47名同学组织到一间教室里，统一填报志愿。张双船喜欢无线电和卫星通讯，想报北京邮电大学，但“我爸说他没有钱给我坐火车”，最终报了湖北医学院；梅仲明的成绩可以报清华北大，但最终报了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张双船回忆，当时的47名学生中，只有他们两人选了学医。
读大学后，梅仲明南下广东，张双船则留在武汉，两人依然保持联系。每逢大大小小的节日，张双船便会收到梅仲明的明信片或贺卡，精致，附着三两句手写的祝福：有时是一首诗，有时则是鼓励对方要认真学习、成才、为国家做贡献。
梅仲明在同学聚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张双船回忆，梅仲明天生带着一股英式幽默，他写得一手娟秀的小字，落款从不写全名，只写一个：梅。以至于很多人以为张双船有一位在中山医学院读书的女朋友，“真是把我给害苦了。”他在电话里边笑边说，顿了顿，声音开始哽咽。
眼科医生“老梅”
3月3日下午，年轻人小许看到一位武汉市中心医院护士发布的朋友圈：天不遂人愿。配图是樱花开得正盛。她猜到，可能又有医护人员因为新冠疫情去世了。没想到，随后便在微博上看到了讣告。
照片里的梅仲明弯着眼睛笑，短发，高颧骨，憨厚温和，和小许印象中几年前的梅主任没什么变化，只不过照片是黑白的。
2012年春天，小许作为实习护士在中心医院轮岗，曾有一个多月时间在眼科工作。当时的叫号系统尚未智能化，需要护士人工叫号，小许帮梅仲明叫过两个班。在外面排队的大多是中老年人，“等号的爷爷婆婆闲聊，还有不少人夸他医术高。”
小许说，自己性格比较内向，很少和医生交流，午饭时间一个人出去吃。一次出门时，正好撞见梅仲明进门，小许打过招呼准备走，被梅仲明叫了回来：“出去吃什么呀，又不卫生，这里有，你吃我的。”边说边把自己的盒饭往她手里递。
“那是整个实习期间唯一一位对我说这话的医生。”小许回忆。
梅仲明和同事。受访者供图
1986年，梅仲明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毕业，成为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在当时，中山医学院是大家心中“南方的最高学府”，尚未出现本硕博划分的年代，6年制意味着是更有含金量的学历。贺玲回忆，那时梅仲明是院里的最高学历。
到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袭来，“打破铁饭碗”成为时代新词，潮水中的年轻人开始面临更多选择。
张双船打算从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任职。世纪之交的深圳，希望、财富、机遇，都在急剧萌生。张双船在武汉时每月的工资是700多元，但到深圳，这一数字增长到5000元至10000元。那几年，他不断邀请梅仲明南下，对方始终婉言谢绝。
贺玲回忆，当时抛向梅仲明的橄榄枝不止于此。有公立医院邀请他加入，承诺给他主任头衔，被梅仲明拒绝了；再后来，有民营医院找到他，“起码可以当副院长”，依然被拒绝。
大家猜测，或许他原本就没有对名利的热望，只想把临床工作做好；或许因为他在中心医院附近出生、长大，舍不得离开这里，舍不得离开武汉；抑或是舍不得自己的科室、舍不得自己的病人……不一而足。很少有人听梅仲明说起其中的缘由，但总之，从1986到2020年，他把全部34年职业生涯全放在了这儿。
在中心医院，梅仲明一度成为全院最年轻的主任，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始终是副主任。“他特别老实、耿直，不然凭借他的学历和技术，肯定能‘混’得更好。”朋友们回忆，他倒很少抱怨这些，精力全都用在一拨一拨地接诊病人上，并定期到新洲区为农村病人义诊。
贺玲记得，梅仲明语感很好，爱唱粤语歌，还会说武汉各地方言。出诊时，病人是黄陂的，他就说黄陂话；病人是新洲的，他就说新洲话。总有病人以为遇到了老乡。
最早，梅仲明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做手术时随身带着一个小音箱，给患者放音乐缓解紧张。后来，这个举措被医院推广，手术室有了音乐播放系统，梅仲明的小音箱才最终“下岗”。
九十年代末，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在国内起步，梅仲明率先学习和接触这一新的技术和领域，后来，这成为他的主要治疗方向。
贺玲介绍：“当时整个湖北省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只有个位数。”而梅仲明是其中之一，也是中心医院首位完成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唯一能做准分子术的医生，还是“香港健康快车”白内障复明手术武汉站的主要手术者之一，曾荣获武汉市政府“光明特使”称号。
贺玲回忆，在那时的公立医院中，技术封锁和拿回扣的风气盛行。有科室甚至明文规定某些手术只有副高以上职称方可开展，年轻医生根本得不到学习的机会，但梅仲明坚持带年轻人上手术台，作为助手提供指导，如今，他带出的一位学生已经在另一个院区能够独当一面了。“而且，他当主任的时候，我们的病人能服药的基本都不打吊针的，在很多地方是要打吊针的，你也知道是为什么。”贺玲说。
梅仲明参加学术交流。受访者供图
在同事们印象里，梅仲明个子不高、朴实，长相也憨厚老成，平日里经常披件旧夹克，行色匆匆地往返于家和医院的两点一线。大家都叫他“老梅”，科里的年轻医生甚至不相信他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城里人”。
有一次，因为被病人夸了句“好年轻”，老梅高兴好半天，兴高采烈地往办公室走，逢人就讲，见到贺玲之后又炫耀一番。
贺玲打趣：“一定是个白内障婆婆。”老梅气得哭笑不得。
梅仲明去世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发布的公告中写道：从医30余年，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患者耐心细致，为学科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琴台下无明亮”
梅仲明去世后，许多老朋友把微信头像换成了黑色丝带。通过微信，张双船给梅仲明的家人发去帛金，是个叠数，寓意“来世循环”，“希望仲明来世继续做名医”。
许多网友在微博上为梅仲明点燃蜡烛，也有人替自己的父母、公婆表达悼念——梅仲明的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
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也发布了悼文：他既不是劳模，也没有医师奖，没那么大的光环笼罩。恰恰他，最能代表中心医院那批朴实的老职工，正是他们，默默地为医院付出了一辈子，尽管走出医院都是一不打眼的普通人，但恰恰都是中心医院不可或缺的某个人。
后来，同学成立了治丧委员会，计划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为梅仲明举办追悼会。到如今，他们也不知道他何时被何人传染了新冠肺炎。
1月8日，医院眼科同事曾接诊了一位女性眼疾患者，该患者第二天出现发热症状，CT结果显示“双肺磨玻璃样病变”，属于病毒性肺炎。
同事和同学们猜测，梅仲明或许也是被这位病人传染。1月12日，接诊同事入院治疗，几乎同一时间，梅仲明出现发热症状。
随后出现症状的还有甲状腺乳腺外科医生江学庆，他的病程发展速度更快，在梅仲明去世的两天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发布了同样的蜡烛照片，公告中写：江学庆同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不幸染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0年3月1日凌晨5点32分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去世，享年55岁。
早在2月17日，有媒体的报道称：据统计，武汉市中心医院截至1周多前达到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的职工已达230多人，其中130人住院，100多人居家隔离。
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护人员匿名透露，院里很多同事是在1月初开始做防护，戴N95口罩，“但是有医生当时戴口罩还被院里面一些领导批评，说搞得嚇死人（武汉话，意为吓死人）。”
有朋友回忆，1月5日几位友人聚在一起吃饭时，梅仲明还曾提起海鲜市场，并叮嘱大家注意防护。
“我们都没怎么放在心上，那时候根本没人想到疫情会发展成这样，更没有想到灾难会落到老梅头上。”朋友们说。
黄丹平是梅仲明在中山医学院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了中山市人民医院。学生时代，黄丹平住在梅仲明的隔壁宿舍，两人同班，经常在“啃”大部头医学专著时抽出时间聊聊文学和历史，联系维持至今。
天命之年，事业和家庭都进入平稳期，男人们开始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老朋友隔段时间会组织聚餐、打麻将或是旅行，梅仲明常常扮演迟到者。
他们曾一起去南澳顺木看海，去安徽赏秋色，后来又相约到南宁看瀑布，结果，除了梅仲明所有人都到齐了，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为了看完最后一个病人，错过了航班。
黄丹平记得，当时梅仲明说：“以后再聚。”
梅仲明在同学聚会上。受访者供图
梅仲明去世当天，黄丹平喝掉小半瓶白酒才勉强入睡，从医近30年，生离死别看了太多，但这次还是崩溃了。“这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确实很难很难接受。”黄丹平说，“平时觉得他就是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但现在一想到这个人没有了……”
最近几天，大家一直念叨，要是他当初没有考上中山医学院就好了，要是成绩差些分不到眼科就好了，要是当初和张双船一起去深圳就好了……
梅仲明和这些旧友，多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青年们从文学热潮中一路走过来，时代的印记很难消退。同学们回忆，他喜欢读诗，偶尔也会提笔来写，大家传阅手抄的诗集，谈论文学和历史，北岛等诗人是一代人共同的文学偶像，诗歌则是共同的青春记忆。
梅仲明去世后，一张摄于武汉市中心医院，他的诊室门外的照片被许多网友转发，绿色门牌上写着：主任梅仲明，医师李文亮。如今，一“明”一“亮”两位眼科医生，均在疫情中感染并去世。
有人用写诗的形式悼念他：古琴台下无明亮，吹哨人前后死生。此后仲春何敢听，梅花落尽子规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