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方方：劳动者没有想象中的恐慌感，他们的从容能传递给我
来源：工人日报
她是一位著名作家，曾在湖北省作协主席的位置上因为敢于直言备受社会关注。
她是一个记录者，在武汉“封城”的日子里，她放弃文学创作在网络上发布“武汉日记”，再一次引起大众关注。
她是武汉的一个普通市民，在“武汉日记”中，她记录下自己生活的点滴，亦记录下自己对疫情的些许思考。
她是方方。
毋庸讳言，方方的“武汉日记”已成为无数网友围观、审视武汉这座城市的一面镜子。通过“日记”，他们与方方、与武汉悲欢与共。
回望一个多月来的“日记”，方方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她在怎样的状态下写出那样的文字让无数网友同频共振？她和她的城市，现状又如何？
工人日报记者对方方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觉得文学或新闻报道，在此次抗疫中起了什么作用？
方方：新闻报道的力量在这样的大事件中，当然是主角，他们的时事追踪、现场报道、即时发布，这些都太重要了。而文学在灾难面前其实挺无力的。我的日记，只是我的日常记录而已，它不是小说。而记录下来就很重要。
记者：疫情期间您有过恐惧吗？
方方：我基本没有恐惧，但我是有过一点紧张，就是我女儿从日本回来。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是肺部问题。但是否是新冠肺炎，那时没有确诊。而我女儿去日本前跟她父亲一起吃过饭。这样，我女儿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她在日本期间，也有感冒症状。我去机场接她那天是1月22日夜晚。晚上的马路空荡无人，夜又很深，飞机还晚点。我们俩在车上都戴着口罩，我们决定让她自己先回自己家里隔离一周再说。因为女儿存在不确定性，让我很担心她被感染到。我备了一些药给她，每天都叮嘱她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过年，我们都是各人过各人的，根本没有团聚。那天应该是我最紧张的。好在后来，我女儿没事。但自她从日本回来后，也一直没能回到我这边来。
记者：您的日记记录了多大半径内的生活情况？
方方：那就看你怎么来理解网络了。网络能跑多远，我就能到多远。难道这个必须自己骑着单车，到处找人吗？这都什么时代了？
记者：日记里有一些听说的，或来自网上的内容，能保证真实性吗？
方方：当然有些来自网上，比方官方的内容和疫情实时报道，这都来自网上呀。湖北电影制片厂常凯的绝命书，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有些东西，是否真实，是需要自己判断的。每个人的判断力不同，得出的结论会不一样。我的真实性基本都能保证，除了我的邻居、同学、同事亲口讲述的，我大多都会去找人核实一下。有一个地方，是需要我道歉的，就是王广发医生是第二批来汉的专家，我写成了第一批，这个是不对的。我也准备找个机会道个歉。但无论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可防可控”是他说出来的，我认为他应该对武汉人有愧疚有歉意。这个要求不过分。还有雷神山医院的屋顶被风吹走几片，我写成了火神山，也是错误。但不是大错，我的核心内容没有错误。
记者：您日记中的只言片语，反映了多大程度上真实的武汉？
方方：我认为是很真实的，其实我写的更多的是我的感受。而武汉初期的现实情况，比我记录的要严重得多。因为怕引起恐慌，我尽量是用安慰的方式，但有时，不得不表达出自己的悲愤。
记者：这段时间您最多的是哪种情绪？
方方：最开始肯定是相当愤怒的。这愤怒不是我一个人，几乎每个人都很愤怒。因为我们最初听说的是“人不传人，可防可控”，才导致大家松懈下来，很多人都是在这个期间被感染的。愤怒之后，即是紧张，紧张之后便是悲愤。到了现在，就是郁闷了。只能等待通知什么时候可以出门。所有的情绪，都是随着疫情变化而变化的。
记者：一个多月来，最让您心痛的事件或时间点是哪个？
方方：最悲愤的时间的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而最锥心的是看到湖北电影制片厂常凯的绝命书，每看一次心里都非常刺痛。他那样克制，但一家人的命运却那么悲凉。还有我同学的去世，也是让我相当难过的，眼前经常会浮现出她以前的样子，毕竟我与她同桌了好几年。很多熟人或熟人的亲戚去世，都会很难过。因为死亡距我的距离太近了。
记者：日记大多在什么状态下完成？写的时候心情怎样？
方方：所有的心情，都是随着疫情变化而变化的。在疫情最初发生扩散的那些天里，我的心情也非常低落。很多人在呼救，但没办法帮上忙，整天都是那种无助感、悲怆感。但写的时候，却必须理智，因为不能加剧老百姓的恐慌和害怕。我一直说，在抗疫这件事上，我绝对配合政府所有的指令，与政府站在一起。
记者：您认识的医生朋友，一个多月来处在什么状态？
方方：医生朋友不是一个，至少是三个沟通得比较多一些。他们也都在工作。我因为不了解医院的情况，必须有专业人士来告诉我，所以，我就经常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经常主动把一些情况告诉我。
记者：在武汉有您认识的得新冠肺炎的人吗？有过交流吗？
方方：当然有，当然交流过。直接通电话和微信交流，都有过。我同学、我同事、我家人中都有病人，网络发达，我们可以选择最方便的交流方式进行即时交流。我也给他们帮过忙。我同学先前一直在医院，现在已经出院，进入酒店隔离了。
记者：武汉抗疫，您觉得经历了几个阶段？
方方：我想，武汉人经历过最初的六神无主的恐慌阶段，到正月初一结束，因为这时候，全国关注了，而且也有医疗队奔赴武汉，武汉人心稍微定了下来。但接下来则是第二阶段，即当初感染的病人都开始发作，但是医院却没有床位。寒冬腊月，到处都是奔走的病人，这让人太难过了。这个阶段到方舱医院的建成，才开始缓解。第三个阶段便是现在，遥遥无期的等待，虽然不再恐慌，也没有了残酷，但却很郁闷。
记者：您在日记里提到：很钦佩劳动人民，有时跟他们对上几句话，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实。这几句话是有感而发吗？
方方：这是真的，在1月22日前后的几天，大家都六神无主。而我自己回头检索自己在那些天是否可能被感染，因为我在元月中上旬曾三次去了医院。1月18日，我开始戴口罩。春节前，我出去买狗粮和口罩，大街上空空荡荡的，只有环卫工人在扫马路，而且他们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里扫地，那时还下着雨。在武汉这种特定背景下，你怎么可能不感动？我去超市买东西、去药店买药和口罩，也跟店主们交流，他们没有想象中的恐慌感，总是很从容。这种感受，是可以传递给我的。
记者：您给武汉人此次的表现打多少分？
方方：我不做这种幼稚的事。但在这次疫情中，无论用怎样美好的词汇来形容武汉人都不过分。
记者：如何看待日记在网上引起的一些风波？
方方：这不就是批我小说的那帮人吗？没有我的日记，他们也会找点别的来批。这些人我根本不介意，我知道根子在哪里。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批评文章是什么样的水准，是什么样的逻辑。他们是因为我这个人而批，而不是我的日记。我写别的，他们也一样。
记者：日记会写到抗疫结束吗？会否结集出版？
方方：我会坚持到封城结束。书的事，已经有出版社来联系了，我会有我的想法。届时再说吧。
这是一段特殊的岁月，于武汉是，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
方方的“武汉日记”，也许不能尽窥特殊时期里一座城市的全部，但它至少是一个切面，让我们得以知晓，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一些细节。
疫情仍在继续，而我们祈祷，记录下疫情的“武汉日记”，能尽早结束。
记者张翀贺少成
